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庄情深深

王艾迎

母亲坐在废弃的磨盘上，望着山庄上那几孔紧锁着大门的窑洞，惨淡地对我说:“狗娃，收完麦，咱们也搬到塬上去，这里，再也不会有人来种庄稼了，地荒了，窑也会蹋的。也许虫狼虎豹会到我们的窑洞里来做窝。但你要记着，我们一家几代人曾在这里生活，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母亲说着，我看见她消瘦的眼眶快要掉泪了。

我理解母亲的悲伤。她在这里劳动了23年，这也是她最后一年来收获她亲手种的庄稼。一阵又一阵山风从山梁上吹过来，从沟下面跑上来，坡里的小麦频频点着金黄色的脑袋，沟边的树木摇曳着树枝和叶子，好象在和母亲这个多年的老朋友再见似的。母亲望着眼前的这一切，不仅触景生情，给我讲了一个又一个山庄的故事。她时而兴奋，时而悲伤，时而爽朗大笑，时而轻声叹息。这空旷的山庄上，她好象唱着一首离别的主旋律，而我则象她五线谱上的一个音符，伴随着她的声音进入过去、现在和未来。

据说，我们所在的山庄及其周围，曾是春秋战国时秦国的狩猎场，战争问隙，那些将军们便骑着战马，手握弓箭，威风凛凛地到这里的森林里打猎，这里动物特别多，那些将军们专拣大的射杀。往往收获颇丰。解放前四五年，爷爷的父亲为了使儿子们不被抓壮丁，吃饱肚皮，娶上媳妇，卖掉塬上的五亩多地，花2万多元买下了这块距离塬区家乡50多华里的风水宝地。这里三面环山，中间是一些陡坡地，到处杂草丛生，灌木成林，没有一片裸露的土地，也没有一户人家。在北面两山交接的那块高崖下面，他领着儿子们挖了四孔窑洞，并给这里起名叫新庄湾。他要用超人的力量，开荒种地，征服自然，改变贫困面貌。三年多时间里，不知用坏了多少宽刃撅头，吃了多少苦头，也开垦了三百多亩荒地。天气厚爱勤劳的入，那几年，年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给爷爷们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当然第一个娶进门的是奶奶。奶奶奶曾经高兴地对我讲:“你爷爷家赶着10头毛驴驮着麦子，来到我家送彩礼，每头驴身上还绑着红绸子，乡亲们大饱了眼福，都夸我爹给我找了个好人家”。富在深山有人识，爷爷的四位弟弟相继娶了塬上的媳妇。从此以后，方圆几十里，大家都叫爷爷的父亲为王财东。

解放后，建初级社和高级社，爷爷的父亲一百个不同意，他留恋这个大山环绕、给他带来幸福的新庄湾，他不想把它交给众人耕种。无奈，他积劳成疾，去世并安葬在这里的一块坡地上，一向操守尊老规范的爷爷们这次违背了他们父亲的意愿，几经商议，响应党的号召，和新庄湾这个山庄一起集体入社了。爷爷在塬上过了三年平淡的生活，他觉得，饭吃起来不香，干活缺力量，几次要求到新庄湾山庄上来种地。虽然这里生产条件苦一些，但他觉得在新庄湾能找到新的乐趣。队长最后同意了他的请求。父亲当时正在邻县读师范，多数人缺吃的、少喝的，有的饿出了疾病来。但父亲却因爷爷在山庄上劳动能够多分一些粮食，拿的馍白面细，份量足，令许多同学馋涎欲滴。这时候，村里人好象觉醒了，大家都争着要求去山庄，但队长却不准许。许多人在背地里骂爷爷:“那个老家伙，太会算计了”。在那里，爷爷虚心求教于一个驼背木匠、学会了做木活，盖房子，技艺很快超过了师傅。不久，爷爷被强行调到了塬上，因为塬上要盖许多教室、会议室、饲养室和社员住房。恰在这时，教了三年书的父亲回到了队上，成了一位普通的农民，他接替爷爷和新婚不久的母亲一起到了新庄湾山庄。1 966年农沥2月的一天，已怀有身孕的母亲在山庄的磨窑里推磨，干着干着，一阵阵肚子痛，到晚上，生下了一个小孩。那就是我。一向心情不好的父亲，回到家里，一看到他这个宝贝儿子，便心花怒放，百愁尽解，全然忘却了满身的疲倦，又是逗我笑，又是吻我的脸颊。一岁多的时候，还扶着我骑山庄上的毛驴。虽然我对那时候的生活毫无印象，但我想，我的性格和勤奋一定是从那个山庄上培养出来的。

