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琐记盖生

按照惯例，大四下学期，安排为期四周的教育实习，我和另外半个班的同学被安排到鞍山去实习。到外地实习大家都很高兴，一来，换个环境，在一个地方呆时间长了早就感到厌腻了，熟悉的街道，熟悉的人群，已经唤不起热情了。二来，实习与上课不同，属半学习半工作，而实际上，既不是真正的学习，也不是真正的工作。所谓学习，不过是观摩别人怎样上课，看看就是了，较之以往的听课要做笔记，还要应付考试大不相同；所谓工作，不过是装模作样地讲几次课，还要像那么回事地当一把班主任，与学生近距离接触。由于没有几个真的打算当中学教师，而且根据以往的毕业分配情况看，真正当了中学教师的并不多，所以实习就成为没有心理负担的游戏。而游戏的特点既是以假当真，又全神贯注，这样才能玩得认真，玩得起劲，既然是玩，何不玩得开心？况且是到外地玩？听说鞍山附近还有著名的千山，去实习几乎就是一次免费旅游了。于是，大家都很期待。

一上火车，大家都兴奋起来。因为暂时离开熟悉的环境，同时也摆脱了众多限制甚至是监视的目光，在我们一行二十人左右的小群体相互之间敞开了诸多的交流、起码是遐想的空间。平时无暇顾及或熟视无睹的面孔，因群体心理的凝聚而一下子都变得真切可爱起来，相互的热情、趣味、善意都在这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得到涌现和释放，于是，久违的笑声，久违的歌声，久违的段子，都纷至沓来、此起彼伏。这使我想起一句话：“旅途的人永远是年轻的”，况且那时我们真的很年轻。

带队的是教现代文学的张立国老师，此公善讲社会及学校名人的奇闻逸事，这是课堂和书本上所没有却是漫长旅途所必备的调剂。张老师长得颇为幽默，圆头，秃顶，近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喉音重，尾音轻”，每每发表什么高论，他首先低头握嘴，眼皮下垂做沉思状，在鼻子中哼出一“嗯～”之后，才抬头看人并开讲。一路上，他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最精彩的是历史系张亮彩教授的临终遗言。说张亮彩是史学界仅有的研究中国服装史的专家，令人称奇的是，他在文革前，给电影制片厂讲服装史，一小时价码是200元，那是当时省级干部的月资数，而我们当时国家每月补助的伙食费才17.5元，这不能不使我们叹为听止。而且，说张亮彩是民盟资深成员，病危时，学校乃至省市各级统战领导都前来探视，客气地请老先生留点什么话。老先生看了看这些领导，想了想，说了一句：“学而不优则仕，”这不能不令人叫绝。因为这句话可以有多解，即可以理解为讽刺，也可以解读为夸赞，还不妨说是表达了一种自卑或者自负。譬如，“学而不优则仕，”可以说是学而不优才应该仕，因为在现实中，“仕”与“学优”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或者说，“学”只是“仕”的装点；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学而不优才能够“仕”，因为只有“学”而不“优”，往好了说，才能不教条，不本本主义，往差了说，才能不以良知为限，不以人文理性为度。其实，这句话还可以看做是老先生对自身经历命运的感喟，学虽优却不如“仕”，不能“仕”。总之，这绝对是一句智慧之言。

张老师还讲了著名歌唱家包桂芳的故事，说包桂芳的丈夫是个作曲家，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却瘫了，与包桂芳关系密切的男士还有葛存壮即葛优的父亲，当时葛优还没有出道，说包桂芳生病住院，已近弥留，这两个男人分别坐在包女士病榻两侧，默默无语，相视垂泪，了无前嫌……

