石牌大捷的背后（15）

石牌大捷的背后（15）

十五、壮丁与空额

国粉当然是全盘否定抗战期间出现过“抓壮丁”这样的史实的，更有一些人直接宣称：《抓壮丁》“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盖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其实只要稍稍多看看历史资料，多读读民国档案，就可以知道当年抓壮丁的真相的。

那个曾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抗战后期出任红十字会会长，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的蒋梦麟回忆说：“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蒋梦麟写道：“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他在1941年7月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中指出：“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也表示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其实，逃兵无处不在。何应钦对壮丁的征收与部队补充兵员之间巨大的差异的责问很正常，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逃兵太多。据说巴东县政府曾专派一自卫队，专门负责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来的逃兵，最多时每天要抓几十个人，算来一个月即可抓数百名之多。这样，县政府即可在本县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时间反而又最快。(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鲁鋆在1985年写的那篇《宜昌的监犯调服兵役》一文中更是说出一桩很奇葩的奇闻。国民政府在壮丁难以满足前方部队补充兵员的情况下，下令各省将监狱已判刑的刑期在十年以下、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身体健康者皆可调服兵役。于是，当时担任宜昌县国民兵团第一中队队副的他就和一帮人在1937年11月初来到设在宜昌桃花岭的湖北第三监狱从300多犯人中挑选了200名。“为了防止这些人途中暴动，采取两路纵队，用麻绳分别将并列的两人一人套扣左肘和一人套扣右肘联结起来，同时用长麻绳自前至后联结，负责接领的各班长分别在队列的左右侧各相聚十余步，持枪警戒随行，杨队长前后巡视以防意外。”

按照鲁鋆的回忆，犯人被押回了位于沙河的驻地，不仅发给了棉被、衣裤、鞋袜等用品，“每月还按当时政府对待新兵粮饷的规定给予饷金。”可是在两个多月的新兵训练中，还是陆续逃跑了20多人，1940年1月中旬，驻湖南的57师派了一个副营长和20多名官兵前来接收，鲁鋆曾提醒过他们，这批兵员来自于监狱，途中要注意。那个副营长笑着回答：“铁打营盘流水兵，逃跑是免不了的。”他在文章中回忆：“谁知我们白天把这些人交给了部队，当晚就逃跑了四十余人，结果部队只接到这批特殊的新兵一百三十多人带往湖南前线去了。”

同时，国军普遍还存在一个司空见惯但谁也不会说破的“层层吃缺”的贪污现象，就是各级长官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据时为国军75军补充第二团团长的戴齐平在《宜昌反攻与当阳受降的片段回忆》写道：“1941年冬，我所在的补充二团，全团八百多名新兵，按军部分配名额，完全补充到各师去了，剩下有官无兵的空架子，驻宜昌县秀水坪。”某日，他被军长施伯衡的电话到了马良冲的军部，告诉他，“军部补你们团两百名新兵，要办的手续，找军需处裘处长联系。”结果是拿到一本新兵花名册，说明是补空额：“我计算了一下，士兵每人每月口粮四十五斤（笔者注：十六两制），伙食给饷七元五角，每到月底，两百名空额的九千斤粮食，一千五百块钱，就装进了军长的衣包。”

这样的部队能凝聚战斗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