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巴金的“说真话”》

在巴金的《说真话》这本著作中，有五篇说真话的文章。他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的活下去。”他这几篇文章是在1980年后写的。我认为他这话恰好是假话，为什么呢？他能活到那个时候，至少在之前不是讲了真话，要吗他说了些假话，要吗他保持了沉默（我没有查他1980年前20几年的文章）。

1957年巴金说真话了吗？“大跃进”巴金说真话了吗?农民在集体生产的那么多年里都吃不饱，他说真话了吗?他在“文革”中进了两年“五七干校”，肯定不敢说真话。我们虽然不能求全责备已作古的人，但以他的知名度，在人民最困难的时期该不该出来为人民（特别是最底层的农民）说真话？下面选几段1957年右派讲的话（源于网络）：

钱伟长：“党内党外有鸿沟。”

林希翎：“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不合理的制度。三害的根源，在于上层建筑(指政治制度)在某些地方和公有制根本不相容，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如庞大的官僚机构等。据说镇反时南京一夜逮捕了两千人，第二天社会紧张。肃反扩大了，杀了七十七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实行人道。”

叶笃义：“党委退出学校。国家机关有了党派组织，多了一层身份就多了一层关系，也就多了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我主张在学校，机关和企业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包括中共在内的党派组织作用。”

罗隆基语录：“要说政治，我的座右铭是：只问行政，不管主义。有了好的行政，无论在哪重政体下，人民总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民都会遭殃。”(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不评判这些话的对错，但这些人是说了自己的内心话，是讲的真话。站在自己一个人的立场讲的真话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听得见真话的社会才是好社会。

现在就比“文革”时期好多了，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如果我们的高层次人物、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能够时时讲真话，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健康发展。

2017年3月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