一路上，大家由于放松了心情，还有歌声相伴，尤其是张老师这些不可多得的段子，一点都没有感到寂寞就到了，往外一看，上车时的早春萧索，已是欣欣向荣的生机盎然了：麦已翠绿，树已嫩黄。但是到了目的地，大家在心理上还是有些反差。一来是因为鞍山毕竟属于中等城市，气势、格局都小一些，二来是对前来围观、迎接并即将认领我们的导师们，仅从她们的举止言谈就有些失望。这是一所非重点的初级中学，这些教师，无论是神情气质，还是谈吐姿态，所谓的“闪神儿”，都与我们习惯且几成定势的大学老师们是那样的不同。基本上都是女老师，从她们的眼神中，我明显感到有一种直露的浅薄，一种好奇中的排斥，还有以故作冷漠掩饰着的一点点的自卑，也许她们在下意识中把我们当做潜在的对手了。总之，让人感到不舒服。凭经验，凭直觉，这些人中应该没有几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后来果然证明了我的判断。

只是，一位被介绍说是特级教师的老太太让人有些看不懂，她就是我和张义军，徐晓丽、徐凤武四个人的实习小组的导师欧阳代娜。乍一看，欧阳老师没有任何格外引人注目的地方，五十多岁的样子，普普通通的短发，普普通通的服装，眼睛不大，但是在目光中，既没有大学校园中知识女性惯有的清澈并透着智慧与儒雅，也没有机关女干部常有的在规范中掩饰不住干练与果断，而是在微微凝视中，推逼出一种自信甚至霸气，左侧略略下拉的嘴角，给人一种善言却有些刻薄的印象。所以，她在看我们时虽然似乎在微笑着，但仍然有一种不言自威的感觉，让人不敢轻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后来的接触中，逐渐了解到，欧阳老师的确不是一般的人物。她的父母，是著名作家也是老革命的欧阳山和草明，她本人，也是红小鬼出身。有意思的是，在一次我们到她家拜访时，张义军竟然在看照片中意外地发现，他的母亲与欧阳老师是延安育英中学即八路军干部子弟学校的同学，这自然使她和我们的关系拉近了许多。建国后，欧阳老师先后读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和山西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后者应该是函授。在我们实习时，她正在摸索独创一种全新的中学语文教学方法，简单说就是初中三年中学语文过关。为配合欧阳老师的研究，学校特意组建一个实验班，就是我们即将实习的那个班。这个实验班，是在十五中这个非重点的初级中学中，选拔中上水平的学苗，教材自编，分《阅读》、《写作》两部分，内容囊括初高中两个时段，循序渐进地训练学生的读写能力，保证在初中三年达到高中毕业的语文读写水平。

我们后来观摩欧阳老师的教学，发现她的教学的确与惯常的千篇一律的诸如解词、串讲，分析文章，归纳中心思想及写作特色等等大不相同。在教学中，她非常重视预习，在讲课时，除了必要的知识巩固，欧阳老师不会简单重复任何已经学过的内容，而是针对学生在预习中思考并提出的各种问题具体解答，力求做到一课有一得，课课不相同。这的确令人耳目一新。我们这才理解，为什么二班的同学在师范学校实习，而我们却在普通的初中，原来就是为了了解、学习欧阳老师独特的教学法。如此说来，我们四个直接在欧阳老师指导下实习，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其他的同学是不是成为我们这几个人的陪衬和理由了呢?

后来，在外班实习的同学听他们指导教师不无嫉妒地说，欧阳老师是学校的太上皇，她的班，想怎么搞就怎么搞，连市里领导都得敬她几分，学校校长就更不在话下了，等等，颇有微词。其实，这并不奇怪，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也难怪当年欧阳老师被打成右倾，同时也证明这些老师在最初见面时给我的印象基本准确。

经过近距离接触，我发现实验班的孩子们素质的确很好，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王超英的十二岁男孩，是跳级上来的，小小的个子，一张童稚依然的脸，他在课堂上曾朗诵过一首自己写的诗：

老虎

啊！我是一只老虎，我这百兽之王， 别人看我威风凛凛，我也有内心的孤独和忧伤。透过牢笼，透过泪眼，我仿佛看到我可爱的家乡， 那光秃秃的山岗，虽然荒凉，但任我驰骋，任我游荡……

