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纪实（二）：抹不去的记忆
——原麻江县知青办干部程传江老人回忆知青往事
赵华甫收集整理
人生几何，转眼我年近八旬了，每当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知青办工作的岁月，令我记忆犹新，心里无法平静。我1971年调进县革委民政科知青办，1978年离开，七年间，我所见所闻的知青点点滴滴往事，在我一生的记忆中无法抹去……
一、给双江知青队取名
1971年因工作需要，我被上级调进县革委民政科知青办工作，先是在办公室，后来根据工作需要，跑全县各个知青点，了解知青生活。主要是看知青在不在点上、参不参加劳动、有什么困难等等。当时的知青分为驻点知青和插队知青。插队知青就是到生产队去跟群众一起劳动，一起挣工分，一起分粮食，驻点知青就是知青集中在点上，自己组织生产劳动，县里派干部驻点管理。起初插队的多，驻点的少。到了1974年，县里进一步重视知青的工作，认为该集中集中，办大一点的知青点。
为了落实集中办知青点的精神，县里面安排人员先后在景阳公社的菜冲、龙山的蚂蚁坟等地选址，均因这些地方干旱缺水，没有被选中。1974年2月，时任县民政科长、知青办主任的杨通文和龙山公社党委书记范明渊、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秘书程灿勋等同志和我来到改江大队，招到大队支书莫兴才。莫支书带我们到该大队第九生产队瓮郎寨，这个寨子山清水秀，不干旱缺水，有20多户人家，全部是苗族。加上队里有一片空地，可以建知青点，唯一不足的是这里不通公路，交通不便。我们经过三次实地考察，并征得到莫支书的支持，3月份我们决定把知青点选在瓮郎寨，至于不通路的问题，以后再设法解决。(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选址好以后，接下来就是给知青点取名。当时，县民政科长杨通文说，既然在瓮郎寨，就叫“瓮郎知青队”吧。龙山公社党委书记范明渊说，叫“瓮郎知青队”不好听，就叫“翁阳知青队”要好听一些。当时我想，这里有个改江大队，邻近还有个共江大队，就取名叫“双江知青队”。大家都觉得我取的这个名字响亮，一致同意叫“双江知青队”。
随着知青的到来，往后，“双江知青队”这个名字果然在麻江县甚至黔东南州都叫得比较响亮。
二、和知青在一起的日子
1974年3月双江知青队选址确定后，4月份，县里正式安排知青驻双江知青队。根据县里的安排，县民政科长杨通文、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秘书程灿勋和我三人带队入驻。杨通文负责基建，程灿勋负责生产，我负责生活。此后一段时间我们就和知青生活在一起。
我们带去的这批知青，全部是麻江县本地知青。我记得带知青去的那一天，县里安排全县最有名的曾建华、邹宗坤两位师傅用解放牌大卡车带我们去的。车经宣威，过瓮保，最后只到汤家寨就没有公路，进不去了，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当时车过瓮保前面的桥时，那桥还是木桥，卡车开上去木桥抖巍巍的，现在想来还有点后怕。
到点后知青队的房子没建起来，我们干部和知青就分散到瓮郎寨的群众家去住。女知青分到条件稍微好点的人家住，男知青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有些男知青就住在群众还没装木板的楼上，条件十分艰苦。因为当时我们去六七十人，瓮郎寨才二十几户人家，不论家中的条件好坏，都安排知青住进去。
当地干部群众对我们的到来十分支持，群众不仅让出房子给我们住，队上还无偿划拨一片山林供我们建房用，另外还划拨打铁寨的一坝水田给知青搞生产。群众看到来的知青比较多，他们怕那点水田不够知青们生产生活用，大队又组织群众来和知青一起开荒造田。经过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开垦，最后开出了几十亩良田给知青耕种。知青没有房住，大队安排群众来伐木、解板帮助知青建房。一共建了三排房子，前排最长，约30米，最后一排短，做办公室用。房屋修好后，知青才从群众家搬出来集中住。
为了解决不通公路的问题，龙山公社安排各个大队出劳力，帮助知青从双江知青队修一条经乌卡坪至龙山冷风口的公路连接麻江至丹寨公路。在修路中，我带知青负责在乌卡坪下方公路必经的小河峡谷架桥。峡谷约宽五米，峡谷不深，我们从山上把水桶般粗壮的树木砍下来，一头放到峡谷的一边，再从底下将木头的另一头慢慢挪动到峡谷的另一边。这样我们整整干了一天，才把六、七根木头架上去，成了一座可以通卡车的木桥。桥架好后，由于跨度较大，担心重车走过桥中间会断，当地木匠师傅帮我们制成一张大木凳，从底下往桥中间支撑，这样重车走过，桥身也不会断。
