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大学入学记忆回放（修改稿））

盖生

1978，距今已40年，当年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如今都已满脸沧桑，早生华发，大多数已经退出工作岗位，有的甚至已不在人世。但是，由于上大学是命运的重大转折，所以，对于亲历者，当时的情景，肯定是历历在目，甚至愈久弥新的。在此，我把它写出来，作为特定时代的见证，既为过来者回味、凭吊，也为后来人理解、思考那个时代提供一些历史细节，看看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怎样的人们！

镜头一：报到

1978年10月的一天，应该是十号左右，我和哥哥正式结束了农民生涯，揣着入学通知书，背着行李，倒了一次汽车，又上火车，大约经过五六个小时，终于达到了省城，那时候车速很慢。省城以前来过几次，都是走亲访友，甚至，还去过我即将报到的学校，拜访过以前曾到我们那儿插队的几个老师。那时候这些人还有一个名称，叫五七战士，有数学系的，有化学系的，还有历史系的。他们有的子女，曾和我是公社中学的同学。而且，我们关系很好，可能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吧。我家是资深的下放户，在当地，虽然在政治上受压，也算是书香门第，所以他们包括他们的父母，并不低看我。但是，以前来，我只是作为一个渴望城市文明来开眼界的乡下人。去亲戚家，往往被介绍为“乡下来的亲戚”；去同学家，其实已经今非昔比，人家又恢复了城里人的身份，虽然被热情接待，嘘寒问暖，但总是感觉失去了往日平等无猜、随意相处的简单的亲昵。所以，一想到如今是以大学生的身份来的，心里就有一点点的激动。

一出检票口，就看见有人举牌接站，而且站前广场上还有高高竖起的校旗和欢迎横幅，心里不由得一阵激动和温暖。早有人把我们领到一辆大卡车前放上行李，然后上了一辆大客车。车是从学校北门进的，迎面是六七层的红色大楼（后来知道，那是地理楼也叫校部楼，那时候一般城市还没有高层），再向东一拐，在一个E型也是红色的六层楼前停下了，后来知道这里叫和平三舍。马路上，依次展开的一大排桌子上，摆放着各系的接待牌。办完手续，一个比我年龄和个子都高一些，穿戴比较齐整，一脸成熟的男同学帮我提着行李，并一路和我闲话，后来知道，此人叫陈野，吉林市人，是未选先任的学生会生活部长。一个梳着两个小刷子，微胖，一双不大的眼睛炯炯有神，说话比较侃快的女同学在前面领路，看得出，也是个城里人，后来知道，她就是本市的，名字叫咸彦平，也是提前报到，已内定的学生会文艺部长。此时，天已尽黑，我们住的是半地下室，所以下楼梯时，由于楼梯没有灯看不见路，陈野还细心地握着我的手怕我跌倒，这使我很感动。但同时，发现他的手很软，像是没怎么干过活的样子。

镜头二：116寝室(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的寝室是116，在走廊尽头。116的对面是厕所，传出哗哗的流水声，一个年纪稍小，长着大而喜谜的眼睛，身材稍高，穿着一身当时比较时尚的蓝涤卡的人从里边走出来，口中念念有词，大声朗诵道：“朋友，你到过厕所吗？如果没有，那么，请来吧，这里有喷泉，有瀑布！”一张城里人特有的白皙的脸洋溢着调皮和随和，在和陈野打过招呼后，跑过来和我握手，并自报家门说他叫孙雷，和我一个屋。

进屋一看，已经来了好几个，大家都对我礼节性微笑，同时，我感觉得出，这目光里，有评估我的出身、家境的意味，这使有些自卑的我稍稍有点尴尬。我的位置是中间的上铺，安顿完毕，回过身，在我斜对面的上铺坐着一个年龄应该比我稍大，头发皮肤都显略黄，眼睛略细，眼边略黑的同学，他一边悠闲地吸着烟，一边在饶有兴味地看着我，我不禁向他微笑着点点头，他也回敬一下，然后开始讲话。这个人很喜欢笑，说话粗门大嗓，随便对什么事情都会发表一些见解。每每评论得兴起，还不时甩动一下不算太长的头发。此人叫郜杰，磐石镍矿来的，父母在银行系统，在他和别人聊天中，我了解到在文革中他曾是走资派子女。无疑，属于见多识广，自信满满，心无蒂芥，豪爽放达一族。

不一会儿，我就发现，郜杰非常喜欢哼一小曲：“送君送到岸边垂柳水中花映月，乌云遮不住一轮明月，月儿出没水中……”有意思的是，后来毕业二十年聚会，也许是触景生情，他又不时哼起这个小曲。相信，再有聚会，他还会哼这个曲子，一首曲子能让人钟爱一生，也真值了。后来事实证明，难怪郜杰自信满满，人家的确是多才多艺的，譬如学校组织话剧团，郜杰虽然只演了一个小角色，但是所以道具都出自他之手，几乎是无师自通。大二时，郜杰曾得过一场病，吃了很多中药，但后来他的毕业论文就写的《论〈红楼梦〉中的药方》，写得还像模像样的。

郜杰的下铺，是一个年龄与其冷静的表情不甚匹配的人。这个人算是个美男子：话不多，不时嫣然一笑，浓浓的眉毛下，一双黑白分明又审视一切的大眼睛，一圈小胡子，显得少年老成。但可能是因为烟龄较长的缘故，嘴唇有些发黑，声音有些黯哑，上身穿了一件当时很时尚的军装。此人叫杨文忠，兴城人，部队干部子弟，是下乡知青。

经过相处，发现冷静地观察与思考，虽然是杨文忠的性格特点，这与他日后能把小说写得曲折动人，把外国文学研究论文写得颇见新意，甚至至今还有人引用是相一致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有真性情。其实，这家伙冲动起来，还真是一个敢玩命的主儿。入学不久，他和几个同学到南湖闲逛，由于一个同学打扮比较特殊，引起当地小地赖子们的调笑和挑衅，这位同学也不是个善茬，也曾经是根“棍儿”，岂能在同学面前忍气吞声地掉价？于是就打了起来。由于这个同学在平时人缘就较差，一些生活习惯令人看不惯，所以别的同学当时只是围观或准备撤退，打架毕竟有风险，并没有人动手助拳。杨文忠和这位同学的关系其实也较一般，但是考虑到总归是一起出来的同学，虽然明知不敌，还是挺身而出了。结果，当事人没咋着，杨文忠的后脑勺挨了一棒子，晕了好几天。可见，这也是一个血性汉子，一个可以信赖，值得依靠的人。

我的对面上铺，年龄明显比我们大得多，矮矮的个子，已显得有些稀疏的头发，随意覆盖着两条略显下行淡眉，一双弯弯的小眼睛，不时洋溢着笑意。上嘴唇似乎略长，也许是小时候经常喝粥的缘故吧，所以总是一副乐得合不拢嘴的样子。此人面善喜相，对谁都和蔼可亲，于是大家当即称其为老大哥，名叫王占文，是某县中学的教师。由于这位仁兄为人随和，甚至不喜欢端大家赠与的老大哥架子，谁和他开玩笑都笑眯眯应对，所以后来在学期末，班级举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新年联欢会上，生活委员管他叫老少年儿童，调笑地提议他唱一个《我爱北京天安门》，他还就真的唱了，但不知是紧张还是故意的，把开头一句连唱两遍就说不会了，结果引起大家哈哈大笑。

