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规则”（原创杂文）

外出过马路等红灯时，我就习惯性地尴尬。机动车还好些，大都能自觉静待绿灯亮了再通行，可穿鞋走道的、骑自行车、电动车的……胆儿大外加眼神儿不好的就直接往前闯，也不管身前、屁股后有多少如织的车流人潮，他们腾挪闪跃间的灵巧、如雷似电中的果断，直让我等叹为观止，估计这辈子也难望人家项背。斑马线两侧更多的是胆儿小、谨慎的同道中人，可淡定自若的少之又少，大多数观其欲抬又落、撂下又举的腿脚，就能知道他们心里得有多痒痒：想凑哄怕危险不测，不凑哄又觉得心有不甘，煎熬啊。我就一边尴尬一边替他们难过。如果这时有三五个人（足以称得上小团伙）一起闯红灯，好嘛，所有的瞻前顾后统统靠边站，大家伙呼啦啦一股脑儿往前冲，于是“中国式过马路”就出现了。

每到这时候，跟了我几十年的肢体就多少有些不受控制，手足无措，惶然无措，仿佛身上爬满了蚂蚁，我觉得自己就像街边的一个傻瓜、一个笑话：大家都“正常”地往来穿梭，就自己或还有极少数几个人，傻乎乎地等着、看着。“红灯停、绿灯行”这不是都编进儿歌里的交通规则吗？高悬醒目处的交通指示灯难道只是稻草人一样的摆设吗？只有终于等到绿灯亮了、自己又可以继续前行通过十字路口时，那种尴尬和那些疑问才会渐渐消失。这是很常见的生活小场景，也是很琐碎的人生体验，相信许多人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时间一长，我就琢磨着给自己看看病，到底是正常的心理应激反应还是类似强迫症等心理疾病呢？一深究还真就摸到了真相的边儿——都是“规则”惹的祸，而自己极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规则控”患者！

“规则”是我们常听到的词语，也是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经常遇到一些事情所涉及到的范畴。这些不仅为高度社会化的人类熟知，就连山里的猴子都知道。例如，猴群中的猴王对其它猴子拥有绝对的支配权，这无论作为“规则”或“规矩”，猴群中的成员都知道。于是，猴王会理直气壮地发号施令，而猴子们则心悦诚服地听从执行，如果有哪只调皮的小猴子触犯了猴王的权威，破坏了既定的“规则”，那猴群十有八九就会群起攻之，用喝斥、痛打等惩戒手段使其明白：大家都得遵守“规则”——你也不例外！从人类社会的角度说，“规则”的产生无外乎两种情况。其一，源于群体成员生存、发展的共同需求。如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当时的人们只能采取采集野果、狩猎及刀耕火种等生产方式来挣得个人和族群的生存繁衍。如果只依靠个人的单打独斗，如果有人不劳而获，将很难确保大多数人能再看见明天的太阳。这时，各尽所能的共同劳动和平均分配劳动果实的“规则”就产生了。其二，拥有更大实力的个人或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给其他人或团体制定的 “规则”。明朝末年满清入关后，给占领区的前朝遗民立下了一条血淋淋的“规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就两条道儿，你们选吧。也有比较有远见的，定下大家彼此都能接受的规则，如汉高祖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的偿命；打伤人的治罪；偷盗的治罪。看着好像对自己的约束多了，实际刘季却收获了关中民众的心，在统一天下的大路上已远远走到了项羽等群雄的前面。当然，在今天看来，已有的许多“规则”都有不足，甚至许多还很野蛮荒谬，但这是当时的人们所能想到、做到的极限。或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或是认识水平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假如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待古人，那么就没有伟人圣人，就没有豪杰精英，整个人类的历史就将与“文明”无缘。

言归正传，由此可见所谓“规则”，一般指由群众共同制定、公认或由代表人统一制定并通过的，由群体里的所有成员一起遵守的条例、章程、制度。它具有几个基本要素：有特定范围——某一组织、团体（群体）；在特定范围里有普遍性——群体里的全体成员；核心要求——共同遵守；有保障——软硬不一的约束力。至于是否成文，倒真不是太重要。

无数条大大小小的河流在大地上奔流，它们自觉迂回曲折地变换着前行的方向，以适应山川地理的变化，最终到达自己的目的地，这是自然界的“规则”。同样，人类世界“规则”建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要发展，也要符合“适应环境”和“与时俱进”的规律。其发展大致有两种基本路径。一种是正常的，按照“粗糙到精密”、“低级到高级”、“野蛮到文明”的轨迹循序渐进。另一种是非常态的某种“突变”，如鄂伦春族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其社会生活中各领域“规则”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实，渐进也好，突进也罢，客观说都是“规则”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这种“发展”有“正发展”、“逆发展”两种不同的状态。若是“正发展”，简单得很，越来越健全，越来越有效率。反之，“逆发展”就不妙了，那可真应了“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老话，或形神俱灭，或半死不活，或变成“僵尸规则”。

