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苏东坡四》几时归去，做个闲人
北宋自建立以来，太祖皇帝吸取前朝败亡之鉴，为了加强自己的中央集权统治，以“杯酒释兵权”等计策收兵、权等权利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依文治国是北宋政治的根基和血液，也因此，北宋的文化产业异常繁荣，人才济济。但任何偏向一种极端的治世理念最终会引发很多弊病，北宋王朝自然也不例外，历经百余年，至宋神宗时期，已经积弊颇深，如再不进行改革，朝局势必会动荡不堪。
庆历新政是仁宗皇帝在位时想要励精图治革新朝政的一次改革，但最终迫于压力而终结，彼时的苏轼还是正在读书的孩子，彼时推动这场改革的领袖是当时在文坛和政坛享有盛誉的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而他们的名字一直镌刻在苏轼的脑海里，成为他为官路上的启明星。
二十余年后，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文正公已然仙逝，欧阳公也已经辞官在家蛰居颍州。这天，苏轼正在家中和弟弟子由读书，忽听闻英宗皇帝赵曙驾崩的消息，宋神宗即位！此时，距离他们父亲苏洵的守丧期已经快二十七个月了！很快，他们就可以举家迁往京城汴京，向着仁宗皇帝所说的那个太平宰相的位置出发。苏轼没有想到这一去，眉山从此以后就只能是他诗词中的那个故乡了。
神宗皇帝同他叔祖父一样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热血青年，他一心想要革除弊政，中兴大宋，年纪轻轻的他渴望能有一番作为，于是，他大胆启用性格怪癖的的王安石为相，企图通过王安石的政治才能和经验进行改革。
神宗皇帝之所以任用王安石为相，发动政改，是因为王安石在治理州府时，的确有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并且通过对旧制度的解读，能够发现问题并进行深层次符合国情和顺应民心的改革。
纵观中国历代王朝一直到现代的改革开放，改革最根本的是对土地的改革，或者说最开始的一定是对土地的改革，因为土地乃国家之本，人民之基。因此说白了，改革就是对民心的维护。国者，无民不立，无王不兴，王本就是民献给国的祭品，领受民之膏恤，是为以王之牺牲换取国之昌盛，这是对国与民最好的阐释。改革也必然要以民为主导才能成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王安石这个人呢，治国有术，用人无疑，再加上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率性很随性的那么个看起来和书生搭不着边的那么个人，为人爽直没有城府。他是个可以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事的人，但让他领导手下一群人跟着他改革，却显得有点应付不过来。
说实话，苏轼在政治方面的才能的确不及王安石有着那么深刻的理解，但苏轼也曾当官父母官，他也能体会到百姓最需要变革的是什么，最需要减轻的负担是什么。西北干旱，在凤翔任职那两年多时间里，他常以民之疾苦上报朝廷，期望朝廷能在赋税等各方面政策上给予宽松对待的方式，同时他本人也通过一些政治手段来减轻当地百姓的生活压力。但这终究只能缓解一时之痛，毕竟，百年来积累的弊病不是靠一朝一夕一项制度的变革就能够去除的，要想彻底的达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的，就必须进行自上而下动大刀的改革。
苏轼丁忧期满之后回到朝廷，神宗皇帝甚是高兴，以苏轼经天纬地之才，配合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势必会成效显著。也的确，苏轼内心十分欣赏神宗皇帝的雄心壮志，并且起初也是赞成王安石变法的，但当他逐渐了解到变法的一些政策和实际执行情况之后，他开始觉得变法的过程错了，力度太重，强度太大，速度太快，以现在国家的实际情况来讲，这样的变革只会让国家更加内忧外患，这实际与变法的本质偏离了。
他开始站到反对变法的行列中，并上书神宗皇帝陈述变法的种种利弊及实施过程中的种种怨言，神宗皇帝有心重用苏轼，但对他反对变法的力谏却不能接受，只得置之不理。