老大哥下铺的叫孙康，是从吉林市的一个工厂考来的，比我还晚一天报到。一进屋，大家就都先入为主地开始审视、评估他。孙康个子不高，白皙、消瘦，有着少女般的清澈目光和闺秀般的娴静性格，衣着简朴而整洁，用具精致而耐用。由于他的东西较多，下铺的同学连忙站起身，七手八脚地帮他抬搬安顿，他只是静静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仍然不言不语。当他出去时，郜杰十分肯定地说，这是个上海人，回来一问，果然，又一次证明了郜杰的见多识广。孙康平时很少说话，只是有时见到另外的几个上海同学，才用我们听不懂的沪语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没课，他总是在宿舍静静地看书，整理笔记。字写得细小娟秀，整整齐齐。也许是感到寂寞了，他偶尔站起身，对着他斜上铺的王岩用黄莺般的嗓音来几句：“王岩，我们的王岩！”。王岩坐起身，用他特有的句式猛烈的回击：“孙——康！我、我们的孙——康！神采奕奕，久战——不疲！”一边说，嘴唇一边喷珠溅玉，好在孙康都在安全距离以外。如此重复几合，方才偃旗息鼓，各自收兵。这种消遣性口战，只发生在他们两个之间，频率一般是几日一回。虽然内容、方式完全雷同，但是两个当事人每次似乎都余兴未尽的样子。在漫漫的读书岁月里，这也是不可多得的调剂。

王岩是外班的，由于当时我们屋没住满，他们班又多一个，就把他插进来了。王岩是应届生，是我们全年级年纪最小的，才17岁。可能是因为年龄太小的缘故，生活能力较差，除了每天洗漱或袜子偶见沾水，从来没看见他洗过衣服。一件衣服实在脏了，收起来，拿出一件，当然，那时候衣服都不多，一共就那么几套，实在没换的了，就把最先放起来的再找出来。他的衣服，最后都很难分辨出原色。王岩说话习惯性不规则停顿，有一次，他的姨夫来看他，他一推开门，就“大——大——大”地喊，走到他大姨父跟前，才接上后面的“大姨父你来了！”看来真是万事开头难呐。不过，王岩也有些内秀，小诗写的不错，所以经常躺在床上，给大家用不规律的抑扬顿挫朗诵他的新作。其实，那时候考上大学的一般都有些值得一说的故事，这个小兄弟的父母在文革中就曾相继被关押，一个关了七年，一个关了三年。当时，最小的妹妹只有三岁，他七岁，哥哥十岁，三个孩子，硬是靠自己活过这三年。恢复高考，王岩的哥哥也考上了黑龙江大学数学系。

王岩的下铺是一位穿四个兜的军官，叫傅亚庶。他匍匐的短寸头，一张标准的国字脸，但少一点军人的强悍和霸气，多一些随和与憨厚。标准的军人体魄，标准的军人步伐，标准的军人习惯，被子总是叠得如豆腐块般的整齐。也许是由于多年军营生活的习惯，不笑时，毫无表情，但是一笑，浓眉大眼也很配合，表情也很生动。他说话语速较快，声音厚重略带鼻音，讲起笑话非常有趣。最喜欢讲的一个段子，就是背《文学概论》课的某位老师的一段台词：“那文学不讲人民性讲哈呀？我看贾宝玉连团员都不够，还得说他有点耍流氓！”每次说，他都绘声绘色，大家也都听得津津有味，然后哈哈大笑。

傅亚庶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但非常用功，也许是受在同校任教的哥哥影响吧，在大学学习上，他是最快进入状态，最早找到专业路径的人。他一开始就对令人望而生畏、枯涩艰深的古代汉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之为主攻方向，这是我等好长时间还在苦苦摸索，不知道主要该学什么，怎么学的人所望尘莫及的。难得的是，在新年联欢会上，也许因为是班级干部，他竟带头给我们唱了一首歌：“我是一个兵”。虽然他事先貌似谦虚地说自己不会唱歌，缺五音少六律的，但是大家听起来，还是觉得他的确不算谦虚。

孙雷的下铺也是一位老大哥级的超龄生，叫韩久成，是从延边的一个厂矿考来的，但已是一位政工干部了。由于已经有老大哥了，所以大家就都叫他老韩。老韩是典型的“贵人不顶重发”，依稀可见的头顶和地势开阔的大脑门，整齐地摆放着行距规则的丝丝长发，一张保养很好的脸，虽略显发福但仍比较高大的身材，一身蓝色毛料子干部制服熨得板板正正，说话嗓音带有磁性，每一个字音都有乐感，一举手一投足，都具有一定的可观性。无疑，属于首长级后备人选。所以，一开始，虽然老韩对谁也都和蔼可亲，但是一般的对他还是有些敬而远之。尤其是像我这样自揣出身低微的农村生，自然更不敢贸然亲近。不像王占文老大哥，活脱一个新版的赵子岳，谁都喜欢和他开开玩笑。当然，事实上，想和老韩亲近也没有多少机会，因为他家就在本市，拖家带口的，很少在学校住。后来证明，老韩的水平还真的不一般，在班级新年联欢会上，一曲标准的俄语版“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震惊、感动了全班；后来在学校话剧团上演的《啊！大森林》，老韩演的是男二号，一举成功，把角色的内在性格演绎得淋漓尽致，甚至有人说，看了他的戏，都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了。

我的头顶头是从辽宁农村来的李炳成，熟络后大家都戏称他“阿炳”。阿炳个子比较瘦小，但是非常结实，暗黄的脸色，是长期营养不良的证明。阿炳说话发音很有意思，他的辽宁腔很浓，把“大个儿”，说成是“大艮儿”，“咋地”说成“崽儿地呀？”常常说几句话，抬头看着你，征求意见似的从鼻子呼出一个“哼啊？”就是小沈阳那种介于哼和哈之间的音。阿炳虽然经济比较拮据，但是心态很好，坦率面对贫困，不遮不掩，偶尔说笑起来，也是没心没肺的。这一点，就把我强得多，坦白地说，当时我对自己的贫困还是比较羞愧的。只是那时候同学都不太富裕，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比较有修养，没有人会因为谁穷谁富而被另眼相看。好在那时候师范院校每月有17﹒5元的生活补助，并且都直接转变成当月的伙食费，所以即使是家里寄不来钱，也能对付活下去，只是没有其它的开销，譬如买书买笔买香皂之类的罢了。