“规则”有起点，有发展，自然也避不开消亡。如果一个事物的本质、核心等特质消失了，即使它的外在躯体、形式仍然存在，但我们仍然可以判定它已死亡。同理，“规则”消亡与否，决定于它的本质、核心等“灵魂”是否依然“健在”。众所周知，“规矩”是要求或大或小范围的特定群体来共同遵守，一旦触犯必将受到或是道德、舆论的批评，或受到群体内法律等相关规定的惩处，即具有相对或绝对的约束力。由此可见，“约束力”是“规则”的核心内容和灵魂。如果这种相对或绝对的约束力受到损害，甚至完全消失，那么即使它在外表还活蹦乱跳，其实它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坟墓，只是一个“活僵尸”罢了。在上古传说中，尧、舜两位贤明的部落联盟领袖都遵循“公天下”的规矩，分别通过“禅让”的既定规则选定自己的继承人，把权力交到真正有德行、有本事的“外姓人”手中。由于这种“禅让制”反映了上古中国的民主制度，因此受到后世的高度推崇。但自大禹的儿子启杀死他老爹的“法定继承位人”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世袭制”的国家后，“禅让制”作为一项政治“规则”已经名存实亡。之所以这样，要全部归功于后来那些既想行“家天下”之实，又想博得“公天下”贤名的聪明人。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披上“禅让”的漂亮外衣以便青史留名，于是在自己的各姓王朝开国实行“世袭制”前，都煞有其事地举行一场场庄严肃穆的禅让大典，又是筑坛焚香，又是钟鼎齐鸣，闹得乌烟瘴气。三国时代，曹丕篡夺东汉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虽然他早就急得抓心挠肝了，却仍然稳住架儿逼迫汉献帝陪他一起玩“三辞帝位”的把戏。一为“公天下”，一为“家天下”；一为“世袭制”，一为“禅让制”，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两回事，但就是这种掩耳盗铃的闹剧在中国历史上却上演了几十场，而且一个个还都一本正经的。实际呢，“禅让制”作为一项政治规则早就死得透透的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中国式过马路”不过是如今“规则乱象”的一个缩影，不守规则、践踏规则已不只是个别现象，它像一场瘟疫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大家习以为常的“潜规则”。这比“规则”形神俱灭的消亡还可怕：整个社会都在说一套、做一套，人人都是虚伪的“两面人”。大多数的孩子们在家庭和学校接受的是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等正面积极的“明规则”熏陶教育，可实际上呢？谁坐前面看的不是身高个头，起决定作用的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是否向老师表达过“心意”。孩子们离开家门、校门才发现那些至多算是毛毛雨或小小的演习，社会大舞台上“潜规则”才是主角，更直接、更彻底。人人嘴上深恶痛绝，人人遇事鸡鸣狗盗。面对“潜规则”，我们大多数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推波助澜者，或者以沉默的方式纵容着，其间的纠葛也不是三两句就能说清的。

和好为人师一个道理，面对一种社会病，许多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探究起病因：为什么如今社会上人们把“规则”当破锣一样随便敲、随便摔、随便踩？

有人说这是因为国人传统上缺乏西方的契约精神。嗯，好像有点道理。所谓“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由最初的交易原则拓展为广义上的自由、平等、守信等内容。单说其中的“平等”、“守信”吧。中国古代就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姿态，也有“仁义礼智信”几千年来的影响熏陶，这些是不是西方古老“契约精神”在东方另一种更古老、更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智慧表述呢？只是西风东渐和市场经济大潮来袭之后，人们对财富的渴望遮住了眼睛和心灵：许多人只想获利，但获利应遵循的契约精神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却早就扔到火星上去了；好的没记住、没学会，却把外来的苍蝇臭虫照单全收，把人性阴暗深处隐匿的丑恶放出来，甚至为了名和利还有好多好多匪夷所思的创新，如房子不是用来住的是用来炒的，为勾住食客的胃把火锅变成“化学锅”，为掏空患者的钱包即便人已经咽气照旧检查输液不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所以，这个真怨不得老祖宗没教咱。

