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花开
般若花开
梁孟伟
江南第一大佛为何诞生在这里？
两晋高僧名士缘何聚居在这里？
佛教天台宗为何缘起于这里？
唐诗之路为何形成在这里？(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带着重重疑问，回溯蒹葭苍苍的历史河流，停靠在1700多年前的时光码头，漫步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剡溪两岸。
西晋以后，中国分裂。黄河流域五个少数部族割据争霸，南方五个短命王朝频繁更替……无休止的战祸、饥荒、疾疫、动乱，极为残酷野蛮的阶级与民族压迫，中原哀鸿遍野，饿殍满地，“白骨蔽野，百无一存”、“饿死衢路，无人收识”、“道路断绝，千里无烟”、“身祸家破，阖门比屋……”
北方血雨腥风，战祸频仍；南方经济发展，安逸富足。于是一批批北人，举家带口，扶老携幼，渡过长江，涉过钱塘，沿着娥江，溯流而上。但见“剡山峻绝，竞爽嵩华，涧崖烛银，岫巘蕴玉”，“四嶂相衔，郁如鹫岳”，“曲涧微转，涣若龙池”，真乃“六通之圣地，八辈之奥宇”。这里未经战乱，田园宁静；风光幽奇，峰高林密；水碧山青，人烟稀少。对于饱尝战争离乱之苦的北人，无疑是一处世外桃源，方外乐土，也合了剡字“两火一刀可以逃”的谶语。因此，北方门阀士族，纷至沓来；高僧名士，接踵而至。
“山从东南来，水向西北去。”剡东南诸山大多由天台山脉延伸而来，“晋前同是一青山”。剡溪数条支流发源于天台，汇入曹娥江最后注人东海。“江到剡溪清见底，山入天台人自迷，”剡东南也就成为“上接台云，下临剡曲”的捩转之地。
“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白居易在《沃洲山禅院记》中记下当年盛况：“晋宋以来，因山开洞，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潜、支道林居焉，次有乾、兴、渊、支、道、开、威、蕴、崇、实、光、识、斐、藏、济、度、逞、印凡十八人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刘恢、许元度、殷融、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霞、袁彦泊、王蒙、卫玠、谢万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宗教文化一代名流，在此风云际会；王谢大族才人集团，几乎网罗无遗。晋时剡县，高僧云集，名流荟萃；星光璀璨，云蒸霞蔚。既是社会因缘的撮合，又是时代思潮的支配，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地处山陬的弹丸之地，使得剡地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
沃洲山，东邻岇山，南连天姥，西接刘门，为天台山支脉。晋以前松竹蔽天，浓荫覆地，四山围抱，中开灵境，兰芷丛生于溪滨，喧鸟长讴于樾荫，不见波影，但闻流声。风露摇曳枝梢，而不侵及落叶，游人到此不见庐舍，闻鸡犬始知有人。
一批才华横溢的佛界人物，从全国各地迤逦而来，在剡东组建起一个个佛教僧团。以竺潜为首的东峁山僧团驻足今天的新昌大市聚地区；以支遁为首的沃洲僧团，聚集于今天的新昌沃洲山一带；以于法兰及弟子于法开、于道邃为首的元化寺僧团，驻锡于新昌石城山的元化寺即今天的大佛寺千佛禅院。三个僧团地处毗邻，交往频繁；共究佛典，同辩义理。
当时印度佛教典籍开始在中国广为流传，特别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般若经》影响更是巨大。“般若”意为佛的智慧，属大乘空宗，又称“无相大乘”，倡导“四大皆空”、“无所有相，无生灭相”、“假号不真，不有不无，不着两边”。这是一种非常精微深奥的思辨哲学，也是佛学精义所在，故《般若经》又称“佛母经”。概其要义有三：事物均由因缘和合而成，其名称只是区别其他形相的一种假名，并无不变之实体；法是镜中缘，法生于心，譬如水月镜花，露珠映日，皆是幻象；有为之法，无得久停，一切事物都在成住坏灭中流转，故物不可得，心无所住。三大僧团承继三国以来研习般若学的风气，将佛教般若与中国本土玄学结合起来，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般若学派。
