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

贠国庆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农村人常把县上和公社里下来指导检查工作的领导干部们称为“工作组”。要是村里谁穿戴好一点，社员们就称其为“跟个工作组一样”。当时，父亲是大队支书，晚上经常住在大队部。家里住房紧张，父亲就常带我住在那里。“工作组”的干部见了我，不是摸摸头，就是拧拧耳朵，或是踢踢屁股。我天生就不爱说话，小时候更甚，因此那些“工作组”常称我为“哑巴娃”。有一位戴眼镜留分头的“工作组”见了我，总要踢我屁股两下，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他那高大白净文雅和蔼的模样。大队部就在我家的斜对面，院子里有两棵碗口粗的大构树。一到夏天，红艳艳毛茸茸的构树果子挂满树枝。我常带几个小伙伴进去，在树下捡拾构树果子吃，或是爬到树上，摘着吃。那果子又酸又甜，舌头上还沾点麻味，十分馋人。“工作组”们见了，常喊我们注意安全，也常帮我们捡拾下面的构树果子。他们自己有时也吃一吃。那时的“工作组”特别正气，工作也都很扎实，基本上不在大队部呆，经常下到生产队里，只有吃了晚饭后才能见到他们。每当收种的农忙时节，我们到地里场上去，常会看见“工作组”们与大家一起干活，他们都干得很卖力。社员们对“工作组”们也都十分敬重，每轮到管饭，大家哪怕东借西凑，也要给“工作组”们准备好鸡蛋、好菜，烙油卷子馍等，与招待老师同一个待遇。不然，就好像自己家很没有面子。有一位姓张的“工作组”，高个子，黑脸，脸上还有点儿麻子，常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为人很随和，平常总见他笑呵呵的。他在我队上住了好多年，与每家每户大人小孩都很熟。文革期间，县委书记在我大队蹲点，每天，他必赶早从县委担一担尿下来，泼在我队的地里。见了我大队的社员，他自己先打招呼，有时也拉一拉家常，问一问生产生活问题。社员们也很通情达理，书记再客气再热情，大家都不敢造次。

那时的干群关系十分密切，社员们有时也和“工作组”开一些玩笑。公社里有一位“工作组”姓邢，常驻我们大队，人很随和，与大家亲密无间。其实那时他也不咋老，也就四十来岁的样子。他个子很低，大约一米六多一点，也很喜欢跟社员们开开玩笑。于是就有人给他编了一个笑话：有一天晚上他有急事回家迟了，在四队磨子跟前碰到一只狼，吓得他连忙跑到一个大粪堆上，大喊道：“狼，我是大人！”把狼竟吓跑了。社员们虽然常在背后这样说着，但谁也不敢在老邢面前说这个笑话。村里有个叫“天娃子”的楞小伙子，有次正说着，没想到老邢不知从哪里走了过来，大喊：“天娃子，你狗日的胡说啥哩？”吓得天娃子只跑不歇。大家笑成了一片。有人抱住老邢，让天娃子快跑。老邢也无可奈何，随大家一起傻笑着。

父亲是支书，吃饭时，他只要在家，家里来人就不断。谁家婆媳纠纷，或夫妻不和，或者对哪个队上的干部有啥意见，就来我家让我父亲评理。这在我家，就是家常便饭。“工作组”也是我家的常客，他们来与我父亲研究问题，遇到饭时，父母亲常留他们在我家吃饭。每当这时，母亲就让我的几个妹子端碗在上房里间或灶房吃饭，我也主动把饭端出去吃。我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里修了两年地球，有一位住在我家的“工作组”仅比我大一岁，但父亲和乡亲们也把他很当事。后来，我的一位好朋友跟这位“工作组”在一个单位，多次见面，才打消了我与他的隔膜。

人生难料。后来我也干了行政，原先常到我村和我家来的“工作组”竟然不少常跟我打交道，有的还跟我成了好朋友，有的甚至成了我的下级。

“工作组”们大多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他们与我父亲及大队干部谈问题时，我有时也在场，时间长了，很受教益。后来我参加了工作，也成了“干部”的一员，经常下乡，便常常以几十年前那些“工作组”为标杆，有意无意地学习他们怎样做人，怎样做群众工作。(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