也有人说现在许多“规则”多数是贴在墙上、喊在嘴上，谁遵守谁吃亏。和“规则”玩猫捉老鼠的游戏那是魄力，时不时给“规则”下个绊儿捞实惠那是能力，打打擦边球还能毫发无损那叫本事……反正就那么回事儿，只要自己够机灵，只要志同道合的战友多起来，只要自己别傻乎乎地往高压线上撞（经验告诉他们绝大多数的“高压线”根本就没通电），没事……这个倒有点道理，除了摊上杀人放火、叛国投敌等十恶不赦的大事，触碰“规则”底线的成本真的是微乎其微，对有些实力雄厚、财大气粗的主儿有时真可以忽略不计。别担心，本小的也有利可图。试想：违规十次，被逮住处罚也不过十之二三，剩下七八还是有账算的。所以近些年又冒出个新名词：“逆淘汰”。这家伙可厉害，什么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铁律，统统不在话下。如果以是否遵守规则为标准，那么身边的人和事多数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遵守规则，你确实能占住“优”的大义，但可惜你肯定、也必须被淘汰出局；反之，名声可能腌臜点，但保证你能吃个满脑肥肠，混得风生水起，不但自己惬意，子子孙孙、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幸福的生活万万年”。更让人气馁的是这不是所谓极少数的个别现象，反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司空见惯的生活“常识”。

别光气愤，咱得想招儿治啊。有人说难。其实也简单，你不玩混的吗，咱就给你下点虎狼药：践踏规则的目的不就是想额外得利吗？好，加大违规成本，只要你敢违规，罚死你，让你倾家荡产，让你身败名裂。“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得就是封建官场的常态，可在满清雍正帝时期却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之说，夸张是有的，但官场风气为之一清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由于康熙一味的宽纵，大小官吏违规成本极低廉，所以贪腐成风，甚至有“无官不贪”之说。雍正大力整肃吏治，把贪腐官吏的“违法所得”和其名下的“合法财产”全部没收，一个大子儿不留，不但让蛀虫自己变成穷光蛋，让他们的子子孙孙也全都变成穷光蛋。他曾言：“把贪官追得水尽山穷，叫他子孙后代也做个穷人，方符合朕的本意。”雍正四年，广东、福建有官员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说：“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借死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是万万不行的。”雍正年间声势浩大且穷根究底的惩治贪腐行动，基本清除了康熙后期留下的腐败弊病，而追补亏空的直接财政效果也相当明显：至雍正末年(1735年前)，户部银库积蓄多至6000余万两，是康熙后期国库存银的八倍多，国家财政窘迫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市场上假冒伪劣问题屡禁不止，已经成为社会公害，“山寨产品”也几乎成了“中国制造”的代名词，不但坑国人，还把人丢到国外去。以前咱们积贫积弱时，人家在门口立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那是他们强加给我们的耻辱；现在咱们富强了，人家在商店超市外又树起一块“本店绝无中国商品”的牌子，这是咱自己加于自己的耻辱。相反，国外这方面的情况却相对好一些，难道真的是外国商家的血管里天生就“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吗？不见得。据了解，欧美许多国家面对市场上这种违规行为那真是出狠招，招招直奔要害去：健全法律法规，根本就不给不良商家钻空子的机会；加大处罚力度，罚得违规者轻者关门大吉重者倾家荡产；实行信用制度，一旦违规终生不得再进入这个行业，即便转行也寸步难行，让违规者在社会上难有立锥之地。也许有人说你光讲处罚，咱还得教育为主呀。教育引导当然必不可少，但现在这些践踏规则者明显就是装傻充愣，相关“规则”的内容及践踏“规则”后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人家清楚着呢，所以对这些明知故犯不用客气什么，必须加大违规成本，只有这样他们的眼里才不会只有铜钱而没有铡刀——虎狼之辈的虎狼病必须要下虎狼药！！！

一个巴掌拍不响，只一味说大家不尊重“规则”也不客观，有些规则本身也存在很大问题。有些“规则”本身过于理想化，做不到。说个大家都熟悉的《中小学生守则》。记得旧版的其中有一条：遇到坏人坏事要主动报告、敢于斗争。小孩子真遇到坏人坏事，能自保不受伤害就是万幸了，还何谈什么“敢于斗争”呢？这明显不符合保护儿童及儿童利益优先的原则与实际，哪个父母会教唆自己的孩子犯这种“虎”？所幸后来新版中把“敢于斗争”这一句删掉了。还有些“规则”本身过于空泛，缺少起码的可操作性。例如，新版《中小学生守则》与以往相比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中仍有许多还需完善的地方，如其中规定：会自护懂求救。如何自护求救？说的就不够具体。相反，英国的《学生守则》才更像给写孩子们的：“……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不喝陌生人的饮料，不吃陌生人的糖果；遇到危险可以打破玻璃，破坏家具；遇到危险可以自己先跑……”这样的“规则”孩子们看得懂，也做得到，否则再华丽、再高大上又有什么意义？

“规则”要想真正成为“规则”，自己本身就别太理想范儿、太空泛，符合实际能做到就成，毕竟这是给绝大多数人制定的，整太多华而不实的样子货，是给超人定“规则”，还是在给自己添堵呢？再一个，“规则”（良性的）既然定了，就共同遵守，少耍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聪明，如果大家都不遵守占便宜，你就敢保证在所有的聪明人里你是智商最高、手段最强的那一个？（文/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