一开始，我们吃的是“份饭”，所谓“份饭，”就是不论男女老少食肠大小，都一样的量，一样的饭菜。每月发一张印有小红格的硬纸片，吃一顿，画一格。一份饭，女生也许还有余，但男生则普遍感到不足。饭量大的，每份基本都是浅尝辄止，意犹未尽是常态。好在常常还有免费发糕作为补充，但是去晚了就不一定有了。不过，吃份饭也有好处，就是无论穷富，大家都吃一样的饭菜，这样对我和阿炳之流，生活比较窘迫的学生来讲，起码在面子上是一种保护，不会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那种，因自己穷吃不起好饭菜的尴尬和羞愧。

我和阿炳都是农村长大，食量都大，所以补充发糕就成为我们每顿饭不可缺少的项目。一旦忽略或缺失，肠胃至少会有半天时间的孤独与清旷，继之头脑发木，眼睛冒花，虚汗殷殷。所以，我们都没有资格忽略就餐时间。阿炳和我不同的是，去食堂的路行走如飞，但回来的路上速度却仍然不减。只见他扇动着不驯服的头发，一身洗得发白的劳动布衣裤，昂首挺胸，大步流星，直奔教室或图书馆。从来没看见他像别人那样，吃过饭，脸色洋溢着满足的笑意，或者独自回味就餐的余兴，或者三五成群，说说笑笑，悠悠然信步徜徉过，因为他极其用功。

他也许是全校最用功也最注意锻炼身体的人。每天，宿舍大门一打开，第一个出去跑步的一般就是他，晚上，关大门前最后回来的往往也是他。有一次，他睡了一觉，可能是太累了睡得很沉，感觉很长时间了，就要起来跑步。因为他没有表，不知道时间，其实当时我还没睡着呢。还有一次，他一夜未归，大家都以为他出什么事了，挺惦记的，早晨才看见他回来。原来他是在一个偏僻的小教室里看书忘记了时间，看楼老头没发现，就把大门锁上了，他只好在教室里看一阵，睡一阵，直到天亮再开门。

阿炳除正常洗漱外，他还冷水浴，在水泥地上做俯卧撑。有一次，有人不解地说：“人家锻炼都长肉，阿炳怎么光练不胖？”陈光陆老大哥开玩笑地说是因为阿炳把肉都锻炼成筋了。在宿舍，你绝对看不到阿炳像别人那样，懒散地躺在床上，或随便翻翻书，或聊聊天，他在屋，一般都是夜深人静了，只能是睡觉。在教室或图书馆，他都是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地看书或记笔记，从来没看见过他倦怠地歪着身子，或者和别人交头接耳，他几乎是把每一分钟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从无松懈，从无走神，似乎每时每刻都在用他坚强的意志在支撑、鞭策、警醒自己：用功、用功、再用功。这真是寒门子弟励志的极好榜样！

阿炳的下铺也是一个美男子，叫秦磊，也是知青考来的。秦磊年纪不大，但是身材比较高大魁伟，面庞俊美，可谓是明眸皓齿器宇轩昂，而且嗓音清澈洪亮，吐字很有乐感，不用说，是个唱歌好手。果然，不久就被学校合唱队拉去。不仅如此，秦磊的体育也很出色，冬天滑冰夏天游泳，学校开运动会还是五项全能的运动员。看得出，秦磊的家境很好，虽然穿戴朴素，但是生活支出比较从容，从来没有我和阿炳似的刻意节俭。更为难得的是，秦磊待人真诚和气，完全没有出色人物惯有的傲岸和清高。他平时学习很努力，甚至有些少言寡语，但一旦聊起天来，也很投入，往往一边说，一边快速眨眼，咧着大嘴笑着，更显得开心而单纯。有时在参加学校合唱队回来后，还余兴未尽地来两句：“飞翔吧……”这是一个多色彩的人。当然，出色的人物艳遇也多。有一次，他从中文大教室看电视回来，很得意地给我们讲了一次有趣的遭遇。那时候，一个系才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个周末播才放一次。那天好像是演的是外国恐怖片，由于人多，大多数都站着看，当演到一个恐怖镜头，前面的一个女生一声惊叫，竟然纵情地回身扑到他的怀里。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但在笑声中，明显不乏羡慕嫉妒的味道。但我怀疑那女生是故意的，不然，她怎么就不扑那些整天在系里晃来晃去，期待艳遇的歪瓜裂枣，专扑美男子呢？说不定早就瞄好目标才伺机下手的。当然，此女如果漂亮还好些，很可能演化为一个美丽的故事，但如果是中下水平其实就构成了骚扰了，不过，在哪特定时期，说不定事主并不反对骚扰呢。但从后来并没有下文，说明这次绝无仅有的浪漫，似乎也只是一场意外。

我的下铺是刘裕庭，从吉林市的一个工厂考来的，年纪比我大两三岁的样子。从穿戴上看，经济条件较好，报到时，一身藏蓝的仿毛料制服穿得平平整整，身材偏瘦，有些拔背端肩，但高鼻深目高颧骨是他面部最明显的特征。他这个人很有趣，对眼前出现的任何事物，往往都先摆出一副审视的神气，然后突然再以嘻然一笑作结。也许是身体不太好，也许就是习惯，他一般不到外边去看书，没课就趴在被窝里看点什么。有时，也感到寂寞。有一次，见大家都背着书包回来了，他笑嘻嘻地说刚才屋里一个人都没有，自己差点哭了。大家似信非信地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只是有一阵，刘裕庭活跃起来，学校为了丰富文艺生活，组织了交谊舞训练表演队，他去了，舞伴就是系学生会的文艺部长，那位报到时曾经给我接站的神气姑娘。每天练舞回来，他都兴冲冲地给我们讲一些学习跳舞过程中的趣事。有一次，在外边看见那位文艺部长，刘裕庭大方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自豪地说：“这是我的舞伴儿。”

写到这里，读者可能心有悬念，就是116寝室的人后来都怎么样？如果逐个细说似乎有点落俗套，我还是简单交代几个吧。

傅亚庶果然不负当年的努力，毕业回部队后，又考上了古典文献研究生并留校，早已成为著名学者和业内大家。

阿炳是寒门子弟靠自己努力改变自身及家庭命运的典范，其实，他在完成中文学业的同时，竟然自学了法律专业的全部课程，并且在毕业后，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后来成为京城最著名的律师之一，最早办了也是京津最大的民营律师事务所。

秦磊后来以学术进入教育行政，先后在数所大学担任校长或党委书记，在省内高校，以管理严格有效而著名。

杨文忠毕业后先是出版社边写作边做编辑，后来干脆自己做文化产业，很快，事业就做得风生水起，成为覆盖京广两地的文化巨商。

其余同学，虽然事业未必都做多么大，但是至少在一点上是一样的，就是，勤勉做事，用心做人，没有辜负那个特定的时代。

镜头三：学前教育

报到的第二天，年级辅导员召集大家开会，宣布了年级和班级两级干部名单，基本是根据档案任命的，因为谁都不了解谁，马上就要运作，选根本来不及。然后，辅导员带领大家到中文楼去接受入学教育，其实就是认认门，见见面。

