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人的命运

浅谈文人的命运

2017年1月14日

□李映泉

近年两次应邀参加区文联迎新春座谈联谊会。每次都能听到各位领导和文友们富有见解的讲话、发言，对笔者受益启发颇多。在2017新年联谊会上，市作协主席、白银日报社长高财庭一席言，更引起笔者很大感慨。

他说道：文人，一般是与命穷人，不得志的人有缘。一帆风顺，大权在握或飞黄腾达的人一般不会作诗写文章看书的，也没有时间。他进一步举证李白、杜甫、韩愈等遭贬文人，在各自特殊际遇的之后才写出传世或精品力作。而在好、顺运情况下，一般也写不出好作品 。他说的第二层意思，文人们不要骄傲，要写出好文章，创作出好作品，不容易。我们甘肃目前基本上还没有一位这样的作家，不要说文学上有什么高峰了，就连一小片高原或一个小山头也不是，我们充其量也就是红会四矿附近西戈拉滩上的一块石头或一粒小石子而已……他的讲话博得了与会者一片热烈的掌声。平心而论，作协主席的讲话水平确实高，能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笔者感觉他的讲话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一是文艺创作，要甘于吃苦清平，能耐住寂寞困境，且要默默奉献牺牲自己。关于文人的遭遇困境，在历史上比比皆是。笔者首先想到了汉代司马迁说过的话。他在任安书中所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流放，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还就自己蒙受冤屈，处以宫刑的困境，表现了积极的处世态度，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人生价值观，表明：只要能够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虽万死而不辞。

笔者还以为，司马迁一番明志，不仅列举了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文人，在恶劣的遭遇和困境面前，不仅没有低下头、倒下去，而且做出了惊人的成就，为后代立下了榜样；也表现出了这个有骨气的文人何等的气概，在命运和挫折面前，他正气凌然，无所畏惧。司马迁真正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千古文人的形象，是中国文人的典范；一部《史记》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典范。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评价的那样，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这里，笔者想重点就唐代一些文化名人的遭遇、成就做一展述。

唐朝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鼎盛朝代，出了大量著名文学家和诗人。其中李白被誉为是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然而他一生基本上属于命穷而不得志的一类文人，基本上属于一事无成者，也没有靠他的写诗本领吃上几天官饭。他出生在西域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坦），少时随父在四川江油生活、读书。24岁离开家乡，便一直云游在外。直到唐天宝元年（742年）42岁，方才得遇诗人贺知章赏识，推荐给唐玄宗，命其在翰林院供职，过了几天舒心日子，然也好景不长。次年他奉诏给杨贵妃作诗，因讥讽并得罪侍臣高力士，而被唐玄宗怒而疏远。李白自知不为朝廷所用，遂继续一生的游荡生活。唐至德二年（757年）李白五十七岁时，安史之乱爆发，他避居庐山，因倒向永王叛乱，而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两年后才得以赦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李白寄人篱下，穷愁潦倒。直至62岁在安徽当涂精神失常，疾郁中落水而终。唯有在一生游历期间留下了大量的不朽名篇，世称“诗仙” 。这是李白一生的困境和不得志中给世人留下的千古遗产，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史宝库。

唐朝另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当年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屡考科举不通，又奔转权门，仍怅然落空。遂客居长安十年，往来献赋。终仕途失意，郁郁不得志。他感同身受，深刻体验了下层百姓的悲惨生活。直到45岁，才被从安史之乱中在宁夏继位的唐肃宗所赏识，授予左拾遗的官职。然而仅仅一年便因事仍触怒帝王，于公元758年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阴）司功参军。一路见到战乱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和强征兵员上前线参战的场景，他甚为愤懑，感慨万千，便奋笔写出了——“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不朽诗篇。

随后他愤而辞去华州参军，在成都尹严武、奉节都督柏茂林等人举荐、照顾下，做了几年工部员外郎，又和家人租了一些公田种果园维持生计。这一时期，诗人比较安定，创作也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主要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成为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晚年的杜甫又思念故土心切，他决意出走，无人照顾，生活非常悲惨。最后在贫病交加中竟死于去岳阳的一条小舟上。

比杜甫晚六十年，处于同一时期的中唐诗人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白居易等人也均类似，都在朝廷不得志，数次遭贬谪。

诗人刘禹锡早年官职显赫，曾中进士，任监察御史。公元805年，因王叔文事件，他首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十年后召还，诗人激情写下了“…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载”的诗句。不久他朝廷的挤压中又被贬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在外流放近14年。回长安后，诗人又到玄都观，仍感慨地写下了“…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名句。在23年的流放生涯中，诗人在郎州就呆了10年，其一生的大半时间在流放中度过，其生活际遇实乃不幸！前后两度观桃花，抒发了诗人典型的人事沧桑感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得以流传的800首诗中，有200多首是在郎州吟就的，且为史评家所津津乐道的，大多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可见生活历练之深切厚重。