同时，王安石执拗没有城府的性格特点也被想通过变法而让自己上位的人所利用，他们开始在私底下肆意攻击反变法的人，他们深知神宗皇帝并不待见那群大臣，常常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来打压异己。起初，他们只是使一些小手段，小心思，借此来警告反对变法的人，王安石看在眼里，但为了变法大业，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可坏事只有零件和无数件，没有一件两件，因此，那些小人便愈加放肆，他们开始攻击那些对变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大臣。
苏轼才华横溢，政治思维也十分敏锐，同时又是前朝皇帝口中的太平宰相，日后定是官运亨通，前途不可限量。人越是站得高，就越容易遭小人记恨，苏轼就成了他们最直接的攻击目标，各种谗言，各种手段，硬是逼着苏轼眼看朝廷无望，只能一纸文书自请外放，神宗皇帝对此虽然有惋惜和不舍，却只能签字放行，毕竟，变法才是他的第一要务。
苏轼离开后的朝廷，并没有因此而安宁，反对变法的声音虽然低了不少，但并未绝迹。但百姓的怨言却使越来越大，在变法实施过程中，基层官员为了谋求利益和向朝廷邀功请赏借此来表明自己是拥护皇帝支持变法的，所以，他们不管百姓的切身利益，对政策进行扭曲，不考虑实际情况，只是一味执行，多地百姓不堪重负，一时民怨四起。枪打出头鸟，迫于压力，神宗皇帝只得罢免王安石，另用他人。
但不能因此否认王安石的变法就是错误的，改革没有对错，只有成败，变法在某些政策的变革方面是对百姓的利益有一点改善的，使他们能够减轻负担，只是由于变法执行过程中的徇私舞弊才导致变法最终走向失败。
在兜兜转转经历了数年宦海生涯起伏的苏轼重新回到朝廷后，此时，朝堂又是新局面，神宗皇帝留下未完成之基业便撒手驾崩了，年仅九岁的宋哲宗即位，高太后持秉朝政。高太后作为亲历熙宁变法的人，她看到更多的则是变法不好的一面，变法派对反变法派大肆打压，不顾纲领，同时作为神宗离崩前的顾命大臣——苏轼，必须让他重回朝廷，赋予高官，发挥他的政治才能。
正所谓一朝皇帝一朝臣，苏轼重回朝廷，昔日好友司马光作为宰相治理朝政，作为反变法的领袖人物，司马光则对以前的所有变革政策全盘否定，不假思索，行事作风更加执拗，同样也对变法派大肆打压，纷纷将他们排挤出朝廷。对于苏轼的谏言，一概不听，气的苏东坡直呼他“司马牛，司马牛”。
如此，苏轼便既不为变法派所容纳，又不为反变法派所接受，处境孤立无援，可毕竟他是经历过黄州近五年的贬谪生涯的，因此他已经没有那份心思再去寻求派别安身了。只要他的弟弟，他身边的朋友支持他，他就安心了。
司马光没当几年宰相便驾鹤西去了，可是，朝廷并没有因此而安宁。衍生而来的便是三党之争，愈演愈烈，以苏轼苏辙兄弟为首的蜀党和以程颐程颢兄弟为首的洛党以及以刘挚王岩叟为首的朔党之间。党争玩儿好了，对朝廷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党派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竞争，对于皇帝来说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和管理。可是玩儿不好，那就是百害无一利，只会耗尽朝廷人力、财力等资源，从而容易导致国家内部混乱，国力日渐下滑。
天命之年的苏轼在经历黄州五年的贬谪生涯后早已经看透一切名利，他不愿再在朝廷为官，整天看着他们尔虞我诈，不做实事。于是，他又自请外放，到杭州做一名父母官，为百姓谋福利的过程中，还进行大量文学创作，游山玩水，很是潇洒。
一日，夜寂寂，他独自一人踱步在庭院中，想着自己这些年的遭遇和感悟，执笔写下一首：
《行香子•抒怀》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文字更是信手拈来，不加修饰，却又那般自然纯朴，感情真挚，这才是晚年苏轼创作生涯炉火纯青的时期。
此后，朝廷局势几经变化，苏轼更是从定州一路南下至海南儋州，度过了七年的流放生涯，于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年遇朝廷大赦，北归于常州，他始终都没能真真正正认认真真的做一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