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树华：硝烟的另一端记忆

文/梁树华

一

有一次回家与父亲闲聊，父亲说有一位表伯父去世了。表伯父生前经常到山上挖草药贴补家用，大概因为年龄大且劳累所致，为此不幸病故。

表伯父是孤儿。他的父亲在民国时曾两次参加军队，第一次是替村里的有钱人去参军，后来当了逃兵，又回来了。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兵役制度到了后面变了味，往往是用摊派人头的方式征兵，家境殷实些的人家，出钱让别人顶替去当兵。侥幸逃回来过了不久，他父亲又被征去参军，这一次，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开放老兵回乡探亲，乡中曾有不少国民党老兵回来，表伯父也曾梦想他的父亲从海峡那头，回来与家人团聚。盼望了几年，最后只归于一声叹息。

没了父亲的表伯父只好投奔他的舅舅——我爷爷，那样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年代，当然不能像今天的孩子那般舒适，山上山下，村里村外，都遍布着他放牛割草的足迹。有一年，他来我们家做客，他还对我们村的山名熟稔如昨，尽管那时他已暮年，距离那段时光已超过一甲子的年头。

爷爷去世时，表伯父长跪灵前，像孩子一般痛哭不止。守护他童年的这个舅舅，在他的心里，俨然是一名父亲。(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表伯父其时经济很拮据，但他买了一挂很大的鞭炮，并拿出30元钱，要我父亲务必收下：“老表，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算是我为舅舅尽孝。”

客家人有亲人故去，亲戚出钱治丧的，一般仅限女儿女婿，父亲知道，对于孤儿的表伯父，爷爷在他内心的地位。跪在爷爷灵前的表伯父，尽管年逾花甲，但他在爷爷面前，大概始终是个孩子，那一刻，他孤苦的童年成长经历，和着对舅舅的抚养之恩，也许正快速回放、撕扯、纠缠，最后变成沙哑、沉重、难抑的凝噎抽泣。

二

沿着梌木岭村的村大门往前走，脚下是一条宽两米多的石阶路，石阶路高低错落，路中间的部分大都表面光滑细腻，有的地方还被路人走出了低凹。遇着春天湿润的回南天，这些被鞋脚打磨光滑的石板，上面印着潮湿的水印。

穿过第一道大门再走不到50米，就是梌木岭村的第二道大门，站在这座大门前，可以往内看见一座古祠堂，大门的右侧，还是一条大石阶路向前延伸，这一段路，村人叫园坑背。从建村历史及石板的光滑度推测，这条石阶路起码不下两百年历史。

“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曾有中央军从园坑背的大石阶路经过。”村里老人说，中央军从村里开过时，步履铿锵整齐，个个挎着枪透出逼人的英气。起初，村人见大部队进村，纷纷吓得闩门闭户不敢出来。后来发现部队并不打人抢东西，于是纷纷出来看热闹。

粤北虽穷乡僻壤，但也有小股日寇出没。那时乡绅组织村民成立抗日自卫队，还建有炮楼，有不少枪支火力自卫，小股日寇大概不大敢轻易进村抢掠。

但有一位族人还是倒在了日寇的枪下。那一天，那位族人匿身于村后头的一棵大树后，结果被鬼子发现了，冷不防一声枪响，不幸中弹身亡了。至于那位族人是否为自卫队成员，现在无法查究。据我所知，他是村里唯一死于日寇枪下的民众。

三

我姑丈是我们附近的石溪坳人，他说，在他们村后面的大岭山，中央军和鬼子曾打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仗打了几天几夜，枪声像连续不断密集燃放的响鞭炮，日本人据说吃了大亏，死了很多人，但中央军损失也不少，部队撤退时，看见很多伤兵，村人还有自发去劳军的。

前几年，去那里放牛割草的人，都还能见着锈残的子弹壳和人骷髅。只是这么多年后，萋萋荒草下，人们早分不清那些骷髅，哪些是中央军的了。

“如果不是某些政治原因，那里肯定要立纪念碑的。”越战期间当过兵的姑丈说这话时，语带几分遗憾的口气。

四

在秀丽的武江河罗家渡河段的老泷口西岸，有一座始建于汉朝的古庙——韩泷祠（后被大水冲毁，乐昌峡电站建立后，在原址上方再建新庙）。韩泷祠历史悠久，但自我记事起，却只知它是我们梁氏述坚公名下的公产，祠内的庙祝，大都由村里的鳏夫充任。一年之中，正月是香火最旺盛的时节，不仅远近乡人到此烧香求签，乐昌、韶关、甚至广州的信众，也搭乘河对岸的粤汉铁路北上求签许愿（京广铁路通车后，则改乘京广线）。

粤汉铁路没有开通前，武江河一直是南下北上的水路交通要道。唐代韩愈被贬潮州时，便曾途径武江，借宿周府君庙（韩泷祠旧称），还题下了“鸢飞鱼跃”牌匾，并写有《泷吏》、《题临泷寺》等作品。为纪念韩愈，周府君庙后改名韩泷祠。毛泽东当年南下广州办农民讲习所，也是从这武江河一路颠沛南下。

一生戎马身经百战的朱德元帅，据说也曾与韩泷祠结缘。某次，朱德正被敌兵穷追不舍，万分危急之下，朱德见前方有座庙宇，便藏身其内。但庙内别无他物，朱德一时情急智生便跑到大神像后面藏起来。敌兵追来时，在韩泷祠搜了个遍，就是没发现朱德，为此得以躲过一劫。事后，据说朱德曾在祠内大门赋诗一首。

故事是否属实难以考证，现今公布的确凿史料，朱德在梅花镇杨家寨指挥过战斗倒是可以确证的。至于韩泷祠，后来经历文革，神像悉数被劈当柴烧，那块据说题有字的门板，自然也难寻踪迹。

五

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某次放学回家，远远发现村前碎石铺就的马路上停着几辆面包车，前面是一群人沿着那弯曲的石阶路一直蜿蜒至村大门前，很热闹的样子。

回到家，听父亲说是村里的一位族叔公从台湾归来，村里的村长、有点名望、辈分高点的及原先在国民党时期任过公职的人，都去了那位“台湾人”的兄弟家。据说，那位音讯杳无几十年回来的“台湾人”很大方，给很多人都发了红包。

按照辈分，那位“台湾人”是我的叔祖辈，那时，他的亲侄孙正好与我同班同桌。他那位台湾伯公回来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能从他那得到零星的水果、饼干或糖吃。而他的爸爸更是风光，崭新白亮的衬衫口袋里，塞满了人民币。据说，那位台湾叔公回来后，给了好几万给他的大侄子，让他学一门手艺或经商致富。

那位台湾叔公是1949年后到台湾的，在部队官至少校，后来又做过中原大学的副教授。他在大陆时原本已娶妻，音讯杳无很多年后，他的妻子改嫁，他在台湾也组建了新家庭。他首次回乡探亲时，还特地到邻村寻到他改嫁妻子的坟墓，祭拜了一番。

村里有位在文革中幸存下来的老人，曾经当过宪兵队长，但是他从军的所有文书证件均在文革期间烧毁，唯有一方宝砚一直留着，上面有他们师长的名字。于是，他托村里那位台湾回来的叔公将砚带到了台湾。后来，他收到了台湾寄来的几千元。

那几年，乡中屡屡耳闻台湾老兵回来探亲的消息，许多在建国前当过兵后来一直失去联系的家庭，都殷切希望在探亲热中能见到自己亲人的身影或听到他们的消息。只是，有的等到了，有的等了一辈子却始终是怅惘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