文学家柳宗元也是一位遭贬的文人。永贞元年（805年），他参与王叔文政治革新失败后，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在赴任途中，他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到永州后没地方住，就暂居在某寺庙。永州的生活异常艰苦，诗人到任后半年，母亲因病即去世。生活环境的不堪忍受、亲人的离世，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严重损害了柳宗元的身心健康。元和十年（815年），唐宪宗敕召他回京。不久因朝廷奸党不容，又被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四年后，在宰相裴度的说服下，柳宗元重获宪宗大赦。惜诏书还未达柳州，他却因病倒在了任上，享年仅47岁。尤值一提的是，诗人一生写下的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是在永州生活的这10年期间创作的，可见磨难之于创作，多么深刻巨大啊。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也是为官不得志，累被摈黜之人。只因他自视才高，发言率真，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导致他在监察御史等任上，被逐一从京官贬为广东连州（刘禹锡也被贬到过这地方）阳山县做县令，后来又转到江陵府（今湖北荆州）作一般人员，后又降为国子博士等。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派使者去法门寺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谏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其一火根绝，以灭后患。宪宗见奏震怒，欲处以极刑。幸仍是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才免一死，被贬为潮州（今广东）刺史。他愤然写下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著名诗篇。可见官场的斗争在诗人心中产生了多么巨大的震动，不然何以有如此激情的诗篇抒发出来呢？

唐朝诗人白居易，曾任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拜左拾遗，后因得罪权贵，也曾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后移忠州(今重庆)刺史、后为杭州刺史，又为苏州、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等，虽是连连遭贬，但其人基本还算为官到老。他晚年好佛，一生作诗很多，其中《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等极有名。

可见，当年的李白、杜甫，如果不受朝廷的贬谪，生活仕途一帆风顺，他们也许就不会写出《《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静夜思》、《秋浦歌》、《梦游天姥吟留别》、《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赠汪伦》及“三吏”“三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等流传千古，名扬天下的优秀诗篇；也就不会被后世称为“诗仙”、“诗圣”。同样，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等平步青云，官运亨通的话，也有可能成就不了唐宋八大家的美名。

笔者也由此感知，历代文人们或官场达人，在遭遇挫折的环境或困顿中容易出好作品，但是在顺境中或事业辉煌时，可能就不易体察民间疾苦，也可能就没有特殊的灵感，随之写出能够深刻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生活艰难状况的文艺作品。

然而历史上也有一些文人，包括一帆风顺的政界人士，也时有好的文艺成果出来。比如唐朝诗人贺知章，今浙江萧山人，他就一生为官顺利，一直做到86岁才告老还乡，不久仙逝。而且他的诗也写得很好，如“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即为他的代表作。

二是文人不要骄傲，要善于从困境中奋起，寻找生活本身的亮点

我们甘肃乃至西部整个地区，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历来如此，现在还是赶不上中部及东南沿海诸省份。从历史上来看，西部地区各方面的人才也不多，当然文艺人才也是如此。这不仅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我们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弱、受教育程度低以及交通地理、信息环境闭塞等诸多制约因素。应该说，从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来，甘肃及西部地区有很大的发展机遇，包括同中原内地，以及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交流等方面。但不知何原因，就是没有抓住机遇发展起来，尤其是在经济文化上发达起来，就这么一直落后下来了。

现在就以我们甘肃来说，仅仅留下了一些佛教文化的痕迹还比较明显，除了东晋时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大师来中原翻译《金刚经》等佛经并在张掖大佛寺坐化，汉代的卫青、霍去病西征匈奴到过酒泉，唐玄奘去西天竺取经从甘肃境内返回长安，以及近现代红军长征经过我们甘肃，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等地大会师而外，我们甘肃委实就没有出过几个有分量的正面人物，包括文化名人，以上实际上一个都不算甘肃的。真正出在甘肃的分量级人物，还要算祖籍在陇西（今属秦安），建立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以及祖籍同在秦安的李白这三个人。可以看出，我们甘肃不出则已，要出一鸣惊人，就出个高峰、大川，再以后一千多年来没有出现过。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甘肃的悲哀，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只有认清历史，认清自己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积淀在哪里，优势在哪里，不足之处在哪里，才能找出差距，奋起直追，除此在别无出路。

