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纪实（三）：青春如火岁月如歌

——1968年下乡知青唐良国回忆知青的峥嵘岁月

赵华甫收集整理

时光荏苒，岁月沧桑。回首我当知青的那些年，既有对理想激情的叹念，又有对蹉跎岁月的哀婉；既有对相濡以沫情谊的怀念，还有对个人历史际遇的反思。

一 激情燃烧的岁月

1967年我初中毕业，虽然当时我的成绩很好，数学、外语两科考试成绩全班第一，但是由于当时停课闹革命，加上我的出生家庭成份不好等原因，只能告别学校，不能继续上学。

1968年，为响应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我积极报名当知青。10月3日，我正式成为知青的一员，前往当时的谷硐区乐埠公社谭家大队谷下寨生产队插队。我们出发前，记得上级给我们每一个知青发了一床被子、一铺蚊帐、一把柴刀、一把铧口和一套《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一本《毛主席语录》。这就是我们一个知青的家当，这些家当陪我们走向激情燃烧的岁月！(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们同去乐埠公社插队的这批知青一共有17个人，县里用解放牌大卡车送我们去的，出发前，县里开了欢送会，敲锣打鼓，非常隆重。车到谷硐区后，我们又从谷硐火车站乘火车到乐埠火车站下车。当时谷下寨生产队一个副队长兼贫协委员前来火车站接我们。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到副队长家，晚上没饭吃，我们只好挨饿到天亮。第二天在副队长家吃了早饭，就投入到秋收打谷子中去，干起了知青第一天的农活。

我从小力气大，在上学的时候，我曾在学校举重中挺举过120公斤。另外我虽然长在县城，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家里也很苦，我从小就学会砍柴，农活基本会做。当知青做体力活我不吃亏，干农活我也不怕。当时我心想，凭我这身力气，在农村广阔天地里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因此我积极向上，队里什么苦活累活我都积极争取去干。

秋收后队里忙烧瓦，全队去砍瓦柴，我每次都抬200多斤下山来，最重的一次是一挑抬了330斤，称出来后在场的人们惊得目瞪口呆。就凭我这身力气和积极苦干的劲头，那年队里烧瓦分红，我分到了几千块瓦，这成了我当知青后分到的第一份劳动成果。

当时队里为让粮食增产，安排大家去谷硐区挑大粪回来做肥料。我积极报名和社员们一起去，我们徒步走20里山路，来到区政府所在地，自己进公厕去掏大粪挑回去，挑得又多又干的，一挑可挣100个工分；挑得少的、稀的，只能挣80个工分。那时候我挑的最多，挣得工分也最多，心里很高兴，一点不觉得苦。

多计费，多大量，粮食丰收堆满仓。我们插队的谷下寨生产队产粮多，上也粮多，当时乐埠公社奖励我们生产队4架谷桶（搭斗）。那谷桶是刚用生木材做成的，很重，队长答应抬一架谷桶回生产队100个工分，但没有人愿抬。从乐埠到我们谷下寨生产队大约有6里路，还要经过一段火车道，谷桶很宽，盖在身上视线不好，要是有火车过往很危险。我就自告奋勇去抬。当时我年轻气盛，大家就赌我两包“朝阳桥”香烟，要我一口气把谷桶抬到谷下寨，中间不能停下来休息。我把谷桶棒架上去，用力将谷桶倒下来，盖在我身上，用肩膀掂量掂量，我觉得不算很重，就大步流星的往生产队赶，结果得了100个工分，还赢了两包香烟。要知道当时我们出工一天才挣10个工分，100个工分相当于干10天的活，另外一包“朝阳桥”香烟值5角钱，在当时已经很高档了。之后我用两天时间把4架谷桶抬到生产队，足足挣了400个工分。

说句实在话，在农村插队当知青，我们学到的东西很多。我除了学会干农活外，还学会了木匠活。我自己能装犁铧，大家都夸我能干。

当时农村文化生活贫乏，我们就到铁路边去抬废弃的枕木回来，解成木板做篮球板，我用学到的木匠手艺，来当师傅制篮球架，我们便在生产队办公楼前立起了整个生产队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篮球架。虽然那个场地较短，只能建半个球场，但是在工余时间，我们打得有声有色，这个篮球场给的我们青春年华留下不少的欢乐。

我们除了干农活外，晚上我们还在生产队里办起扫盲夜校，女知青教社员唱歌跳舞，我们男知青教社员们学习文化。当时我们知青插队的村寨，扫盲夜校办得红红火火，我们插队的那个地方脱盲率高，与我们平时在那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分不开。后来我们在办夜校的基础上，在生产队开办了学校，我在学校里教书，从那里教出来的很多孩子都很有出息。