细心的许晓丽问他为什么把百兽之王写得这么可怜时，他说他看见公园里的老虎这笼子里焦急地打转，想到它肯定是憋屈得很难受，就写了。我当时所以对这首小诗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它表现了孩子的真情实感，因为中小学生写作文假模假式的套话空话太多，觉得这孩子把自己的感觉完全揉进了对象，所谓的“物我同一”，“感同身受”，而不是惯常的那种，只写概念的想象的对象，却忽略了眼前真实的对象，至于文字表达就在其次了。这应该是欧阳老师所强调的写作文首先要注意观察、体会、感受对象，先写出观察笔记，然后再正式写作的训练方法的一个成果。

实习当然还要备课和讲课，我们这些人虽然在听课方面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对任何名师的课程，都可能挑出一大堆的毛病，但是真正到自己讲课，才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写出讲稿并不等于就能讲出来，讲稿其实只是参照的备忘录，照本宣科，不仅会贻笑大方，而且非常机械、僵化。脱稿，就得重新组织语言，甚至，坐着想，与站着说就不一样，这有一个内部语言与外部语言的转换问题。难怪已经是成为作家的沈从文刚刚到北大讲课时，也曾经遇到不知道咋讲的尴尬。虽然他讲的内容本来就是他所熟悉的也是他自己总结的写作方法，但是到正式讲课时，准备好的几页讲稿，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读完了，接着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据说，他背对着学生，静静的站了几分钟，在黑板上写了“我害怕了，我不讲了，”就只好下课了。

为了克服这种可能出现的窘况，我们只好撤下面子，先互相讲，相互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同学之间，尤其是男女生之间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因为相互展开了本来不想展开，却不得不展开的较为隐秘不怎么“高大上”的一面，其实有幸接触别人较为隐秘的层面，是人家对你充分信任甚至亲密的表现，而向别人展开自己较为隐秘的一面，同样也是如此。因此，除了备课讲课之外，在交流中，其它方面的内容，也在不知不觉中，会借机涌泄流淌出来，相互之间由于内心的陌生而形成冰棱开始消融，心开始拉近。对我而言，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本来关系就很好善解人意的黄蕾，成为我最亲爱的小师妹。所以叫她师妹，本来是一戏称，后来随着关系亲近，就成为昵称，由于在其他同学之间没有这个称谓，因此就成为我对黄蕾的专属称呼，一直延续至今。

当然,由于基础不同，原因各异，男女生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等齐一致的。譬如，一次，在从实习学校回住处的路上，天突然下起了雨，三个细心的女生黄蕾、许晓丽、王亚男都有备而来，纷纷撑起了雨伞，我、张义军、徐凤武都分别成为被照顾的对象。毫无疑问，我钻进黄蕾的伞中，徐凤武和徐晓丽撑一个，张义军和王亚南用一把。但是走着走着，偶尔回头一看，发现张义军和王亚南由于个子相差较大，干脆改由张义军打伞，但由于深怕伞主吃亏，张义军的大半个身子在外边；最有意思的是徐凤武只把头歪在伞中，身子却全在外边。而我和黄蕾，光顾躲雨，忘记了避嫌，为了充分利用伞下空间，几乎是相拥而行。看到他们的样子，我和黄蕾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把徐凤武的头都笑出来了，许晓丽打趣他说：“看你那气管炎的样子！”

说起来，许晓丽真是个女侠，一次，学校要开运动会，张义军、许晓丽我们几个带学生到学校对面体育场看场地，不知从哪儿窜出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像是个精神病，两眼直勾勾，口中不时吹气，直奔我们而来，只见他双手如钩突然伸出，交替地向张义军的脸上抓来，张义军一边躲闪一边喝问他干什么，但那人并不答话，两手只顾在张义军脸上抓来抓去。正不知怎么办才好时，只见许晓丽涨红着脸，猛然冲上前去，挡住那人，一边大声呵斥，一边也用手向那人挥去。结果，还真灵，那人愣了一下，嘴也不吹气了，手也不抓了，悄悄地走了。不知是因为刚才太紧张太激动，还是由于着急，许晓丽也一脸的汗。不知道那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许晓丽哪儿来那么大的勇气。