有感于此，笔者以为，作为甘肃境内的文化人，面对甘肃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甘肃文化历史，没有理由骄傲。像前面所举的文化名人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几乎全来自河南、山西中原一带，我们甘肃就基本不沾边。唯有李白是个例外，是个高峰，他是我们甘肃的骄傲，然也是挂个祖籍在今秦安的名，其本人出生在国外，成长在四川江油的。拿民俗来说，或许早已出了五服了（即本族人超过五辈以上，一般不再祭祀、祭拜）。所以我们甘肃连历史上命穷和不得志的文化人也找不出几个。连遭贬的资格基本也没有，近现代更是如此，还有什么骄傲的理由和资本呢？所以我们应老老实实静下心来，沉思梳理自己，回顾历史，也回顾我们甘肃及西部，看我们的优点在哪里。像市作协高主席和区文联武主席讲的那样，我们甘肃有高原，高峰，但我们绝非就是高原，高峰，我们要谦虚一点，不要以为发表了一点文字、作品，就了不起，翘起尾巴来了，和全国相比，我们差的美，既没有高峰，也没有形成高原（须知高原是有一系列的当地知名作家、文化名人相堆集，相呼应的），著名的、获奖的文人更是凤毛麟角。我们充其量也不过是红四矿西戈拉滩上的一块石头或一粒沙子。

所以，笔者也感觉我们甘肃应结合目下的状况，着眼于历史上形成的现有旅游圣地、诸多的佛教遗迹、以及河州花儿、陇东道情、眉户剧等等，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们要写自己的东西，发挥我们的优点和长处。像武主席说的，我区作家王庆才工作生活在矿山，他就能写出反映矿工感情的煤矿文学作品并在全国获奖，但他就写不出黄河岸边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各自立足于自己，写自己最熟悉、最顺手、最贴近自己生活现实的作品，才有可能出成绩、出成果。

笔者感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邻省陕西、及燕赵大地就不断涌现大作家，而且在史上也是代有才人出。且不论，写出史家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作者司马迁及杜牧、白居易等古代的文人，单以建国初，写出亿万农民变革致富的小说《创业史》的现代作家柳青、著名小说《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及贾平凹等；写出闻名海内外的《艳阳天》长篇小说的作家浩然以及老舍、王蒙、刘紹棠等等，就已是成就斐然，文学史不朽。至于齐鲁大地、江浙南方的名作家如鲁迅等人者，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我们和人家没法比，只有依据自身的条件勤奋耕耘，不断奋斗，急起直追，再无他法。

笔者所在的平川区是一个具有光荣的红色革命历史的地方，也是一个矿区地方，红色文化，煤矿文化比较厚重，加之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我区流过，黄河文化也很厚重，因此，我们要以这几点为根本题材，加以思考、历练，着力笔墨，像武永宝主席十年前写的获得人民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黄河远上》那样运笔，方才有根本的出路，方才有可能写作精品力作，不仅为我区增光添彩，也为我们自己本身增长才干，扬名立身。

三是地方党委政府要重视作家诗人的文艺创作，为其排忧解难，摆脱困境。

笔者以为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要在政治上多关心，经费上多支持，生活待遇上多照顾文人，鼓励他们进行创作。文联、诗协要鼓励引导文人们热爱、献身创作，重点培养扶持一批有希望，有发展前途的作家、诗人发表作品、出版长篇或专著。像在本次文联座谈会的有关汇报讲话中，我们也注意到目前政府不太重视我们的文艺创作工作，不给经费。笔者感觉到，这一方面是财政收入紧张，保证了全区重点支出，一方面是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没有引起领导的足够重视，认为此项工作可有可无，无足轻重。所以我们要鼓励支持作家、诗人积极投身到各项文艺创作中去。如果文联能够真正搞出成就，搞出精品，推出力作，像当年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那样，一推出来，即轰动全国，影响到中国作协，全国作家群，那就必定会得到他们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我们的局面就会一下子打开。我们的文艺队伍在白银、甘肃乃至全国，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会在当地举足轻重，对地方文艺事业的发展，对填补我们这一方文艺名人的空白起到巨大的、历史性的推动作用。我们也将如莫言为祖国获得首位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得到空前的功业地位，并光荣地载入当地文艺史册，方才初步有骄傲的资本，才会为我们当地文人的困境和所谓的不得志舒一口气，伸一伸腰了。

作为一个也喜欢写作，多年笔耕不辍的地方小小文人，笔者写出如上感想，并以有关借古励今的话题捏合作结：多学多思，以思带行，多写多练多交流，努力提高自己，争取在文艺创作中有所作为和贡献。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旧唐书中有关一些著名诗人、文人的传记、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作者单位：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财政局）

作者文学简历

李映泉，笔名未济，甘肃会宁人，中共党员。白银市作家协会会员（2009年加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主要有古体诗词、散文。九十年代开始在甘肃日报、西部乡财政、白银日报、白银广电报、白银文艺、平川文艺、桃花山、乌兰山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

目前作者在以上报刊及作家网、散文网等国家级刊物网站上发表古体诗词、散文等文学作品，总计达30余万字（其中：作家网、散文网等网站发表21万字）。

2016年4月，散文《我之锻炼观》荣获第三届“相约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上北京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宾馆举行的颁奖大会和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的文学创作研讨会。

2016年5月，推选为白银市平川区首届诗词楹联协会理事。

作者积30年之历练，写成的近60万字的《未济文集》，于2015年底结集，正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