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人自杀凸现传统文明的失落与当代文明的悲哀

7月3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省京山县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大千世界，唯有生命不可复制。当今之世人们对生命的珍惜度已经远超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那么老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平静自杀呢？

从报道看，老人平静自杀多是子女不孝。一个柴姓老人有两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小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镇上有楼房，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但是7年来，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报道中没有提到老柴自杀，但是都有楼房的两个儿子，为什么让父母住在“逢雨便漏、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父母与儿女住在一起，老人不习惯儿女的生活方式，儿女也厌烦老人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婆媳间容易发生矛盾，结果双方都不愉快。但是生活都比较富裕的两个儿子，何不把父母的住房修缮一下呢？作为儿女怎能忍心看着父母住在“逢雨便漏、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还有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于是老人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更有甚者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非个案。该报道称，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他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2000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刘燕舞不无忧虑地说，“用‘极为严峻’来判断这一形势并不为过。在京山调查的半个月里，有村子又发生3起老人自杀事件。经统计，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农村老年人自杀潮的出现，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明显。另据《新华网》2014年9月21日报道，陕西省咸阳市一位73岁的老人被儿子关在地下室一个月，儿子每天只给一顿饭。地下室没有厕所，记者到地下室采访臭气熏天。

更可怕的是，这种大逆不道的病态，人类的异化，本应受到舆论的谴责，然而，报道称，一名村民说，“这样死，还‘体面’些。” “农村老人却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条（自杀的）路，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的也就死了”。而老人认为 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

子女不孝，无人照顾，生活艰难是老人选择自杀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华民族有赡养父母的传统，“子欲养而亲不待”显示出古人赡养父母的的紧迫感。儿女赡养父母天经地义，否则就要受到家族和社会的惩罚，然而，在物欲横流的今日，赡养父母的传统文明似乎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孝亲在当代社会似乎已经丧失殆尽。(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么，当代子女为什么罔顾我们民族延续几千年的赡养文明呢？从报道看，子女也有难处。该报道称，在病态的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后，给中年人带来的集体焦虑，那就是他们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轻装上阵，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并胜出，无疑，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我自己负担都这么重，我哪能顾得了老的？” 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就没有利用价值了。“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 当父子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时，人们开始算账。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亲爱的读者，当看到这里，你还只能感知当代文明的先进性的一面吗？发达的科技，激烈的竞争，市场经济是当代文化的三个重要因素。身处当代的人们，应用发达的科技，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以达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达到一定水准的生活享受，是必需的，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人们生活的富裕度。但是，人是人，不是动物，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就是情感。一位哲人说过，人不是靠吃饭活着。生活中的人不可能不具备情感价值，试想，一个人如果对其父母不具备情感因素，那么对他人又如何能构建情感体系。当代文明核心就是利益最大化，忽视感情构建，不能不说这是当代文明的悲哀。

法制，是当代文明的又一重要特征。法律，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工具。我国法律对子女养老有如下表述，“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赡养人应当承担照料责任；不能亲自照料的，可以按照老年人的意愿委托他人或者养老机构等照料”。但是，从7月30日《中国青年报》《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一文看，对农村老人自杀，法律并没有发挥应有的约束力。该文所报道的老人惨烈的自杀，全都是因子女不孝而自杀，而法律根本没有追究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的任何法律责任。也许，因其自杀，难咎其责，但该报道还提到，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对老头子的死，多少带有他杀性质，而法律为什么不施展威力呢？仅仅归为执法不严吗？法律在规范人们行为、震慑罪犯上具强大的威慑力，但在养老问题上为什么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这不能不说是当代文明的悲哀。

目前，我国正处在转轨时期，养老尤其是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正处在无轨的时期，传统的子女赡养方式几乎失落，而新兴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农村老人成为新旧体系的弃儿，在滚滚的经济大潮中，这些老人茫然无助，自杀就成为解脱物质和精神痛苦的

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