年级辅导员很年轻，高高的个子，长得眉清目秀，是75级刚刚毕业的留校生。和我们这些从社会各层次涌来的，尤其是那些超龄的老大哥们相比，辅导员明显还显得稚嫩，但是对人倒很挺热情随和的。他的执政理念是，学生的事情主要由学生干部解决。其实这很好，他自己落个轻松，可以专心复习功课考研，解决工农兵学员身份问题，学生们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锻炼。那时候，我们的很多活动都是自己张罗操办，譬如请某位名人演讲，到电影公司借调当时还是的禁片，以教学参考的名义上演，到农场劳动，一路联系车辆接送等等。更没有谁经管过大家上不上自习。辅导员，一般开学、放假讲一次话，平时就再也看不见他了。当然，这是后话。

拐了两道弯，来到一座三层的黄色的小楼前，上楼，进了一个大教室，前面早有一排鹤发童颜的长者坐在那里。大家落座后，辅导员走到一位穿着深蓝色呢子上衣，胖胖的，戴了副当时也不常见的圆圆的牛角眼镜的老先生面前，请他讲话，并介绍说是系主任孙晓野老师。我对孙晓野先生早有耳闻，最先是在读中学时，一次随便翻读叔叔的一本函授教材，发现并记住了这个名字，后来又曾向下放的历史系老师求证过。据说，孙先生是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还是书法家、篆刻家，解放前就是大学教授，在战乱中，最窘迫时还依靠卖字维持过生计，可见技艺之精。

但是孙先生的讲话多少让我有些失望，老先生面对着我们，两手交叉在身前，先是宽厚地一笑，然后说：“既然大家都考来了，以后就好好学习吧，别浪费时间。”再宽厚地一笑，讲话就算结束了。既没有惯常的，从国内外大好形势讲起的高屋建瓴，也没有诸如大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重要意义，不要辜负我们的时代之类的大而无当，而是几句简短的不能再短的实话实说。其实，现在看来，这才是学者风范，才是大家风度，“别浪费时间，好好学习，”才是为师的对弟子们最真实殷切的期盼。孙先生落座后，辅导员走到前排，开始依次介绍其他系领导，每介绍一位，被介绍者都起身向大家微笑点头示意。令人不解的是，所有的系副主任、副书记，都被介绍成系主任和系书记，多亏最先请孙晓野先生讲了话，否则，还真不知道究竟谁是真正的系主任呢。这是我在开始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也接受到的基本的官场称谓文化：第十一副主任也要叫主任。

在副主任中，给大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叫冯克正的老师。此人面庞白皙、清瘦，目光澄澈而坚定，白发鬓然梳着偏分头一丝不乱，眉宇间，透着儒雅和果断，薄薄的嘴角，时隐时现地漾出一丝微讽的笑意。在副主任中，他主要负责教学管理。那天他具体说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印象中，大致讲一下大学学习的特点，如何摆正课程学习和专业方向的位置，自习时间的比例分配，以及注意锻炼身体等等。此人极善于演讲，语言颇具煽动力和感染力，可谓是循循善诱，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但是在他那拒人千里的目光下，你只能敬佩却不敢亲近，也许，这就是他所要的效果。回想起来，那次入学教育和当时的教学、教材一样，都具有过渡的色彩：既没有介绍当今惯常的家珍性系史：某某名人曾经在此任教，某某教授的学术成果及其在学界的影响。也没有陈列所谓的著名系友的名单：培养出多少个国家级领导人，多少个省部级领导，多少个地厅级干部，以及多少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等等。如果把这些家底都亮出来，该多么振奋人心，多么励志呀？其实，也未必，在当时即使没有这些功利性励志，我们也知道自己来干什么来了。

镜头四：第一堂课

第一堂课是在中文楼阶梯教室上的现代汉语。铃声响起，在大家仍然有些纷乱的目光中，一位花白短发，白皙，微胖，目光慈祥而清隽的女老师稳步走到讲台，轻声而又干脆地宣布：“上课，”然后两手侧垂，低头施礼，继而抬起头，用清脆而纯正的普通话说：“同学们好，祝贺大家成为大学生！”一句话，说得大家热泪盈眶，顿时掌声四起。是啊，上大学是绝大多数同学命运的重大转折，想想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的日日夜夜，真是来之不易呀！

这位老师叫李少卿，由于职称评定已经停止多年，和她一样的许多高水平老师，在当时还是十几年前的讲师职称。早就听说，由于调转、运动等流失，中文系已经只剩下三大教授了，虽然都是二级。他们是，汉语学家孙晓野，文学史家杨公骥，现代文学史家蒋锡金。连闻一多先生的嫡传弟子，古文献大家何善周先生；解放前就非常有名，曾独创现代汉语层次分析法体系的郎俊章先生；国内外著名的茅盾研究专家孙中田先生；以及在中学语文教学法自成一家的朱绍禹先生等，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其时还都是副教授呢。而那位尊严的副主任冯克正先生当时也只是个讲师。

但是李老师完全符合大家在想象中对大学老师的期待，儒雅、谦和、渊博、慈祥、亲切，一句话，是母性与智慧的完美结合。她讲的是语音部分，什么唇齿音，双唇音，舌尖音等等，还不时联系到与俄语英语等发音的区别，等等。虽然除了文革中上学的60后没有学过拼音，大多数同学小学时还都学过的，只是没想到的是，这些平时不注意的随口说话，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学问。而且，李老师自己发音极为规范准确，吐字极为清脆动听，很有音乐感。 于是，一下子点燃了大家的兴趣点，甚至在课间休息时仍然议论纷纷，继续讨论、体会，感觉大学学习还真的不一样。