经过当地群众和知青的共同努力，终于修成从知青至龙山冷风口全长10多里的公路。因为公路是新修的，人们就将龙山冷风口往知青队公路的路口叫新路口，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我们带知青进入双江知青队的时候，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我们立即带领知青投入到紧张的春耕工作中去，我们干部也和知青一起劳动。当时苗族群众耕地用的犁与我们老家用的犁不一样，我用起来不习惯，很不方便。为搞好生产，我就回老家碧波公社大堡大队毛栗山制了一架犁，抬到麻江县城上客车。准备上客车时，客车师傅不让上，怕铧口划破货架上的篷布。我再三声明这犁是知青队的，乘车的群众也帮我说话，师傅才勉强答应，但必须要我用纸壳把铧口包好，才能送到货架上去。我从县城乘车到新路口下车，又抬犁沿新修的公路走了10多里，才走到知青点。
我们和知青一起投入到紧张地劳动之后，我们发现知青们的进步很快，有些男知青很快学会了犁田。县里看到双江知青队进步快，又奖励了一架手扶拖拉机。有了这一架手扶拖拉机，我们就培养自己的拖拉机手。县里送来的物资往往只送到新路口，我们就开拖拉机或拉马车、组织人力沿新修的公路去运进来。
我在双江知青队是管生活的，当时知青每月的生活费是9元钱，我每个星期都要带领十多个知青到二十多里外的下司区赶场买菜，还带知青到宣威区赶场买米买盐，顺便拿报纸、文件回来。知青多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很能吃，9元钱的生活费过得很艰苦。知青的亲属前来探望，为了不占知青的口粮，都由我们驻队干部自己掏钱招待。第一个月由杨通文招待，第二个月由程灿勋招待，第三个月由我招待。这样轮流一圈之后，我们发现招待的开销很大，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招待知情的亲属。当时我们工资低，我们还要养家活口，最后我们三个商量，家属来探望，不再招待，碰到什么就吃什么，这样才减轻了我们的一点压力。为了改善生活，每天收工后，我都利用工余时间到小河边去撒网捕鱼。那时候环境好，河里鱼多，撒下十多网就能打到一、两斤河鱼上来，足以改善我们三个驻队干部的生活。
当时物资匮乏，女知青到例假的时候只能用从家里带去的布巾或草纸代替。知青点缺医少药，起初没有卫生员，只配一些碘酒、阿托品之类的药物。有一次，有一个女知青劳动时发痧痛肚子，因为没有药吃，我们只好徒步把她送回下司老家。到家后，女知青的母亲用土办法给她捶背，不一会儿病情就减轻了。女知青的母亲责怪我，怎么不帮捶一下？我说，她是女青年了，不方便。女知青的母亲说，你是老辈，怕哪样？但我心里想还是不行的，当时的纪律很严格。
就这样我在双江知青队和知青待了四个月，根据县里新的工作安排，7月份我又回到县知青办，由驻点工作改为跑面上工作。
三、无法抹去的记忆
我从双江知青队回来后，主要跑全县面上工作，每个月我用4、5天时间走一趟全县的各个知青点，了解知青的生产生活情况。这样工作直到1978年我离开知青办，调进法院，才结束知青办的工作。其间耳闻目睹很多知青的人和事，至今让我无法忘怀。
记得有一个女知青是铜仁人，她1968年10月下乡插队到下司新华苗寨，跟当地苗族群众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苗语。因当地小学缺乏老师，队里就安排她在新华小学当民办教师，她用苗语和汉语开展“双语”教学，很受当地人的尊重。后因成绩突出，转成了正式教师。
下司淑里有一个知青叫彭廷会，1968年就下乡到那儿，他在那儿待了很久，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当夜校教师，帮助群众扫盲，群众很感激他，后来他考取学校才离开淑里的。
有个知青叫谢晓红，下乡在宣威，因表现很好，被保送上大学，毕业后回宣威卫生院工作，后来提拨到县医院任副院长。
有个上海知青叫杨庆玲，下乡到杏山的坪山石坪寨插队，表现很好，被推荐到贵阳读大学，毕业后州农校教书，平时说一口流利的麻江话。
有一个叫姚永昌的上海知青，选择来麻江的原因很有意思。因为来麻江之前，他听人说麻江还有一个地方叫碧波。他想，麻江肯定有一条江，而且碧波荡漾，风景优美，他就选择来麻江了。到麻江后，他又选择去碧波，虽然与想象中的差距很大，但是他还是坚持下来，在碧波当赤脚医生。因为他的医术好，群众信任他，队上还为他盖了两间房子给他住。他跟群众下田插秧，田里有“水奇”，晚上脚腿奇痒无比，弄得他睡不着，他只好吞下安眠药才能睡好觉。因为他老老实实在队里劳动，后来组织安排他到州医药公司工作。
像以上这些优秀的知青，数不胜数。但也有的知青第一次参加劳动，因为没有经验，闹出了笑话。记得有一个知青，第一次劳动把锄把弄断了，没办法，只好用胶布来贴。现在想来，还好笑。
毋庸讳言，在知青中也有做小偷小摸行为的，但多数是生活所迫，实属无奈。其间还发生过个别公社干部性侵女知青的事件，但这些坏人最终还是被绳之以法了。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但每当回想起我和知青们在一起生活，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涌上心头，让我无法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