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是活在社会底层的“变色龙”

确切日期已经记不清了，总觉得应该是小学四五年级。

那时候甘肃的“摘棉花大军”还没有“占领”新疆这块土地，每到棉花盛开待人采摘时，雇不到工人成了棉农最大也最头痛的问题。

除了担心雇不到工人，也还要担心棉花不能够及时采摘卖个好价钱（本地称作上交）。因为棉花也有等级之分，从一级到五级（目前只听说到五级），时间越靠后，棉花的等级越低，卖的价钱也相应越低。反正我家种棉花二十年有余，从未卖过一级。

可能我这样说，对于很多人而言比较费解。换种说法，就好像桃子一样，刚上市的桃子，色艳味美又新鲜，价钱也高；后期的桃子，色衰味淡样子丑，价钱自然也低。所以，只要果农思想没问题，自然没有哪个是不想趁早卖完的。

为了解决人工荒，当地政府想出了一条自认为绝妙的策略，号召所有学校的学生加入到“摘棉花大军”中。下到小学一年级，上到高中二年级（特殊情况还会到高三），全部“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深入民间干革命”。那架势，真像第二次“上山下乡”运动。

有一年，我家分到的是来自伊犁某民族中学的初三学生，大概七八个左右，清一色的少数民族。因为大多来自牧民家庭，都没有摘棉花的经验，所以每天摘的棉花的重量还没有四五年级的我多（这里没有恶意，只是说明情况）。(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中秋节那天，原像先前一样，要忙到天黑才下班。但有几个男生嚷嚷着要提前下班，理由是“要过节”。

我妈一听自然是不同意了，“你们又不过中秋节，放什么假？”

但他们依然嚷嚷，还摆出一副无心做事的架势来。

闹了一阵子后，我妈觉得这样下去终归不是办法，最终只好妥协，许诺干到下午八点就让他们提前回去（十点半左右天黑）。

结果等到下午六点的时候，邻居家的学生跑到我家来，怂恿我家的学生，嚷嚷着要下班。

我妈一听顿时火了，“不是说好的八点吗，怎么说变就变？”

学生们不听，只是嚷嚷。

我妈越说越来气，声音也越来越大。

学生们还是不听，还是嚷嚷。

我妈一看硬的不行，那就来点软的，于是又是好言相劝，又是承诺要给他们好处（多给他们加些棉花公斤数）。

学生们依然不为所动，其中还有个小女生骂我妈是“变色龙”。

我妈听了满脸疑惑，从没听说还有这种“龙”，更猜不到这是一种什么“龙”，但总知道不是什么好话。于是又气嚷嚷地吼道，“我管你们什么龙，只要没干到八点，今天都算白干。”

然后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争吵。邻居家的学生看我们这边吵得不可开交，他们也不甘示弱，也和他们的老板吵了起来。

可能对于这些来自牧民家庭的学生而言，提前两个小时下班并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他们不知，正是因为他们每天的采摘量太小，才导致我妈心急如焚，哪怕两个小时也不愿浪费。

你试想一下，七八个人，每人每天三四十公斤的量，加一起不到三百公斤，而我们家当时的产量在25到30吨之间。按照这速度，采摘完要到猴年马月？

说不心急，那怎么可能！

吵归吵，问题总是要解决的。

后来不知道谁把他们老师找来了。老师不但没帮他们，反而把他们训斥了一顿，还不停地向我们赔礼道歉。

但不管老师怎么说，学生就是嚷着要下班。最终我妈也没办法，只好放他们走了。走的时候，有个小男生还用民族语言骂了我们。

我妈最终还是气不过，找了他们学校的领导，说啥都不要这帮学生了。最终，校领导给我们换了一批学生，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一晃过去了快二十年，“摘棉花大军”由学生换成了甘肃劳务工，又换成了采棉机，一直持续到今天。

如今，棉农再也没有为雇不到工人而烦恼过。

但是这件事，我却一直记忆犹新，尤其是那句“变色龙”。当时听，虽然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但也没觉得多难听。等我上了初三，在语文课本里看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才明白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寓意。

所以这个词，可能会在我心里住很久。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刻意加深我对他们的仇恨。恰恰相反，我从没恨过他们，包括那个用民族语言骂我们的小男生。都是孩子，那种情形下的各种不理智行为我都理解。

但我就是觉得这个词好难听，好讽刺，每每听来，总觉得有一股凄楚的感觉涌上心头。虽不痛，但总难受。

因为这个词，总会让我联想到那些年我妈吃过的苦、遭过的罪。就像利刃一样，一下下划过我的心口。

除此以外，我也是想通过这件事，从另一个层面体现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这也是我写本文的目的。

虽然我叙述的这件事已过去二十年左右，但只要你细心观察，类似的事情依然“活跃”在底层社会当中，依然无情鞭打着那些需要我们关怀的劳苦大众。

另外，也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感谢我的父母那些年为我所做的一切。

在心，不忘。

也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善待身边那些辛劳疾苦却收入菲薄的底层人民，说不定，这里面也有你的父母，或子孙。

最后放一张图，让大家感受一下新疆的棉花“怒放”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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