实习当然还包括当班主任搞各种活动，经过策划，我们决定带学生去一次雷达山。雷达山就在市郊，高近百米，250级台阶，在此可以俯瞰全城。由于是第一次带学生活动，安全第一，张义军、许晓丽、徐凤武我们四个人分别在队伍的前后左右，在过马路经过斑马线时，一个小女生虽然童声童气但却似见多识广地说：“在斑马线上走即使被车撞也给赔偿，”立刻有学生反驳说：“即使给赔偿也不愿意被撞”，我听了，很感慨，感到他们这一代人的公民权利意识在增强，其实我们在他们这个年纪这是不可想象的。

目的地离学校不远，很快就到了，大家拾阶而上，在山上找一块平地，开始表演节目。惭愧的是，我们几个虽然平时还能喊两口，但一看学生们的表演，就觉得不上了台面了。好在这些孩子个个都有比较充分的准备，根本用不着我们率先垂范。他们有的朗诵诗歌，有的唱歌，有的吹口琴，有的跳舞，有的自己编一个小品，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学生模仿当时正热播的电视剧《武松》打的那套醉拳。你别说，还真有那么点意思，腾跃、翻身，鲤鱼打挺，都模仿得像模像样的。只见他时而身子前仰后合、东倒西歪，时而出拳刚猛，劈砸生风，真有几分祝延平的范儿，看得大家不由的齐声叫好。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还有很多学生准备好的节目都没有来得及表演，太阳就不那么善解人意地行将落山了。活动该结束了，学生们只好意犹未尽甚至不很情愿地跟随我们返回学校。孩子毕竟是孩子，无论平时多么爱学习，爱玩的天性还是不可泯灭的。

在回学校的路上，一个小女生突然问我：“老师，你毕业能来这儿教我们吗？”我愣一下，没想到学生会提这样的问题，迟疑了一下：“不会吧？因为我不是辽宁的。”我不想说我不愿意到这里来，那样会伤害她的自尊心的。但那小女生继续问：“那你会教中学吗？”我仍然没想到她会问这个，就支吾地说：“不会吧？”因为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那学生歪着小脑袋想了一会儿，又说：“那你会做什么呢？”我决定给她一点明确的答案：“可能是教大学吧？”因为家乡的一个学校已经明确向我表示过了。“啊？教大学？”小姑娘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继续问：“那几位老师也是？”我说：“差不多吧，也许更好。”我反问她说：“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她想了想：“还不知道，也许和老师一样，将来也教大学吧，因为我们的老师没有几个是大学毕业的。”我不知道这个小姑娘后来考没考上大学，实没实现她的理想，但是我确定，这次对话对她的将来是会有影响的。

鞍山毕竟是个工业城市，食品供应有些产销失衡，尤其是青黄不接的春天。那时候跨季节的大棚蔬菜还很少，所以我们搭伙就餐的体校的食堂伙食较差，顿顿都是清汤寡水的老三样：而且是资深的白菜、土豆、萝卜汤，肉、蛋、鱼几乎不见。在学校时，我们常常抱怨伙食不好，但是和这里比，简直可以说就是美味佳肴了。一天，吃过午饭，张义军一脸幸福地宣布，他今天的菜里居然发现了一片肉，许晓丽当即表示，这并非只是他个人的惊喜，她的菜里不仅有两片肉，而且还是五花三层的，不过又补充说，要是在家或学校，她只会吃瘦肉的部分，今天，她破例全部吃掉了，香了半天。大家一边咽着口水，一边抱怨自己不曾有这艳遇。这使我理解了，为什么在大街上看到的市民，脸色那么多是黄里透青的，也明白了我们所搭伙的体校学生，为什么个个长宽比例严重失调了。