般若学引进之初，译出的经典并不完备，且多错讹。“《道行》颇多格碍，《放光》言少事约，《光赞》辞质胜文。”因此众解纷坛，莫衷一是，形成了对“空”义的不同理解，产生了不同观点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六家七宗”。他们钻研般若，畅玄探幽；结合老庄，进行解读。对空的解释提出不同的说法。
般若空义存在众多歧义，于法兰深感经文不足，抱着“大法难兴，经道多缺，若闻一圆教，夕死可也”的宏愿，率徒于道邃远适西域，成为我国最早西天取经的高僧之一。惜其“至交州，罹患重疾，卒于象林”（今越南境内）。未能像唐僧一样取经而归，但要比三藏早了百年。
由于多位高僧在此研究与传播佛法，剡东俨然成为全国佛教研究基地。高僧名士，互相结交，过从密切。既谈佛理（主要是般若）、又谈庄老（即玄学），将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般若”冶作一炉，你唱我和，形成思辩性的宗教哲学。这种佛玄合流的哲学思想，代表了时代精神，打下了文化印记。
“六家七宗”中的“即色宗”创立者支遁，于东晋建元年间入剡，先后在沃洲和石城山建寺说法10多年；“识含宗”、“缘会宗”的创立者于法开、于道邃，均是名僧于法兰的弟子，他们在石城山创建元化寺即今天的千佛禅院；“本无异宗”的创立者竺潜，隐迹剡东峁山讲经说法30多年，直至东晋宁康二年（374）圆寂；“心无宗”创立者之一的竺法蕴是竺潜的高足，一直跟随竺潜左右；“幻化宗”创立者竺道壹在绍兴嘉祥寺为僧首时，曾游学说教于石城、沃洲，石城山三个寺庙曾是他开讲经论的重要场所。“六家七宗”中只有“本无宗”创立者道安没有到过剡东，其他“五家六宗”的创立者均与剡东有关，或驻锡建寺于剡东，或游学说教于剡东。
他们各抒己见，思想自由，相互尊重。东峁竺潜创本无异宗不碍其弟子竺法蕴倡心无义；元化寺中于法开、于道邃，同为于法兰弟子而各立一宗，师徒无间；元化寺于法开虽一度与沃洲支遁争名，而支遁晚年归石城却为于法兰、于道邃作了铭赞；“昙光比丘，与晋世于兰，同时并学；兰以慧解驰声，光以禅味消影。”并处石城山中互不干扰。于法开认世情为一场大梦；竺潜讲学时“或畅方等，或释老庄”，佛玄并重；支遁也以佛解玄，注《逍遥游》，被称为支理。这种兼容并蓄的包纳宽容、综合贯通的学术风尚，为后来的天台宗立教作了前导，使其“教观总持，解行并进，破斥南北，融会三教”，形成了集百川以归海的局面。
我们驱车东峁沃洲，追寻先贤的遗迹。想先找白道猷的遗存，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据梁释慧皎所著《高僧传》卷第五记载，白道猷曾写信给另一名高僧道壹，既表达了住锡东峁的悠哉游哉，又流露出未能同游的深深遗憾。他在信中说：“始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峰采药，服饵鹢疴，乐有馀也。但不与足下同日，以此为恨耳。”并在信后附写一首诗，题目为《招道壹归沃洲》：“连峰数千里，修竹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方知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如知百世下，犹有上皇民。开此无事迹，以待竦俗宾。长啸自林际，归此保天真。”白道猷可能不知道，自己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山水诗！诗里的山水不再是写人的陪衬，而是作为诗歌的独立主体，比公认的山水诗鼻祖谢灵运要早二三十年。
听说竺道潜讲经台还在，我们来到水帘洞景区。只见东峁山下，一洞天开，门悬飞瀑，喷薄而出，光彩夺目。水帘洞顶有潜公台，片石凌云，传为竺道说法处。想当年，士僧跋山涉水成群结队，来到这里听其讲经，竺潜在一块巨石上盘坐弘法，哗哗水声仿佛他顿挫的话语，金色阳光恰似他灿烂的笑脸。岩下的人们仰观静坐如听天人布道，个个如醉似痴泥塑木雕……如今，瀑布下方还存断壁残垣，据说是竺道潜的住宅遗址；一片树林里有圈石头基座，据说那是竺道潜的坟墓。朱熹到此感叹：“水帘幽谷我来时，拂面飞泉最醒眸；一片水帘遮洞口，何人卷得上帘钩。”
