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陷阱是所有冲突的总根子

看到媒体对贪官成因进行分析，其中最多的一种说法是出身贫寒。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祁同伟和赵德汉似乎就属此列：因为“穷怕了”，因为生来低人一等，所以一朝有权，自然要尽量补益出身的缺失。于是，出身贫寒似乎成了为官贪腐的客观社会原因，这样一来，好像就减轻了许多道德责任。

每个人的出生环境都与他人不同，每个族群的居住地也不会与其他族群重叠。动物的自然物权就是肉身能力所及的圈子，人也如此。因此，出生地首先赋予人群以排他的物权，出生地的地理与民风与物权相结合，形成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与其他族群的视角肯定是不会一致的。这个视角会长期限制这里的人或族群对世界的概念。世界有各种族群，出身环境互不相同，看世界的视角也必定多种多样。如果说所有不同的视角合起来才是世界真正面目的话，那么仅从一个视角看出来的世界必然是走样的，由此产生的概念必然是偏颇的。比如瞎子摸象，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出生地）来摸大象，得出的大象概念自然各不相同。如果这四个瞎子都只认可自己的结论，否定他人的概念，就说明他们的概念受制于原始视角，这种概念受制于出身视角的现象，我们不妨称之为“出身陷阱”。

世界丰富多彩，五花八门，但一个人只能择一而生，不可能同时出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环境里。所以，任何人，不管出身于怎样的环境，都必然受制于自己的出身环境——这在理论说得通，在实际上更是经常得到证实。

出身贫寒，物质常常匮乏，社交受人轻视，从而滋生注重物质、注重地位的心理，稍稍富裕之后特别害怕再次贫穷——这可以说是穷出身的出身陷阱。

出身富裕，从小受人供奉，颐指气使，轻视物质，轻视他人，唯我独尊，不尊重他人——这也许是富出身的出身陷阱。

人和族群总是出身与生活在一种特定的环境，所以都无法摆脱自己的出身陷阱。出身环境的种类，不外乎属于穷富贵贱的某个阶段，因此，虽然出身陷阱各不相同，但总体上离不开穷富贵贱的一些基本特性，只是程度有差而已。西晋第二轮皇帝司马衷，在听说发生灾荒、饿死许多人的时候，说了句令大臣们闷笑的傻话——“何不食肉糜？”——没饭吃，可以吃肉呀。这大概是最高级的富出身陷阱了。许多人出身贫寒，会受控于另一种极端的出身陷阱：比如现在有些老人，虽然富裕了，但家里角角落落总是塞满明知不会再用或者已经无用的旧物，舍不得扔掉，这是物质匮乏时养成的过度惜物心态，也是一种出身陷阱。(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可以说，出身陷阱是个人之间、族群之间、文化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与推动要素就是族群战争。比如在中国，黄河流域中原族群之间的纷争，以及他们与长江流域的楚族群之间的纷争，就是中国古代史的主要内容。这些族群生活的地域不同，自然物权不同，出现争夺物权的冲突是必然的，随后不同环境产生的不同理念固化了这种冲突：黄河流域产生了儒家，长江流域产生了道家。再看现代西方，最大冲突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究其根本是犹太人（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与阿拉伯人的出身陷阱造成的持久冲突：两个族群在古代就在中东地区为争夺物权而互掐，不同环境与禀赋所产生的不同宗教理念，更使得这种利益之争难以调和，双方都囿于各自的出身陷阱而不能自拔，矛盾的化解自然遥遥无期。由此可见，人际、族际、国际之间的矛盾冲突，根子就在于带有特殊的物质与观念印记的“出身陷阱”。中国古人早就看到出身环境的凝聚作用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打虎不离亲兄弟，上阵还靠父子兵”，“血浓于水”——这些似乎成了公理的话语，都指出血亲这一本能，是畛域之见的第一作用因子，而畛域就是出身陷阱的另一种说法。

个人与族群要摆脱出身陷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走中国文化的教化之路：接受并实践儒家与道家的“大同”观与“和”的理念。儒家与道家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教化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力争跳出出身陷阱。儒家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倡“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提倡“和而不同”；道家主张“有容乃大”，主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主张“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其目的，就是要求人尽可能摆脱与生俱来的视角，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学会换位思考，既要肯定自己视角的合理性，也要认识到局限性，对其他不同视角也要如此看待，切不可囿于一隅，排斥异己。如果只从自己的出身视角出发来应对世界，必然是狭隘的，排他的，必然会与类似其他从“自我”出发的人与族群发生冲突。

儒家的“和而不同”，真正击中了问题的要害。这里的“不同”，是指看世界的视角不同，即出身陷阱不同。出身陷阱不同往往导致冲突。比如在旧上海，江苏帮，宁波帮，山东帮等等地域帮派，就是天生的冲突集团。而儒家认为，虽然“不同”，但要做到“和”，即无论出身陷阱如何，相互关系要和谐。怎样才能和谐？容纳异己才谈得上和谐。如何才能容纳异己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试图理解不同的视角。

王安石说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说如要看清楚事物的本来面目，只有选择最高的视角才行。言外之意是，所有较低的视角，必定看不清全局，从较低的狭隘角度看出去，肯定是云遮雾绕，不辨真相，误读误解，理所当然，矛盾冲突，在所难免。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分为四个阶段：“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个概念其实是“和而不同”的现代表述。“各美其美”阶段，是处在撇帚自珍、排斥异类的受制于出身陷阱的阶段，这时“不同”在主导认识，大多数冲突就发生在这一阶段；到了“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阶段，人们开始登高望远，开始理解异己的视角，开始交融，开始取长补短，开始学会欣赏异己，这样一来就开始进入“和”的状态了。随后的“天下大同”是第二第三阶段的良性结果，是一种理想。现在世界就处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界处。进则冲突减少；退则世界大战。

由此可见，所谓文明，所谓睿智，所谓先进，说到底，就是指摆脱了出身陷阱、能理解、包容、甚至欣赏异己视角的那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