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基本没有到街上解馋的概念，好不容易在一个周末，本市的张福成请大家去他家玩，我还因故没去，万政先、徐中实、黄蕾、许晓丽他们几个去了。回来时，他们纷纷夸赞张福成的母亲如何热情好客，还历数吃到的各种美食，说得我心里馋得痒痒的，只有后悔的份儿。我想，说不定，老太太是想借此给儿子写一个好故事呢，只是并没有续文。

记得五一那天，我和张义军一起上街，他买了块切糕，我们两个正准备分享，盛切糕的塑料袋可能是不忍心看我们的贪婪之色，脆然破口，那块好大的切糕落于尘埃，气得张义军直跺脚，我也遗憾了好半天。但我发现，女同学还是挺知道照顾自己的，偶尔，在许晓丽、黄蕾的手中，还能分享到小豆羹、糖块之类的零食。

虽然伙食不好，但是大家的精神状态还是属于上扬甚至有些亢奋的。每天，从实习点回来，吃过晚饭，没有事情干，大家就凑到一起闲侃，有时，还唱歌。一次，我们唱了一个又一个，声音越来越大，张义军虽然歌声并不动听，嗓子直声拉气的，但是热情很高，唱着唱着还不时插一句一个什么电影里的台词：“大家使劲唱啊！”结果，住在隔壁的师范学校的学生可能是实在忍无可忍了，敲门提醒我们“夜已深了，”我们才心有不甘、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场欢歌盛会。

当然，在外地实习到底有些好处，除听课上课外，学校还组织了其它活动，譬如到鞍钢参观，到千山旅游，等等。

到鞍钢参观是意料之中的，鞍山是钢都，以钢立市，来鞍山怎么能不参观鞍钢呢？张福成是坐地户，自然成为向导。鞍钢的大的确超乎想象，但是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矿区的广阔，光运矿石的铁轨就上百公里；也不是炼钢炉的雄伟，出钢时钢水四溅的壮观；更不是轧钢车间的惊心动魄，一条条赤色的圆柱从火红的炉膛呼啸而出，在一声声巨响中，坚硬的钢铁变成各种形状，而是见过的几个炉前工。我们到炼钢车间时，正好赶上出钢，在尖厉的哨声指挥下，几十个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的工人，有的挥舞着长长的勺子舀钢水可能是去化验，有的操纵着巨型翻斗往模子里倾注钢水，十分紧张，忙了半天，他们才得以喘息。当这些人脱去防护服时，我发现，这些工人一点也不粗憨，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儒雅，一个个白皙的脸颊，疏朗的眉眼，有的还戴着眼镜。一个工人走到我们跟前，仔细看了看我们的校徽，说：“我是北京钢铁学院的。”我不禁问张福成是怎么回事，张福成告诉我，这些炉前工，除了几个年纪大的师傅，大部分是钢铁学院的实习生或见习生。工科院校的毕业生，最先都当几年工人，好积累经验。我这才明白，这些“工人”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气质，有这么好的精神状态。工间休息时，他们有说有笑，有的还讨论这炉钢的一些情况，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工人得过且过的样子。这时我在一个角落里，无意间看到一个与此完全不同，明显不属于实习生或见习生的真正工人，年纪在四十岁上下，他疲惫地坐在地上，一道道汗水冲刷过的污痕还很清晰地留在脸上，看见我们过来，呆滞的目光勉强费力地转换为礼貌的微笑，他似乎是利用工间休息在吃东西。从他蓬乱的头发和工装里面露出的衣领看，他的家境似乎不是很好。为什么职业工人和实习的工人在精神状态上会有这样的差别呢？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沉思。

