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十三帮（7）

宜昌十三帮（7）

七、韩慎之（下）

不过，韩慎之之所以被载入史册，最大的手笔还是他的一个提议，几乎不仅改变了宜昌过载转运码头的命运，也几乎改变了宜昌的商业格局。

1922年（民国11年）秋天，韩慎之专程赴河南郑州拜见当时的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恳请开禁鸦片，公开征税”，据史料记载，韩慎之的理由是“既活跃宜昌商场，也广开军饷来源”。吴佩孚虽然垂涎这笔财源，但又不敢公然打破禁例。老奸巨猾的韩慎之就献策说：“沿清末旧例，不设征税机关，由商会成立济宜公司代收烟税，正税上交北洋政府，地方收取附加捐。”吴佩孚便欣然同意，准予照办。

于是，这一家商办、官助、还有军队支持的济宜公司就浮现在宜昌城，由韩慎之充任经理，驻宜的各级政府机关大力支持，云集宜昌的北洋军队鼎力相助，为了防备当时四川呼啸江湖的各路土匪、盗贼和“棒老二”的抢劫，甚至出现了武装押运的现象。如此禁例一开，川、滇、黔所产的鸦片就大量进入宜昌，宜昌的鸦片贸易骤兴，各路商贩闻风而至，以至于当时的城区人口也猛增至20万之多。这种畸形发展就是商人所称的宜昌的黄金时代。

历史资料记载，从1923年（民国12年）开始，“驻宜各军，乃组陆军联合督察处、禁烟查缉处，司查缉护之责”，再加上湖北当局与宜昌商会设立的济宜办事处，负责征收特税（时称土税为特税，烟土为特货，烟土商为特商），“专济宜昌驻军饷糈”，“自是杀人越货之风泯，烟土遂由军阀包运”。侯叔轩在他的那篇《清末民初宜昌面面观》中回忆：“（特税）每月按收入发薪以外，还给地方教育补贴，加上各项开支和上缴部分以外，每月达1000万元。”(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史料表明，当年宜昌负责收缴税款的“土税号”由三家一下子增至十八家，年收土税（鸦片税银）一二千万元。“除土税号兼售土膏外，有烟馆100多家，纳捐的烟灯有3000多盏，加上暗灯达8000多盏。”“如南诚信烟馆，楼上楼下均设烟塌，可供数十人同时吸食，每天中午以后，榻无虚席”，“最盛时一天零售烟膏2万多元”。同时酒楼、旅栈、戏院、茶馆、妓院、金店常常客满。“金店交易，有时一天达数百两黄金”。随着鸦片贸易再度泛滥，宜昌商业市场又出现了虚假繁荣的景象。

不过从鸦片贸易中受益最大的无疑还是时任宜昌商会会长的韩慎之。他经营的那家慎康海味商号，原有资金不过二三千元，后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和济宜公司的大笔公款之便，不几年，资产就扩大到三万元左右，活动资金更在五万元以上，数年间积资颇丰，跃然成为宜昌的又一富商，满城人称韩二爷。要知道，仇富的思想和现象不单单是现在才有，那个时候，一夜暴富的韩慎之也成了当时新闻、商业等各界抨击的主要对象。

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后来风云突变，北洋军阀在北伐军的打击下接连败退，宜昌也在1926年被北伐军占领，韩慎之作为当时宜昌头号土豪劣绅理所当然的会受到新政府的清算，所以在行贿和走关系失败以后，不得不狼狈逃亡万县（备注：现在的万州市），翌年就死在那里了。有趣的是，民国政府并没有禁止鸦片贸易，不过就是把收税改为政府的两湖特税处，并把地点由宜昌转到武汉，宜昌的商业繁荣也就昙花一现、迅速萎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