从水帘洞出来，寻找小岭寺，已找不到任何遗迹。但是这位高僧的风流轶事，还在剡东广为流传：支遁羡慕并想追随竺潜到剡东隐居，派遣使者向竺潜买沃洲小岭，竺潜答复“欲来当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支遁听闻后深表惭愧，最后不用一钱得小岭。他赴剡路过吴地，谢安时任吴兴太守，写信给支遁:“……我等待着我们的会面，等一天就象一千年那样漫长。这里多有山水，环境优雅，可供疗养，各方面都不比剡县差。望能前来，以解思念之苦。”经过会稽，王羲之索看支遁注释的《庄子·逍遥篇》，洋洋千言，惊世骇俗。于是宽衣解带，依依留连，不忍离去。但谢安的苦留，羲之的盛请，都未停止支遁赴剡的脚步。他先到沃洲，建小岭寺；再在石城，筑栖光寺。一次别人送给他几匹马，他精心饲养，有人因此笑话他，他回答说:“我是爱它的神骏，随便养着罢了。”又有人送他两只鹤，他倍加爱惜，不久便对鹤说：“你本是冲天之物，怎能作耳目玩物呢?”于是将鹤放飞。现在的沃洲东峁一带，还有不少支竺两人的遗迹行踪，如“放鹤峰”、“养马坡”、“支遁岭”等。
竺、支、二于是佛教入浙的四位解义之祖，他们研究传播的是“般若学”，可以说是佛教的理论基础，当然也是天台宗的理论基础。
又过了一百余年，又一位生活在这一带的大师，掀起了佛教史上一个新的高潮，这就是天台山国清寺的智者大师。智者融合当时中国南北方的佛学，创立了中国佛教的第一个民族化宗派——天台宗。天台宗以般若学理论为借鉴，创立了“一心三观”和“三谛圆融”的认识论。这是一种不执着于两个极端的认识方法。般若学认为，人的认识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个是世俗的一切认识；一个是超越了世俗的认识，近乎真理的惟一认识；还有一个是达到了最高的认识，即佛的智慧，是最高的智慧。这三种认识皆来自于一心或者说是一念，所以一心或一念之中即可观察到这三种智慧。智者大师根据一心三观的理论，提出了三谛圆融的认识观，强调整个世界没有一样是不变的。认识世界既要看到事物的两面性，更要把握它们的整体性。
石城大佛寺山门口立有“石城古刹”牌坊，上有对联：“晋宋开山，天台门户；齐梁造像，越国敦煌。” “门户”实有发端、前导之意。这既是对其在宗教文化史上崇高地位的肯定，也是对天台山佛教文化渊源的追溯。
其实，从新昌到天台只有60公里，就是这短短的60公里，一二百年间不断地出现佛教大师级人物，把中国佛学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从诠释般若学开始，到天台宗创立，中国佛学的建构过程似乎就浓缩在这60公里当中。更为令人惊叹的是，智者大师建构了天台宗理论之后，就离开了天台山，圆寂在新昌大佛寺的弥勒佛脚下，给佛教般若学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隋开皇十七年（597年）十月，晋王杨广再三恳召智顗下山。其时智顗已“将身不慎，遂动热渴”。他安排好后事，规划好国清寺的寺基及殿堂样式，十月十八日下山，骑驴代步，越剡岭到石城。旅途不免劳顿，气病兼笃，卧病石城。对弟子智越说：“大王欲使吾来，吾不负言而来也。吾知命在此，故不须前进也。石城是天台西门，大佛是当来灵像，处所既好，宜最后用心。”卧病愈月，心力日衰，自觉难以复起，延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开始交代后事：衣钵道具分为两份，一份奉弥勒，一份充羯磨。又留下《遗晋王书》：“乞晋王庄严剡县十丈弥勒。”对石城大佛作了最后关怀。越三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时入灭。圆寂之际，灵迹疾现，右胁侧卧，忽然风云变色，松桂声鸣，宛然天乐入房，起床合掌，神气熙怡。回顾侍者曰：“观音来迎，该当去矣！”垂手西向，端坐神迁。侍官张达等五人自见石佛倍大，光明满山，直入房内。
写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原来新昌雕凿的 “江南第一大佛”，就是为了纪念东晋时期剡东的佛学文化活动，体现了信仰、思辩相结合的时代特征。而智者大师选择在剡东大佛前圆寂(597)，也缘于“般若炽于石城”的缘故，最终他要到这里认祖归宗。那么到了唐代，诗人们人承先辈嘉言遗风，继前贤懿德亮节，最终走出一条唐诗之路，也就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