我联想到我们的实习，大家所以都能够如此热情洋溢、认真负责地当这个初中教师，是因为我们是临时的，如果确定下来，我们此生就干这个了，大概不会有人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状态了。再联想到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潘晓的“人生的路应该怎么走”的讨论，我觉得，所谓“人的本质就是自由的”命题是正确的。我想，所谓自由，起码应该包括选择性和超越性，人一旦沦为某种社会机器的一个部件，只能在某种固定的轨道上移动，阻塞了选择的可能性，就必然窒息了人对自由的追求，主体精神一旦被固化在某一特定情境中无法超越，即便是从事着收入颇丰、甚至令人羡慕的职业，也会使人感到压抑甚至苦不堪言。相反，如果具有选择的可能性，从事着他所喜好的职业，即便是从事收入较低，甚至在别人看来，并不十分体面的工作，也可能焕发出他的全部热情来，他也是个幸福的人。就是说，他的自由性得到满足，个性受到尊重，创造性得到发挥，在可能转换和超越的各种情境中，生命的空间得到拓展，有限的生命增了值。所以，所谓的“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说法是大可质疑的。在一定意义，这是对生命自由的压抑，甚至辜负了造物主创造自由人的初衷。当然，如果这种固化是他自己所喜欢的，那么这种固化就不是他精神的束缚而是其所需，那么这也就具有了超越这种固化的可能性，他自己觉得有趣、有意义，也就可以说获得了自由。

现在看来，当时我们实习其实也是一种身份的假定，本质上是一种游戏，而游戏是最自由的活动，身份的假定就是以假当真，是主体自由选择的极致，因此它就具有了超越各种功利目的可能性。譬如我们不必考虑工资收入，提职提级等等，实习本身就是目的，这样，我们在精神上就不会被某种特定情境所固化，才在当时才觉得有趣。如此说来，也许，人最大的悲剧或惩罚就是从事一种既不喜欢又遥遥无期的工作，譬如当年的知青下乡。说远了，还回到实习。

到千山旅游也是实习的重要内容，对于学习人文学科的人更是如此。在大自然中，放浪形骸，陶雪情操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教学。记得那次我们坐的是租来的小客车，由于太兴奋，一路歌声没停、笑声没断过。男女生中，善歌者当非我师妹黄蕾莫属。她主唱，其他同学只是附和帮腔，男生只能在遇到会的时候才跟着吼几句。我师妹天生一副次中音的歌喉：圆润清亮，而且传统、流行的歌曲样样都行。记得当她唱到李书同作词曲的“送别”时，可能是因为触动了童年的情愫，唤起了某种遥远的记忆，一直不苟言笑、正襟危坐的实习总带队朱绍禹老先生忍不住满脸的感动，一曲终了，连声喊：“女同胞们，能不能再唱一遍！”于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大海，你来自何方，有谁知道你忧伤，有谁知道你寂寞，有谁知道你惆怅”．．．．．．一首又一首情浓而意切的歌曲，伴着车外习习的晨风，飘洒在路边带露的花草上．．．．．．听师妹的歌，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享受，这不仅因字正腔圆，感情充沛，而且几乎每首歌，都浸透着某种灵魂的颤栗和爱的倾诉。我感到，这是天使的仙音在召唤，在回荡．．．．．．

到了上脚下，几个同学都买了一顶如今已经消失了的软边盔式遮阳帽，由于师妹买的本来是红色帽圈的，突然发现还有更好看的，就不由分说地让我买一顶镶着蓝色帽圈的，把她买的戴在我头上，我自然对于这种任性求之不得了。

开始登山时才发现，由于没有经验，师妹穿的塑料底鞋在又硬又滑的石板台阶上很难举足，张义军助人为乐地动用班长的权威，安排由我照顾师妹。于是，我和师妹携手同行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了。生平第一次握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女孩子的手游山，自然觉得温馨、甜蜜。我真的很感激班长的安排，而且感觉一种不可界定、无法言说的感情之流通过这两只紧握的手传递、震荡着。

千山景色确实很美，尤其登上一座山峰再回首遥望，只见千峰竟秀、万木葱茏，这在以雄著称的北方山中是少见的。古人黄裳曾有如此描述：:"千山者，奇峭插天。青嶂壁立，共有九百九十九峰，以其近千，故名千山。"清代高士奇在《扈从东游日录》中记载：:"……辽左诸山，土多石少，此独积石磊砢……峰峦重叠，以千数计，此山之所由名也"。