后来陆续上的课就参差不齐了，刘乾先老师的古代汉语讲得很棒，既通俗易懂，又字句落实，傅庆生老师的古代文学更是生动而深刻，新见迭出。但是，其它的课，诸如《文选》和《写作》，《现代文学史》，《文学概论》等，感觉就比较一般了。其实，说这些老师水平就是差也不够准确，但就是觉得没有达到自己的心理期待，觉得不应该仅仅是这样，还应该更好些。因此每次听课，都觉得没解渴，感觉老师的话没说透。现在看来，简单说，就是这些课，一般性史实、知识的讲授过多，教师自己独悟、发现的真知灼见太少。平心而论，所以如此，也不能全归到这些老师学术水平上，一来，当时是百废待兴，许多课连教材都没有；二来，当时的政治气候，还没有完全转晴解冻，习惯性的左还以各种形式存在，甚至时隐时现，经过文革，老师们还都心有余悸。而且，这些人文学科并不是纯学理的，甚至先天地与政治藕断丝连着，多年的政治禁忌，老师们不敢随意突破放言。而当我们怀着求知的热望，到图书馆查阅以前的相关教材、著述，又发现课堂上的庸常之论，原来早就就有所依据，并不仅仅是由于文革才造成的影响。那么，到哪里去寻找启迪和答案呢？这成为当时许多人面临的困惑和不断累积的愤懑。于是，基于求索的驱使，大家开始自己试着思考，寻找答案，其中也包括学习的内容，方法，方向，前景、路径等的探索。虽然在现在看来，由于当时学养的欠缺，自己想一半时也不会理出头绪，更不会有明确的结论，但起码是敢于想，开始想了，对于学着做学问而言，就已经十分必要而可贵了。其实，这不难理解，如语言或国学类学科，由于其知识性、学术性都较强，本来受政治干扰就少，学养至关重要，而且学养主要靠积累和功力，所以这类课的老师一般都比较像样，很容易征服我们那些颗极度渴望学习又不安分的心；而诸如《现代文学史》《文学理论》等政治的近缘学科，仅仅靠学养还不够，胆识、见识、视角、观点、思想背景，思考能力等等非积淀性因素可能就非常重要。像我们这些从社会各个角落不同层面考上来的学生，大多数多年受压，本来就有些先天性叛逆，所以，在思想上往往都有某些颠覆学术原教旨的心理潜质。更因为我们在思想上没有任何原在的羁绊和牵累，反而可能成就某种思想创新的优势。而老师们是讲课，不是个人的思考，而是一种需要负政治责任的公共行为，因此，其谨言慎行的结果，往往就是人云亦云的平淡无奇。况且，老师们多年也是搞运动的搞运动，下乡的下乡，有的专业早就陌生了。在新的思想解放的新启蒙面前，他们能看到的，听到的，我们基本也能看到和听到；国内外许多新的观点、思想，可以说是和我们同步接受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和老师们一起成长，几乎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特质。

镜头五：壁报

那时候，系里还没有印刷的学生刊物，但是，各方面人才才情的涌动，迫切需要有个园地表达、展现、释放。因此，最原始的壁报就应运而生了。中文楼二楼大教室外面的四面墙，就是壁报所在地。当然，也像模像样地成立一个编委会，下设诗歌、小说、美术、学术等若干小组，记得孙雷还荣任了美术组的编辑。你别说，有的还真不错，几乎达到专业水平。不仅书法、绘画、还是篆刻，都相当有水平，就是诗歌、小说甚至学术探讨，也很上档次。其中有的作品、论文，后来投到正式刊物上也得到发表。郭力家和史秀图最早都是通过壁报展示其各自的风格，进入大家视野的。前者在简约中透着机智和凌厉，初步显露出“特种兵”的怪异；后者在优美中发散着隽永与平易，幽婉地诉说着他秀美的宏图。孟繁华本来是历史系的，由于早有诗名，中文系领导出于量才施教的目的，同意转系。于是，诗人老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壁报的主编。

壁报上有一首小诗至今还记得：

俊俏挺拔的白杨，像清新潇洒的诗行，我喜欢在树下徘徊，读不尽这奇妙的词章。

记得本班的张平、吕名臣、杨文忠等都在上面发表过小说。虽然篇幅长达十几页甚至几十页，都是手写原稿，但是每期，都吸引很多人去读。吕明臣和张平写的都是恋爱故事，吕明臣的主人公叫“肖”，张平的主人公是一个高个子的忧郁青年，虽然未必有多少真实经验在支撑，但故事编的还很合情合理。

后来，壁报改进了一下，出一期油印纸媒的专刊，我也在上面凑趣写一篇学术探讨小文：《论倪焕之的死与活》，主要是通过对叶圣陶小说《倪焕之》解放前后两个版本进行比较，试图论证刚刚学到并在思考的一个文学原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具有自身的逻辑性，不能任凭作者随意摆布，认为《倪焕之》解放后的版本，由于受政治理念影响，硬把死人写活，对人物人为地拔高，破坏了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和艺术真实。文章虽然很幼稚，篇幅也不长，但几易其稿，写得认真，其实也是一次难得的训练。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我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起点。有时，敢于开始很重要。

镜头六：讨论会

由于当时理论界刚刚思想解放，热点不断涌现，系里也根据教学情况，组织了几次讨论会，话题主要集中在文学理论方面。譬如关于文学的真实性，文学与政治、与人性的关系，等等。虽然包括77级的在内，大家都刚入学不久，理论修养还远谈不上，兼之准备不足，在学理的层面谈问题的还属凤毛麟角，就事论事，就作品论作品的还是大多数。而我班的张平，天资聪明，记忆力也很好，学话的能力比较强。他看了一些主要是五、六十年代从苏俄翻译过来的文艺理论著作，诸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达到等人的著作，初步学会了一些理论表达方式。其实，学习文学理论，起步就是要较为熟练地掌握一套最基本的表述语言，即学会如何使用基本的概念、命题组织语言，进而能运用起码的原理分析一些文学事物。简单说，就是要学会话语包装。虽然学话与发见新质，生产思想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但对于刚刚入学的大学生来讲，能够会用几个名词术语就已经极为难能可贵了。因此，在讨论会上，张平利用一些刚刚学会，别人还没来得及领会的理论语言，再用他特有的滔滔语势倾泻而出，不论见地如何，观点怎样，就这阵势，就足以令人惊叹不已、望而生畏了。

而参加讨论会的主要是77、78级的，76级是工农兵学员，本来，恢复高考就是对他们这些靠推荐上大学的一种否定，在77、78级同学面前，他们有些灰头土脸，而且他们的确良莠不齐，整体素质要差一些，所以，虽然是高年级，在学习上，他们并没有优越感，就更不要说主动参加讨论会了。而77级，应该说整体素质较好，毕竟是积压十年人才的第一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77年高招很匆忙，招考的很多细节还没来不及仔细考虑到就匆匆开始了，因此让有些人钻了空子。譬如，77级是各省出题，而且大家只知道自己过没过体检线，具体的分数并不公开，这就为走后门留下种种可能，等等。就是说，许多78级的本来就是这“种种可能”的受害者，而且两个年级入学时间仅差一学期，78级的就没怎么把77级的当一回事。而77级的同学自我感觉十分良好，自认为是首批恢复高考的天之骄子，岂能把78级小学弟放在眼里？没想到，冒出一个张平，一顿滔滔语势竟把他们震蒙了。于是，心有不甘的就开始通过无理取闹的方式找脸翻盘，诸如强词夺理，胡搅蛮缠，非逻辑，歪曲事实等等都使出来了，后来甚至国骂、耍赖、要动手等都用上了。结果，自然是更加丢人，让大家知道了什么叫恼羞成怒。最后，旁听的系副主任冯克正老师总结，高度评价了张平的发言，甚至用较为夸张的口吻称赞张平“人才呀！”自此，78级不可小觑几乎成为共识，张平更是一跃成为中文系的风云人物。

张平属于才子型人物：个子较高，消瘦，眉毛浓密而清晰，目光执着而冷漠，除偶然一笑，口似汪然泄水，透露出唇齿的搭配略显模糊，四肢也不甚协调，走起路来，伸腿亮脚，有些外八字以外，基本上算个美男子。此人不仅聪明，而且非常用功，往往不屑于上课，每天就在上铺自制的三脚架小桌上看书写字。由于他的作息时间比较随意，有时难免和别人发生冲突，所以人缘较差。他本来就自视甚高，通过在讨论会上舌战群雄大展异彩，从此走路更为趾高气扬、目无下尘了，他很是晕了一阵子。

