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从来不是一起公共事件

所有喜欢诗歌的诗爱者乃至已经成为诗人的人，在当下都是不幸的，因为生错了时代。这样的人如果还愿意或者不得不愿意爱恋诗歌，很大的程度上源于自己，源于自己内心的极度渴望宣泄和表达，而诗歌是一个可以畅通无阻的通道。很多的爱恋都难以成为职业的选择，诗歌就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不能把它拔得太高、看得太重，那样会过于肃穆和理想化，尤其活在这样一个缺乏诗歌土壤的时代。但是时代依然需要诗歌。

早年有评论家指出，诗歌界已经萧条、冷落、破败……，诗界集体步入冬天，诗人则成为了一种讽刺的代名词。不管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过分，比起二三十年前的鼎盛时期，诗歌的发展确实有越来越个人化的倾向。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倘若你说自己是一名诗人，对方会立即肃然起敬；在很多年以前，倘若你在这么说，对方就会不屑一顾；而现在，你若说自己是一名诗人，对方一定会认为你是疯子。事实上，除了是疯子，还是诗歌的殉道者。就创作而言，诗人那种深陷的癫狂和痴迷，确实与疯子有着某种共性。

什么是诗人？我以为诗人应该有准诗人、诗人和大诗人之分。准诗人就是不想好好说话的人，诗人就是不会好好说话的人，大诗人就是不会好好说所有的话的人。也许这样概括不对。

这是一个娱乐为王的时代，而娱乐，是一闪而过的，是时代的快餐文化，通俗文化。把娱乐归属到文化的范畴，已经高了。在物质的年代，诗歌确离大众越来越远了，快节奏的生活让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心情驻足关注诗歌。本来，诗歌就不是一个公共事件，吸引不了大众眼球，在二三十年前的那个时候，能吸引相对多的目光，主要还是因为社会进入转型期，人们普遍信仰缺失，物质和精神都很匮乏，于是诗歌成为了一个门槛较低的发泄领域，但也仍然没有成为一个大众的公共的事件，能成为公共事件的，也不会和诗歌沾亲带故，发生一丝一毫的关联。比如性的题材，就很容易进入公众的视野，也进入了作家和诗人的创作，比如较具代表性的男作家张贤亮、苏童、叶兆言、毕飞宇，女诗人翟永明、伊蕾和海南等，当时的作品就有不少涉猎性的题材，甚至还在圈内或圈外引起一阵骚动。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一部分诗人开始从共性中剥离出来个性，关注世俗生活，关注人自身在世俗生活中的状态，但外部环境并没有给予诗歌更多的适宜生存的土壤，因为时代已经被风起云涌经济大潮一波接一波的盖过了，谁还有读诗的闲情逸致？

我很赞成诗歌评论家徐敬亚早年说过的一句话：“不讲学养的诗歌写作最终只能成为圈内人自慰的东西。”连曾在《诗刊》做编辑的我的诗歌老师邹静之也早在很多年前就下海做起了编剧，由于成功创作《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和《五月槐花香》等戏名噪一时，而他自己基本上也脱离了诗歌，或者说在编剧中巧妙地利用了诗歌的学养。以我那些年和他因为诗歌发展起来的交往，邹静之绝对是属于“讲学养”的知性诗人，这是与其他下海诗人不同的地方。(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包括一切形式在内的艺术家的创作，只能从生活的真实向艺术的真实逼近，永远匍匐在走向所预期的艺术真实的道路上。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窘境：不仅中国，在全球其他地区，比如美国，近20年来诗歌受众的缩小也一直困扰着诗人们。为此，不少重量级诗人都拿出了自己的对策：已故桂冠诗人布罗茨基几年前倡议把美国诗选像《圣经》一样放在旅馆的每个房间；桂冠诗人唐纳德·霍尔提出在广播和电视中增大诗歌节目比重。作为有着诗经的泱泱大国，中国似乎无人问津，即使仅仅是建议的层面。

来自外部的支持诗歌的力量也好，来自内部的平民化诗歌创作争取外延也罢，都不是诗歌本身所蕴含的真谛。诗歌是个人化的东西，只与自己的内心有关。既然是只和自己有关，与时代无关，就老老实实地做只和自己有关的，自己去看喜欢的诗人的作品，自己去信笔涂鸦、信马由缰，甚至在充满诗意的文字里信口开河、信誓旦旦。总之，在自己小范围的圈子里弘扬光大，得到一些正面或者负面的回应。只要还有这样一个圈子，喜欢诗歌的圈子，写诗的人就能满足自己的爱好所带来的虚荣心。

用当年叱咤诗坛的四川女诗人翟永明一段让我感同身受的自述作为本文的结尾，我想它也代表一种共性，即诗人为什么写诗的共性：“对我自己来说，最能够给我带来快乐的还是诗歌，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个人是无法控制的，惟一能够自己控制的就是写作。通过写作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能够感觉到自已的存在。对于一个常常感到虚无的人，就需要一个东西来支撑自己，使自己不觉得是行尸走肉。诗歌正是起到了这样的类似宗教的作用。所以，诗歌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