游山是自由结伴，张义军、许晓丽、徐凤武还有我和师妹我们五人一伙，徐凤武还带了海鸥牌120相机，虽然是黑白的，当时只有黑白的，此行也就足够奢侈了。因此，在仙人台、五佛顶、一线天等著名景点，都留下了我们青春的倩影。更为完美的是，我身边还有一个多情而娴静的师妹。

值得庆幸的是，那时候还没有导游用高音喇叭随时在你耳畔喋喋不休地呱噪，大家可以自由地感受自然，品味美景，体验天人合一的境界：或远眺群山，或俯视深壑。突然，大家一阵惊呼，发现在路边的峭壁上竟开一朵鲜红的小花，这在一片绿色之中太珍贵、太眼亮了。一种近于诗意的冲动使我不能自已，于是我放开师妹的手毅然向悬崖爬去。她明白了我的意思，用近于疯狂的惊呼阻止我：“师兄，不要！”说着不顾鞋底的滑向我奔来，许晓丽说“危险”并用力将她拉住。其实我从小就喜欢登高爬树的，这次虽然确有危险，但一种近于悲壮感的好胜心促使我不能停下来。在大家紧张的注目下，我附着绝壁一寸一寸地靠近小花，然后，一伸手，在大家惊呼声中，那朵小花终于被我摘了下来了。当我满头大汗地将小花献给她时，我发现她也一脸汗水。大家一阵欢呼。师妹在众多羡慕的目光中，珍惜地把花别在遮阳帽的帽圈上，说：“你这傻师兄，吓死我了”。我笑着逗她：“如果我刚才掉下山崖，你咋办？”她毫不迟疑地说：“那我也跳下去”。话虽是玩笑，但听起来，还是挺叫人感动的。

千山之旅，是我一生的节日。

一个月的实习悠然而过，游戏性的老师角色也宣告结束，但是，大家都明白并尊重这游戏的规则，因此，在离开的前一天，欧阳老师特意开了个班会，为我们送行，我们则带着真情，带着眷恋，和其实是假定的学生们依依话别，师生都很激动，有的甚至声音哽噎、潸然泪下，答应以后有机会来看他们。徐中实所实习班的学生，还特意在雷达山上挖一株吉林还很稀罕的多肉植物，作为赠送礼品，徐中实十分珍惜地带到宿舍并且带回家乡。

返程的那天，我们已经上了火车，与来时不同的是，大家没有游子回归的兴奋，甚至没有惯常的结束一件事应有的轻松，谁都没有说笑，只是默默地望着窗外。在火车即将开动的一刻，站台上突然跑来几个男女学生，他们一边抹着眼睛，一边往车上寻索，我们认出，这是二班同学所实习的师范学校的学生。只见二班的两个女生快步跑下车厢，与几个师范学校的女学生相拥在一起，师生都在流泪。师范学校的几个女生仍然不时往车上张望，我们发现，二班的几个男同学躲在人群后面在偷偷地往车下看，原来是不敢下车，可能是怕女学生一激动做出意外的举动使场面失控吧。其实对此我们有所预感，二班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住在师范学校，要倒两次车才能到实习学校，而且初中生还是不懂事的小孩子。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是住在师范学校实习也在师范学校。更何况，师范学校的学生基本都已成年，属于情窦初开的季节，突然来了这些年轻、充满活力，热情高亢，学问谈吐都不常见的老师们，又一起吃，一起住，还随时可以和老师们请教学问，交流思想，倾诉郁闷，等等，老师们对此无论是从义务的角度，还是在心理需求上，都不具备拒绝这一切的可能性。所以，即便是这些“老师们”有些定力，也不能保证“学生们”不想入非非。好在，火车马上要开了，列车员催促上车，虽则学生们的手挥动更频，泪水更涌，毕竟只是短暂的一瞬，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对眼前这一切，既羡慕，又欣然。

生活又褪回它的原色，但是，毕业实习，是我大学生涯平庸主题的华彩乐段，每每想起，都感到一种温馨和甜蜜，它将供我终生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