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祭

黑风夜话105 红祭

（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读书笔记）

上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改革年代，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巨人几乎同时走上改革之路。苏联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先后失去了三位党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他们的共同点是：老迈龙钟，体弱多病，带着权力走完人生，红场一次次变成丧场。安德罗波夫的爱徒，时年54岁的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接过总书记权杖，因为他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

人们都期待着暮气沉沉的社会能有新活力，时代需要改变。当时的社会究竟怎么了？《孤独相伴》里引用了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请他的老母亲到他的驻地来看看儿子的生活情况。勃总年纪不轻，高寿的母亲估计思路不会太清晰。母亲参观了儿子在库图佐夫大街的公寓、莫斯科郊外的别墅、扎维德沃乡间的猎场、克里米亚海滨的度假村，处处豪华惊艳。勃总问母亲看了以后的感觉，老母亲说：“儿子，我很喜欢。可是，如果以后共产党回来了，这些家产怎么办啊？”这是一个“糊涂”老人发自肺腑的黑色幽默，全心全意为了人民利益的奋斗者最终把超额利益留给了自己，一个从上到下重重叠叠的特权阶层由此固若金汤。

一部分人的特权必然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公权，社会在特权面前变得不再公平，如果它是万恶的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还有“选举”、新闻自由等追求公平的手段，可在“专政”面前他们毫无办法。红色帝国外强中干，在维持世界对立秩序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物资匮乏家家墨面，万马齐喑暗潮涌动，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新思维”，号称“改革的主旨是要克服极权主义并向自由民主迈进。”新思维确实眼花缭乱，“一切权力归政府”，“苏共将决不重复个人崇拜时期的给社会主义留下深深创伤的做法”，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作出重大调整，公开性、民主化成为最时髦的语言。至于改革到底走向何方，戈尔巴乔夫也是一片茫然，他抱怨道：“人人都支持改革，但什么变化也没有。”苏联作家邦达列夫曾把改革比喻为一架起飞的飞机，不知道会在哪里降落。

天空在颤抖，仿佛大地也在燃烧，暴风雨来了。改革真的改变了一切。苏军撤离阿富汗，苏美冷战结束，苏中“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苏联默许两德统一。随着苏联对外的松懈，那些东欧社会主义附属国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倒下，庞大的苏维埃联盟也开始解体。当叶利钦宣称要将社会不平等连同那些特殊福利、特别食品配给、特权医疗一同取消时，立刻赢得底层民众的呼声，国家中的民族主义势力强势崛起。戈尔巴乔夫首尾难顾，当“紧急状态委员会”未遂政变平息后，党的总书记宣布自行解散中央委员会，党停止了活动。随后，联盟分裂，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CCCP的鲜红旗帜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69年后缓缓降落。俄罗斯三色旗迎来了新的黎明，只是那天的黎明静悄悄，几千万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选择了沉默。

戈尔巴乔夫短短六年就把一个庞大红色帝国玩成了蛋，肯定不能算是成功的政治家。他在反思后把失败归结为：没有解决价格和市场问题，人民没有得到经济利益，消费市场崩溃；权贵集团对改革的层层助力，既得利益者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激进民主派不惜一切手段夺取权力并演化为激进自由派。当然他也不忘为自己贴金，“苏联社会用自身的力量摆脱了极权主义，为其他国家和民族开辟了自由民主之路。”

俄罗斯在经历痛苦异常的休克疗法之后，又迎来了普京的强势集权时代。普京说：如果不为苏联解体而感到惋惜，那是没有良心；如果还想恢复苏联，那是没有头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苏两国同宗连气，开始改革的时间也相差不远，为什么苏联改没了，中国却巍然挺立？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权贵集团阻力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出现？中国改革之前是文革，文化大革命全方位地冲击了权贵势力，几乎所有的官僚阶层都被冠以“走资派”的称号，当改革开放大旗招展时，正好处于拨乱反正阶段，没有庞大的权贵阶层；中国改革偏重经济体制，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改革给人民带来实惠；八十年代中期曾想过政治体制改革，刚刚涉及党政分开，就因那场风波而及时刹车，以后更是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因此没有出现自由派的条件。戈尔巴乔夫失败的三个原因中国一个也没有，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伟大的设计。

《邓小平文选》不止一次提到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文革使三十年计划经济行将末路，因此必须有所改变；文革又扫清改革的权贵阶层阻力，为过河准备了大量可以触摸的石头。至于改革偏离初心生成了新权贵，是需另外讨论的问题。

中苏好比两辆车，一辆在极左的边缘行驶，当向右打方向盘时，车仍能行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而另一辆一直不温不火地中道而行，猛打右向，只能翻出路面。以此笔记，红祭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