镜头九：看电影

学校有电影院，所以每周六或周日都有电影。片子有新拍的，有新译制的，也有以前拍摄，被打成毒草，重新播映的。看电影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享受，平时学习、吃饭、睡觉三点成一线的生活实在是太枯燥了。所以，每每发电影票，我望着座牌号，多少有点想入非非，这次挨着什么人呢？虽然知道，对我而言，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但每次还忍不住有点希冀在涌动。也难怪，毕竟才二十刚过，还有青春期的萌动。有一次，还真来了一次“艳遇”，但却把我吓坏了。那是一个下午，忘记什么原因去晚了，电影已经开演，进去后由于室内外光的反差，一时，竟什么都看不见，好不容易在手电筒的护送下找到了排次，但他一走，我就又失明了。没办法，只好数着前排的座椅后背往里找，感觉到我的号了，伸手一摸，竟然摸到一个软软的身体，而且像是个女的，我吓得连忙缩回手，汗一下子涌出来了。这时，一个熟悉的女人的声音悄悄地响起并有一只小手拉我一下：“你在这儿。”我马上听出，这是教我们日语的小老师，原来刚才触碰的是她，我不由得又一阵惶恐和尴尬，说一声“是老师呀！”就无言以对了。小老师察觉了我的窘迫，在我坐定后还善解人意地故意和我小声闲聊几句，以表示她并不在意，我这才放下心来，也和她悄悄地聊起来。

这位小老师可是个名副其实的美女，每次上课，虽然男生们常常被她那雨天葡萄般的大眼闪烁得神魂颠倒，但是对她的教学还是很肯定的，对她的人也很尊重。其实，她和我们应该是同学，不仅因为岁数不会比我大，甚至可能还小，而且是因为她本来是外校的77级学生，由于他们学校急需日语教师，她的日语水平又比较高，就把她派到我们外语系进修了。由于我们的外语师资也奇缺，作为交换条件，在听课的同时，还请她担一点低年级外语的教学任务。但是，任课就是老师，中国有一日为师，终生为长的传统，因此不论年纪大小，在小老师面前，大家都不敢造次或不恭。但是有一次上课，小老师却不知为什么发了一顿脾气，说有的同学太不尊重她了，大家都很莫名其妙，后来才听说，是一个同学冒昧地给她写了一封示爱信，也不知署没署名，反正是弄得挺没意思的。幸运的是，在小老师一直对我很好，我当然有自知之明，可她毕竟是年轻而美丽的异性，那精巧的五官一颦一笑皆似有情趣；娇小玲珑的身材，颇富层次感，还时隐时现地散发着某种淡淡的馨香。所以，那天能挨着小老师看电影、聊天，真是件可遇却不可求的美事，两小时的快乐时光，就在这安谧温馨中过去了。有时，当小的真好。

当时国产新拍的电影基本无足观瞻，大抵是以“四人帮”“阴谋文艺”思维批判“四人帮”而已。堪为标本的就是崔嵬导演的《风雨历程》，说看头就知尾也许有些夸张，但是看一阵歇一阵肯定不会有任何突兀感，一切情节都在意料之中。文革前拍摄，后来被禁，甚至遭到批判的所谓“重放的鲜花”影片，倒是有许多属再现的经典，譬如《舞台姐妹》、《早春二月》等等。但是最喜欢看的还是法国、意大利合拍的宽银幕影片，那油画一般的画面，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深邃强烈的情感表达，每每让人回味不尽。其中，《父子情深》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至今也难以忘怀。影片情节很简单，是叙述一个单亲家庭，父亲是一个律师，由于工作忙，只好把十来岁的儿子送寄宿学校读书。终于盼来了暑假，欢天喜地的孩子们陆续被家长接走，只有小男孩和一个也是单亲的小女孩还在恹恹地等待。好不容易有人来，却是小男孩父亲的朋友代接。后来父亲虽然安排了旅游度假，却带来一个女友，这使小男孩感到难得的父爱被人分享的愤怒。父子终于和解，新学期又开始了。寒假时，小男孩被发现得了白血病，在弥留之际，唯一的愿望，就是到从来没去过的游乐园看看。虽然此时已是深夜，游乐场却把所有的设备都为小男孩一个人开动，但是小男孩无力而幸福地依偎在父亲的怀里，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画面上，天空漆黑、万籁俱寂，在缓缓转动的巨轮上，小男孩带着无限的遗憾，带着对生活、对父亲的无限眷恋，静静地合上了双眼，父亲那充满愧疚与悔恨的泪眼，久久在人们心头萦绕……当时，电影院，一片唏嘘甚至哭声，人们深深地被这父子深情所打动，感动于人性之美，人类之爱。回到宿舍，眼睛红红，已经做了父亲的老大哥们当即给家写信，倾诉对孩子们的思念之情，没有做父亲的我们之流，都纷纷表态，或暗下决心，将来有孩子，一定好好地陪他、爱他。看场好电影，真是一种享受。

这样的影片在今天看来也许很平常，为什么在当时却引起那样大的反响？主要是因为匮乏：人性的匮乏，人情的匮乏，人味的匮乏。多年来，充斥于耳的经常是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进入眼帘的，往往是血腥、暴力和伤害，甚至最正常不过的夫妻之爱也统统被诠释为“革命战斗的友谊。”而视野一旦打开，才发现以前所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的“人性、”“人情”、和“人类之爱，”竟然是那样的美，那样的真，那样的纯。另外，当时的理论界已经开始的“关于共同美”“文学的阶级性与人性”的启蒙性讨论，这在理性层面，必然起到启迪与推动的作用。荒芜多年的人性啊，可怜的我们刚刚觉醒！

全景拍：校园

现在看来，我们的校园面积真算不了有多大，东西至多一公里，南北不过五百米的样子。论学生人数，也不过是两千多人。现在即便是普通的二本大学，无论是校园面积，还是学生人数，都要比它大得多，多得多。譬如当时学校最小的系是艺术系，由美术、音乐两个专业组成的，总人数不过百十个人左右。一个班，有的就十几个人，一个专业老师，往往就带几个学生。这与现在动辄数万亩的大学城，数万学生人数相比，实在少得可怜，几乎都无颜存世了。但是那时候，起码在省城，我所上的大学校园还是值得骄傲的。其时，吉大是个马路大学，除理化楼后面有片空地，安置个鸣放宫和运动场以外，再就没有属于学校自己的空间了。医大被新民大街切成两片，地院好不容易有个地质宫广场，还要和市民分享。只有工大和我们学校，才有关上大门这个概念。而学校北大门的对面，是广阔的废弃已久的老虎公园，那是我们休息散步的所在，也可以理解为是校园的无偿延展。

