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小事，活着是大事——再谈顾城之死
一众喜欢诗歌的人，对诗歌究竟能热爱到什么程度，诗歌的道路能走多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认识不清或者处理不好，都会让自己的诗歌之路半途夭折折，或改弦更张，或万劫不复。对于把写诗当作一种执着甚至有些偏执的爱好者来说，诗歌之路想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思考有多远，灵感有多远，诗歌就可以走多远！很小的问题是：选择哪一种交通工具和从哪一个方向抵达！不过，有一个地方是不可以贸然前往的，那就是死亡，主动的刻意的、而非被动的意外的死亡。
和死亡比起来，密切相连的诗歌就是小事，活着就是大事。但还是有诗人反了过来，把活着当成了小事。当成小事也没关系，但小到不当回事的时候就是个事，就是大事。关于诗人之死，不能不提在新西兰自杀的顾城，在我曾经发表于1993年深秋《北京青年报》的《面对死亡――谈顾城之死》一文中对顾城之死有过正面的肯定，事实上有太多的人对死亡出奇地迷恋和爱戴。那一年的秋天，顾城离开人世之后，《北京青年报》特意开辟了“诗人之死还是凡人之死”的专版，连续数日以征文的形式进行探讨。
1993年10月8日，那个对于平常人就是一个平常秋天的新西兰激流岛，中国朦胧诗的重要代表人物顾城用斧头杀死妻子谢烨自缢。两天后我和另一个写诗的朋友海雷诗兄在顾城生前好友之一的诗人芒克家里获此悲讯，当时大感意外，震惊不已！芒克是推荐顾城去德国被资助讲学的介绍人，并且是国内最早接到告知噩耗长途的几个人之一。新华社《参考消息》是最早报道此事的国内媒体，但已经是事情发生一周后的10月15日。
外国诗哲们早对死亡有着独到的看法，西班牙哲学家昂纳米诺说：“活着不能使灵魂得到满足，那么活着有什么好处？我们最好的药方就是死。”德国哲学家尼采这样说：“什么是完美？真正的完美就是不出生，因为它是不存在的。”那么已经出生了怎么办？尼采说还有一种补救措施，叫作追求次完美。所谓追求次完美就是立即去死。
顾城采取的自杀行动，似乎是基于这样认识，似乎追求次完美的直接体现。追求完美或者追求次完美，完全是一个追求艺术的过程，而所有追求艺术的人几乎都需要有大无畏的献身勇气。顾城这么做了，对于他，不这么做别无选择。有人称其为“一个纯粹诗人终极的心灵选择”并不为过。
英国诗人拜伦说：“死亡这个问题是一个极深奥的主题。它一直使人类感到烦恼迷惑。”古往今来，文化人中自杀的尤以诗人居多，比如古代的屈原，近代的朱湘，当代的海子等。造成这种不幸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诗人过于敏感、好幻想、神经质；再者就是因为追求完美而导致境遇的不幸。也就是说，当自己的期望与现实格格不入直到发生抵触，又无法或者无力改变和面对时，选择死亡于是成为抗议世俗摆脱痛苦、精神升华的惟一方式，也是凄美的方式。(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当然，活着还是死去，诗人与凡人肯定有着明显的本质的区别。诗人自杀大都不是凡人自杀那种简单意义上的轻生，很多时候是为了真理和信仰，以肉体的消亡换取活着的人警醒，至少是震动。这恰恰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正如外国诗哲们的生动解释，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我们的灵魂在本质上完全独立于身体，因而绝不会与身体同死”。尼采说：“有些人要死后才出生。”美国诗人叶芝说得更形象一些：“死亡不过是从一间屋子跨进另一间屋子。”而保罗·葛利克在反问：“如果一个人不能死，那么他真的能活吗？”瓦雷斯蒂文森则很抒情：“死亡是美的母亲。”
死亡也可以是美丽的，要看对什么人，要看为什么死，要看有什么留下。
每个人的生，都是由客体决定的；每个人的死，却含有很大程度的主体因素，疾病恶化不能操控的生命延续是一种，郁郁寡欢、精神崩溃导致的自杀是一种，愤世嫉俗、追求完美选择的自杀也是一种。一个人一旦下定决心告别生的时候，任何客体的存在都可以视而不见，比如亲人，比如友人，比如舆论，比如生之留恋的其它事物。对于顾城，是否有必要携妻一同去另一个理想的世界？诗歌界及诗歌界以外的声音，当时也是众说纷纭。
作为诗歌的同道中人，同情顾城是必然的，也能理解他个人作出的终极选择，但心理上还是不能接受他杀妻的做法。如果谢烨愿意和顾城一起去，她可以自己进行，何必用这种不利于顾城名声的方式呢！如果谢烨无意于此，也不情愿，那么顾城又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从法律的角度上，顾城就是一个杀人后畏罪自杀应该负刑事责任的杀人犯。虽然我更愿意相信，他从根本上还真不是属于畏罪自杀。在这个血腥的童话里，他不过是在向一个要离开他的女人复仇而已。那时候，谢烨的德籍男友就要到来，而英儿已经不辞而别。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用一千多首诗创造了作为“童话诗人”的顾城，诗歌是他的那个时代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财富。顾城以纯真的歌唱穿越年代和人心，而他的杀人行为也成为人格与文本分裂的个案。
不管顾城的自杀是否美丽，即使有很多的理由为顾城开脱，即使死亡是一种绝对的勇敢，却不可以成为流行，不应该贯彻和发扬。事实上，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和哲学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唯美主义已然流露出明显的倾向。
“我相信／那一切都是种子／只有经过埋葬／才有生机”“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杀人是一朵荷花/杀了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换的”。从顾城的这些诗作中不难看出他的悲观厌世情结，也为他最终惊世骇俗的一跃埋下了伏笔。
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墨西哥诗人帕斯有一个隐喻，他把诗人比做诗的弓手、剑，同时也是诗的靶子。顾城悲剧的根源在于没有很好地将诗和诗人这两个概念分开，将艺术和生活分开。他不但成为诗的靶子，还被诗击中靶心。要知道诗人再超凡脱俗也是在凡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的，不可能摒弃凡人的基本需要，继而一味地进入艺术氛围而无法出逃获得解脱后，只好消灭肉体，让灵魂安静，借此来印证柏拉图所说“灵魂作为单一的、非物质的存在必定是不灭的”。
“在灵魂安静之后/血液还会流过许多年代。”我看到作为诗人的顾城血液一样浓稠的诗歌流淌在诗爱者的脉管里，旺盛着诗爱者执着求索的生命。正像阿里桑德雷的诗中描写的“我感到血液化成了你的光芒/在血管里流淌/在夜晚闪亮”。
......草在结他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这句是顾城在一首题为《门前》的诗里对自己深爱的人所说。我改个字后寄语天下所有爱诗的并在诗歌的道路上打算继续砥砺前行的大小诗人们：我们活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毕竟对于有限的生命，活着存在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诗歌存在的意义。尤其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
“诗爱者”随笔系列之六
下篇预告：我看见了美，也看见了伤――抚摸波德莱尔的忧郁（“诗爱者”随笔系列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