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是个啥滋味

读《1978 告别饥饿》这本书纯属偶然，在翻看著名作家莫伸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时，书中提到了这本书名，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本书。自己虽然出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也许当时太小的缘故，也可能是关中西府生活相对好些吧，印象中却从没挨过饿。唯一只记得1991年秋去外地上学时第一学期还需要用粮票在学生灶上买馒头和面条，而到第二学期时买这些吃的已经不再用粮票了。断断续续听过长辈们零零碎碎地说起过当年他们忍饥挨饿的日子，因为自己没亲身经历过，因此对饥饿的滋味也就没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当看到这本书名时，不知是出于对农村深深的情结使然，还是作为农民后代或是出于自身工作的原因，心中总想对那个年代一探究竟，就亟不可待的网购了这本书。

《1978 告别饥饿》写的是在1980年春新华社四位记者深入山西吕梁、陕北、甘肃、宁夏农村，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进行的随笔采访的整理书稿，真实的记录了当年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农村社会全景式的现实情况，书中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立体地反映了当年农民依然一贫如洗的凄苦状况，还原了当年的历史。

序言描述了这本书产生的曲折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迫切需要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1980年三月，新华社派出总社、陕西、甘肃、宁夏分社的四位高级记者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农村贫穷饥饿的真相，为中央最高层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彼时，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刚刚写了一份内参，题目是《延安调查》，这份内参用耳闻目睹的事实把陕北老区人民合作化以来历经坎坷，在十年“文革”结束后，至今还过着饥寒交迫穷日子的真实情况第一次揭示出来，其情况之凄惨，曾经引起党中央和北京全国“老延安”们的强烈震惊和深切关注。临出发前，总社领导穆青对四位记者说，他看了冯森龄写的内参，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真没想到革命胜利几十年了，对中国革命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延安人民至今还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希望四位记者以《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两部中外名著为榜样，将中国农村真实的状况写出来，延安到底怎么样？陕北到底怎么样?整个西北黄土高原到底怎么样？为此，四位作者从1980年3月到9月，深入到被饥饿的阴霾笼罩、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的西北地区，马不停蹄地跨越晋北、陕北、宁夏的西海固、甘肃的平凉和定西等四省区的广袤土地，将所见所闻写成内参上报中央。18年后，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四位记者将当年所写的文章汇集起来，组成了一部完整的书稿，并为这本书起了一个非常贴切也非常质朴的名字——《1978 告别饥饿》。

在书中，作者记录了去拜访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安塞县王家湾公社王家湾行政村高文秀的情况：午后一点我们去时，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但是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高老汉干瘦如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炕上还算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其余也就一无所有了。一个入党45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老汉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陪同记者的公社副书记老雷说：“最困难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几年，一口人一百来斤口粮，不到过年早就光了。靠糠和谷壳、麸子对付到开春。苦菜刚一露头，就挖来吃了。苜蓿吃光了，就只得打树叶充饥，槐树花叶、枸杞叶、臭椿叶子都摘来煮着吃。有的社员实在饿得不行了，只好去偷队上种的荞麦叶子吃。

书中写到：我们去过黄河边的一个大队。1979年年终，这个队没分配给社员一分钱，只是买了几斤水果糖，一人分了几颗，就算年终分配了。”我们在平凉地区看了几个县，到通渭县、庄浪县看了几个村，那一幕幕“一贫如洗”的情景，那一个个“二十岁的姑娘未见过做馒头”之类的传说，绝非虚构的故事。作者写到：再看看陇西县，因为缺少耕牛，去春竟有三千七百架人拉梨，拉梨的农民痛苦的说，我们这些大活人还不如一头老叫驴，老叫驴一年都有二三百斤粮，我们出的牛马力，只能吃一百多斤，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记者写到：在会宁，我们不加选择随意访问了一些农户。在一户农家，有门框而无门扇，以麦草拥门挡风。我们移麦草而入，见屋内仅有一破筐、一灶台、一土炕。土炕上一张炕席破的不像样子，席上坐着的女主人蓬头垢面、衣裳褴褛，身边四个孩子全都赤裸裸地簇拥着一床破棉被御寒，嗷嗷待哺。女主人说：“男人讨吃去了。原本是有门的，因打救济粮还得交点现钱，就把门扇抬到集市上换了点钱去打粮。随后我们便很快了解到，为减少农民对救济粮的过分依赖，发救济粮时农民要象征性的交点钱。哪知不少人家穷的竟连象征性的钱也拿不出，只好揭瓦卸门变卖些家什换钱奏数。又走进一户农家，只见女主人正躺在炕上呻吟打滚，面色憔悴，力不自身，三个孩子坐在地上啼哭不止。经问话，丈夫出去讨饭了，她自己本来有胃病，刚才吃了点糜糠又剧烈的疼痛起来了，我们好心的劝她去看看病，她苦笑了一下说，连饭都没啥吃的人家，还看什么病。我们一连走访了十多户人家，十户有八户人家都有人外出讨要，以接济家人口粮不足。在这里，贫困早已不是缺吃少穿的概念，而是吃穿二字常常匮乏到难以活命的地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作者写到：我们到了甘肃通渭县的陇阳公社，公社王书记是本地土改翻身的农村积极分子中提拔起来的老干部。他说：三年困难时期，人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进来时看见蹲在公社外边晒太阳的人，他们中就有一些是吃过人肉的。说到自己，他伤感得很，说：困难时期我正领着民工在二百里外的工地上干活，工地有规定，不能回家。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村里来人悄悄告诉我，你家里人不行了。我马上买了三十斤莜面往回赶，进了房，只见我妈和一个弟弟躺在炕上，骨瘦如柴，两双眼睛登着我，都不能讲话、不能动弹了。我马上伸手把房檐的椽子扳下来生火熬莜面糊糊，一口一口把我妈和弟弟喂活过来。我这才知道，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了五口人。

莫伸在《一号文件》中也曾写到：2012年春为写《一号文件》，又去当年作为知青插队的宝鸡县天王公社十二盘生产大队做调研，和当年的房东大娘拉家常，大娘说她1960年从甘肃甘谷来到关中西府。她说：全家30多口人，饿死了14个。她大伯家也是30多口人，饿死了20个！她说二哥的娃娃一个6岁，一个4岁。六0年割麦后我回了甘谷，听我二嫂说，二月里国家给了点粮食，面粉放在家里，生产队叫去干活，中午不得回来，两个娃娃一看有面，饿得就抓面粉吃，结果被干面粉活活撑死了。

这本书从下午拿到手到看完已是深夜了，读罢此书，心潮起伏，直击胸膛，掩卷深思，转战难眠，政策失误，经济窒息，我们的父老乡亲曾经承受过多么巨大的民族灾难。总觉得该做些什么，可又不知能做些什么，只能用手中的笔把书中的一些原话抄录下来，只是希望生活在当下的我们不要健忘那段苦难深重的日子——黄土高原上人们曾经怎样地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