那时候，学校主门就是北大门，两座不起眼的水泥门桩，拱起几根半圆形的铁筋，两扇钢筋焊接的大门，早已斑斑驳驳。短短的过道两侧，是宣传画廊。东边，是学生宿舍，即和平一舍，西边，是一片空地，由于当时图书馆主体工程还没有建完，西大门还没有正式开，只是零零散散地分布着车队、校办工厂之类的附属建筑。而从北门进来迎面对着，是一丁字型的六层红砖楼东西向排列，这是校部和地理系。其中的一个大教室叫三楼半，是我们经常上课的地方。偏西向南，是一条通往中文楼的丁字路，东侧途经政史楼，西侧路过生物楼。

政史楼最值得一说的是历史系文物陈列室，可谓是琳琅满目，从原始社会旧石器，到明清时期的珐琅瓷器，都有很丰富的收藏。这应该是1949年在此立校时所接受的民国国立长春大学的重要遗产。政史楼可以说是一藏龙卧虎之地，尤其是历史系的中国、世界两大古代史教研室一些老先生，堪为全国高校相同专业的翘楚。明清史专家李洵，秦汉史专家陈连庆，世界中古史专家朱寰，美国史专家丁则民，尤其是世界古代史的林志纯即日知先生，更是在学界鼎鼎大名。据说，日知先生原本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早在五十年代，关于中国历史分期与郭沫若的意见相左，论文发表在《光明日报•理论版》上。由于观点尖锐，惹得郭沫若提笔反驳，但是具体论据似无懈可击，于是郭氏仅就日知先生文章的一个引文的瑕疵大做文章。因为原文是德文翻译的，而日知先生当时不懂德文，翻译得不够确切，因此郭氏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痛下杀手，言语极为刻薄，讽刺他“不懂外语还搞什么史学研究？”这使日知先生深以为耻。从此，他深居简出，每天除吃饭睡觉外，主要学习外语，包括德文、法文、西班牙文，以及古希腊语，古埃及语，古巴比伦语，古突厥语等等，几年下来，除原来就比较娴熟的日语、英语外，又通晓多种甚至死亡的外语。当日知先生再一次出现在学术界时，已经是成就卓然国内难有匹敌的世界史大家了，曾多年出任全国世界史研究会理事长。令人感佩的是，日知先生无儿无女，与妻子的工资收入颇高，花费较少，因此常常强迫本系生活困难的教师向他借钱。并声明：不还可以，不借不行。更为令人感动的是，我们入学时，先生已年逾花甲，但还坚持给刚入学的78级学生上课。由于他南方口音较重，学生听起课来颇为费劲，兼之先生学识过于渊博，随便一个问题，都可能引起他要把所涉及的古今中外的诸种观点及研究成果从头道来的冲动。而正常的课程内容，在他看来是人人知晓的常识，无甚可讲匆匆而过。因此，对于连常识都知之甚少的可谓脑际空空的一年级本科生来讲，这样的高水平授课，效果未必很佳，大家都说这是在给博士甚至教授讲课。学生听不懂，日知先生既不理解，又深感不安，甚至歉疚。于是，学生宿舍，晚上经常能看见一位白发鬓然的老先生，拿着手电上门答疑补课。这种人，如今可能已经绝版了吧？

历史系还有一位先生也是个人物，那就是我国著名的宫廷政变史及服装史专家张亮彩，人称亮公。亮公的这两个专业在当时都堪称独门绝学，据说文革前的价码，电影制片厂请他讲服装史，一小时即200元，那时候省级干部的工资也不过是这个数吧？我们快毕业时，亮公就已谢世，但却留下千古遗言。由于老先生是民盟资深成员，病危时，学校乃至省市各级领导都前来探视，客气地请老先生留点什么话。老先生看了看这些领导，想了想，说了一句：“学而不优则仕，”令人叫绝。这句话可以有多解，即可以理解为讽刺，也可以解读为夸赞，还不妨说是表达了一种自卑或自负。譬如，“学而不优则仕，”可以说是学而不优才应该仕，因为在现实中，“仕”往往并不需要“学优，“学”只是“仕”的装点；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学而不优才能够“仕”，因为只有“学”而不“优”，往好了说，才能不教条，不本本主义，往差了说，才能不以良知为限，不以人文理性为度。其实，这句话还可以看做是亮公对自身经历命运的感喟。总之，这绝对是一句智慧之言。

路西侧的生物楼我最感兴趣的是二楼走廊的动物尤其是鸟类标本陈列橱。可能是由于生物系有一位全国一流的鸟类学家傅桐生先生吧？在那里，大如车轮的鹏，小如柳叶的蜂鸟标本，几乎应有尽有。而且就是这栋楼，后来出了个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的中年教师郝水先生。生物楼西边是一片树林，那是平原地区少有的橡树、核桃，还有松树、梨树等等，当时都粗已过搂，高达数丈，几刺云天，为校园增添了几分自然情趣和历史沧桑感。

生物楼南边是中文楼。就这一栋不起眼的三层西式小楼，却曾经有诸多的现代学界名流在此办公和写作。著名散文家、教育家吴伯萧，曾在此担任文学院院长，著名红学家张毕来，著名诗人公木即张松如，都曾经是中文系主任。在这一所小楼前，我们还经常能够看到中文系三大教授之一的杨公骥先生魁梧的身影。可能是由于文革结束，新时期已经开始，老先生重返教坛心情愉快，喜欢打扮了，第一次看到杨先生时，记得他戴一顶极为少见的水獭绒帽子，上身是一件考究的貂皮大衣，脚上穿一双锃光瓦亮的黑色皮靴，一派的民国绅士打扮，为中文楼平添了一道效法不起的风景。有的老师说，大学里越是岁数大的越能美，因为越是岁数大级别越高，挣钱就越多。据说杨先生当时的二级教授工资是289元，基层干部、年轻助教的工资才普遍几十元，虽然已经十几年没有长工资了，杨先生的工资在中文系仍然是最高的。当然，在全校，杨先生的工资并不是最高的，最高工资的是两个一级教授，360元。他们一位是数学家，也是我们上学时的副校长张德馨，一位是生物系的鸟类学家傅桐生。他们两个，一个被称为0博士，因为张德馨是研究整数的，是德国柏林大学数学博士；一个被称为鸟博士，傅侗生先生是法国理学博士。但据说，在文革中，杨先生也曾经极为悲观失望过，在下乡插队时，甚至烧了自己多年辛苦积累的两万多张学术卡片，致使他在仅出了一部《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后，就再也没有大部头著作问世了。当然，通过细读这部著作，我还是深深地为老先生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见地所折服，理解了为什么先生主要凭着这本书，就奠定了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成为国务院确定的首批中国文学史11名博士生导师之一的。在这本书中，杨先生贯穿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历史不可假设。”他认为历史就是实实在在的过去，后人只能在此基础上对它进行总结和思考，并试图寻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而不能以“假设”为前提，用“假设”代替历史事实，甚至为历史不符合他的“假设”而怄气，好像历史倒是错了。这种观点，我认为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真知灼见。