1968年春节过后，父母带着我回到了塬上，父亲先后担任生产队和大队干部达14年之久。这段时间，可爱的新庄湾似乎离我们家的生活远了一些。但令我欣慰的是，那年夏收前夕，生产队派我爷爷到新庄湾山庄看场面。那里，未曾开垦的荒坡上、沟渠中，长了许多许多杏树，棵棵树上挂满了黄黄的山杏，有的大而光亮，吃起来甜香可口，有的黑点密布，里边尽是虫包。爷爷利用饭前饭后和雨天时间，跑到坡里去，手执木棒，击打树枝，然后把落在草丛里的杏装进一个袋子里，隔些日子就给我和弟妹们捎一些吃。积攒的杏核卖掉后，爷爷给家里买了一个闹钟。他把我抱在腿上，教我看着表认数字，认钟点，上发条，对时间。记得好多次认表前，他都说:“我孙儿长大后要上军官学校，当将军，误了时间，可要多死人的”。虽然我后来上了其它大学，但对时间重要性的领悟却似乎比同龄的农村孩子要早一些、深一些。那时候，在农村，钟表是一件希罕物，每逢有人到家里来，总要仔仔细细看个究竞。(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后，父亲辞去在大队担任的职务，下决心勤劳致富。我家又一次来到新庄湾。父母在山庄经营，爷爷和奶奶及我们兄妹三人在塬上。这次生产队只分给我家34亩地，父亲总觉得面积少了些，为了扩大面积，他采用爷爷父亲那代人的老办法，挖地边，垦荒地，渴了喝自带的水或泉水，热了甚至光着膀子大干，还要把这些砍下来的灌木捆起来背回放在院边，干了当柴烧。开始几年，我们每年都要从山庄上运两三拖拉机小麦和玉米到塬上，每年收入二、三千元。爷爷高兴地说:“祖上给我们买的山庄，就是有宝，过去吃饭穿衣靠它，现在致富还得靠它”。

没想到一场如天大祸降到我们家。爷爷在和父亲一起收 塬上麦子的时候突发脑溢血病世了。全家人好不伤心，如若我们不做山庄，将近70岁的爷爷不去割麦，身体一向很好的他一定能活得更长一些。更令我们悲痛的是，自爷爷去逝后，早感不适的父亲病情日益加重，竞在安葬爷爷后的第二天，去世在医院里，只是在当天才查明患了不治之症，病因是长期劳累过度，营养不良。

多么可恨的山庄啊!一连夺走了我家两人的生命。但母亲思前想后，自感别无出路，依然奋战在山庄上。她想凭借自己的坚韧来实现祖父和父亲留给我们的致富梦。虽然后来有了一位继父，为她分担了部分劳动量，但情况并没有大的好转。那狭小的山区已经长期禁锢了他们的头脑，外面的大世界，并没有触动他们的任何想法。与我家同做山庄的本村人家，陆续离开山庄，卖掉耕牛，抛荒山地，老人、妇女们在塬上养奶牛、奶羊、蚕，年轻男子和部分青年妇女纷纷外出打工，他们在短期内安装了电话，盖起了砖房，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今年，原来七八户人家的新庄湾山庄，竟然只有我们一家耕种了，母亲和继父终于认识到仅靠做山庄种粮，我们绝难致富。他们决定离开此地，彻底回到塬上去，寻找新的生产门路。我给远在成都的弟弟打电话，我清楚地听到了他幸福的笑声。

在新庄湾山庄附近，县上已开办了一家狩猎场，不时有外地的客人驱车前来光顾。听说村上正在申请将我们这个山庄纳入扩大的狩猎场，或者退耕还林区，我似乎看到了山庄的新希望。

我和母亲在割完麦子的第二天，离开了这个养育我们一家四代人、居住劳动持续60年的山庄。我看到母亲稀疏的灰白色头发随风舞动着，她的心情似乎好了许多。等到将麦子运出去，我们就成了纯粹的关中平原的炎黄子孙。但我将永远记住那个山庄，过去没有它，就没有我们后来的一家人，今后没有它，我们会活得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