还回到校园景拍吧。大致说来，校园的路基本上三横三纵，我们再从横向即东西向路说起。第一条路，是东西向最北端的那一条。路北连接着三座学生宿舍：和平一舍，和平二舍，和平三舍；再向前是艺术系、外语楼、图书馆古籍库。

外语楼和图书馆古籍库是一体两向的丁字楼，外语系最著名的是白金山教授。他所以著名，并不是因为他是教授，而是因为他是溥仪的养子，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据说他的日语说得比汉语还流利。一次，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来讲学，翻译就是白金山教授。

图书馆有一位老馆员叫冯连榜，此人学历虽然不高，但是极为敬业。他对国学经典极为熟悉，对经史子集，即使是没有多少研究，至少是无所不知晓。对馆藏的珍本善本，更是如数家珍。当时就听说，古籍库的内涵非常丰富，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仅次于北大排名第二，各种典籍多达两万余种。就书的形态而言，大的可盈米，小的仅寸许，对于喜欢国学的，真可以说是大开眼界。据说，有的老先生，甚至坐飞机来查阅。就我本人的经历，向冯连榜借书，如果是古代经典，他会不厌其烦地扩大性介绍，如果只是借诸如《三言》《二拍》，《封神榜》之类的，在他看来不是做研究，而是消遣，他就随便给你拿一本就不再说话了。据说，以前工农兵学员去农场劳动，冯连榜竟背书跟去，当然人家未必领情。

再说该路的路南，这是从地理楼开始，连接着风雨运动场，理科食堂及阅览室、商店邮局等都是顺势排列向东，直到假山人工湖的。向南，在与第二条路之间，有一片空地，春天时这里盛开着数百株的杏花，红白相间，灿灿幽幽地在微风中颤抖，三三两两的男女学生或依树而读，或花下闲话，或默默相视，虽不见有暧昧之举，倒也不乏温馨浪漫。再南，是面对第二条路并列排布的两座平房阶梯大教室：所谓共一、共二教室。

阅览室以东，是一半山环绕的人工湖。人工湖面积不算太大，也就一个足球场的样子。但是和高有十几米且林木蓊郁的小山配合在一起看，小湖就显得精致又幽邃了。校园的实用工具理性在此得到缓冲和消解，人文意趣有所润泽和呈现。由于假山小湖自成一体，成为学生学习之余，休憩，冥想，蕴情甚至约会的最佳场所；同时，在整体布局上，又区隔了东边体校运动场的喧闹，可见设计还是别具匠心的。

据说，张平曾利用过一次这最佳场所。接前面的话，自从讨论会张平的名声暴涨，自信心也与日俱增，他发现77级有一女生堪为美女，不仅身材苗条，面庞娟秀，肤色白润，眼波幽邃而荡漾，而且还是系里次级元老之女。美中不足的是，体型有些缺乏立体感，人无完人嘛。于是，张平一反蜗居宿舍的习惯，开始到处搜寻该女行踪。终于，在共二发现了，张平大踏步走上前去，将一写好的纸条“啪”的拍到该女的桌上，然后昂首挺胸、义无反顾地大踏步走了。纸条上写着：“晚饭后在假山等我。”由于张平大名鼎鼎，该女自然不能随便藐视，当张平吃完晚饭来到人工湖假山时，该女已经守候在此了。由于先入为主，该女首先发问：“你家是哪的？”这是令张平万万没有想到的被动，于是，下意识的回一句：“辽源的，咋地？”，那女子也似下意识地回一句：“啊！那不行。”但又不死心地追一句：“你爸是干啥的？”张平已经知道自己在该女心中的分量了，便不再做非分之想了，仍故作强硬地加一句：“你问那干啥？”那女子老道地微微一笑，宽容地说：“你不懂，小兄弟，以后学习上互相帮助吧！”张平闻言，虽狼狈至极倒也不失体面地甩下一句：“那还帮助啥了！”一转身，大踏步走去，虽败犹荣是也。

从现在的眼光看这次约会，虽然由于地域来源及家庭背景等原因，张平几乎没有胜算，但是如果调整一下时空方位，起码也不会败得如此被动。由于张平去时人家已经占据了一系列优势：在有利的地形上居高临下，一派高高在上，俯瞰审视的架势，这在气势上就压张平一头。而且，先来的虽是等候，并非曲媚奉上的自我贬抑，而是有时间调整作为少男少女常有的易激动的心态，可以从容设计，有序发问，有礼有节，步步为营，这堪为男女约会的宝典。

校园中路是自政史楼始，至文科食堂终，途经两侧排列的数学楼、物理楼、化学楼。如前所述，数学系有个一级教授张德馨，此人虽然未见得有过如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似的爆炸性成果，但资格却老得惊人。他本来是民国国立长春大学的代理校长，1948年长春围困时化妆出城时，被解放军请去见了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林枫。后来战事结束，由于他是走向共产党最大的知识分子，据说是毛泽东亲聘的当时叫东北大学的副校长，一直到我们入学。

物理楼当时最有名的当时也是副校长的王琳教授，此人是国家仅有的仍在高校的几个核物理学家之一。我对他的成果不大清楚，但成果以外的事情倒是了解一二。正面的是说他在民国时就已经很出名，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授；负面的说他首批招收的研究生只有两名，一个是女儿，一个是女婿，上课不用出家门了。当然，真够水平也倒无可厚非，招贤也不应该避亲嘛，可能人家从小就有意识地培养，属于家学承传呢。

第三条路其实就是与工大的分界线，起点，就是中文楼后边的体育系，一直延伸到东边文科食堂。体育系最有名的人物是杨瑞雪教授，其人是中国数届全国运动会大型团体操的总设计，全国体操协会副主席。学校运动会看见过一次，已经是老太太的杨先生，身材仍然保持很好，举手投足，无不透露出智慧与干练完美结合的俊爽，威严与大度的从容，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

这些先生们，大多数早已作古，但是他们的思想，著述，尤其是逸事，还在弟子们的心里演绎、口中承传着，这就是底蕴。这是一个学校不可复制，外校无法比拼的无形资产，也是走出校门的学生们终生为之骄傲的资本。楼房可以很快就建起来，校园也可以修得广阔而优美，甚至图书、设备都可以用钱来买，但是没有这些先生们的行迹流传，没有他们的思想承延，那就是没有魂魄的躯壳，没有底气没有精神的暴发户。

校园的全景扫描就大致如此吧，其实这一切，如今大部分已不复存在，即使还在，也被修饰粉刷得面目全非，无由回味了。而且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这里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分部。我到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著名大学访问游览过，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那里的校园建筑还都是一百多年的样子，仍然一派精致而不铺张，简洁而又富于个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除了麻省理工学院有一座巨蛋型的体育馆之外，再没有看到任何现代的流行元素在哪一个校园里出现过。有的只是厚厚的文化底蕴的积淀和沧桑的叠加。相信，任何一个从这里走出来的毕业生，随时都可以在那里唤起他们读书时代的种种记忆，而我们，只能在自己的记忆中寻找了。难怪中国大学校友回报母校的较少，除了经济条件外，记忆无所捕捉，情感无所依托也是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