我们这伙知青，还用从书上学到的科学知识，教当地群众改变传统的耕种方式。记得当时乐埠公社冷水田很多，插秧前人们要到山上去烧灰，再把灰粘在稻秧的根部，栽下去稻秧才能成活。在山上烧灰很容易引发火灾，可能会烧毁大片森林。我们认为这样做不科学，我就找来水稻栽培方面的书看，教大家不用烧灰了，直接把水田放干，把秧苗插上去，待秧苗定根后再放水浇灌。果然这样既省时又省工，还不毁坏山林，当年还获得了大丰收。从此以后，当地就用了我们的新方法插秧。

由于我们用火热的青春和激情投入到农村中去，我自己在农村得到锻炼和成长。我1970年被评为全县劳动模范，出席全县万人大会。当时县里对我们模范知青奖励一张铧口、一套《毛主席语录》和一张奖状。

领奖的时候，我没鞋穿，临上台的时候，坐在身旁的一位代表看不下去，他就把鞋脱给我穿上台去领奖的，至今记忆犹新。领奖回来之后，1971年我就当上生产队副队长。1972年我当上乐埠公社知青队队长。之后在当地当上民办教师，从此我跟乡村教育结下不解之缘，一直在乐埠、谷硐教书，直到退休。

二 相濡以沫的情谊

1968年我们下乡插队的本地知青有17个。到谷下寨生产队后，有5名知青分到榜上生产队，留下我们12人在谷下寨，后来又来了1人，共13人，7男6女。我们6个一起去的男知青最要好，我们一同住进一个祝姓人家的木房。主人因为犯法被判了刑，留下一栋空木房，生产队就安排我们住进去。我们就在这栋木房里同吃同住，相濡以沫。

插队第一年上级配给知青粮食，第二年就跟生产队社员一起分粮食吃。刚刚去的时候，上级每月配给我们每个知青36斤大米、4两油。我们正在长身体，36斤大米不够吃，我们相约一起去县里面要求，上级答应暂给我们每月40斤，不搭杂粮，还允许我们自己分灶煮吃。我们6个决定不分灶，大家在一起同吃同住互相照顾。

我力气大，挣工分多，但是我们6个中，有兄弟俩是南下干部子弟，他们不会干农活，挑担子也不行，挣得的工分少。秋后分粮食，我就用我多得的工分抵给他们，我们每个人一年分得700——800斤粮才够吃。兄弟俩很感激我的帮助，他们也给我帮助。有一次开批斗大会，有个贫协的社员就上来指着我们骂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狗崽子，要揪我们去斗，我家庭成分不好，大气不敢出。这时，这兄弟俩就上去跟我们出气，兄弟俩说，老子们的父亲闹革命的时候，你们在哪里？社员知道兄弟俩是南下干部子女，根正苗红，兄弟俩的话把要想斗我们的人给镇住了，他们不敢拿我们怎么样，我们才幸免于难。就这样在生活中我们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那时候我们6个在一起的知青很爱打篮球，每当有一点空余时间，我们的身影就挥洒在生产队办公楼前的半截篮球场上。我们的球术很快得到提高，我曾经带我们的篮球队到麻江县城打败过县代表队。因为我们的球术好，谷硐531处的工人篮球队经常邀请我们去当陪练。当时他们要出席上级的比赛，正缺乏陪练呢！每到周末他们就捎话来邀请我们过去打篮球。每次陪练下来，他们都邀请我们到他们食堂吃饭。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在工人食堂吃一顿饭，就是改善一次生活。另外，我们用篮球与别的知青队交往，结下深厚的友谊。那时在乐埠公社的知青一共有85个，有上海知青、贵阳知青和我们本地知青，还有铁路知青，情况比较复杂。有的知青与当地群众发生矛盾，也有当地群众与知青发生矛盾，我们凭着与各地知青的深厚友谊，与当地群众的良好关系，每当发生矛盾。我们出面处理纠纷，总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记得有一次，当地一个小孩很顽皮，在路坎上丢石头，不幸砸伤了一个铁路知青的头，引发一群铁路知青要来冲击小孩的家。我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出面调解，因为我们打篮球认识这些知青。在我们及时调解下，小孩的父亲当场向知青赔礼道歉，知青接受了小孩家的道歉，自己回去包扎伤口。很快化解了双方矛盾。总之，由于我们与当地群众和各地知青结下深厚的情谊，我们在乐埠公社当知青的那些年，乐埠公社总体很平静。

三 蹉跎岁月的哀婉

刚刚下乡插队的时候，生产队安排我们住进祝姓人家的空房子。房子里没有床，我们只好打木桩支床睡。没有床板，我们就用竹子做床板。后来我们又到山里去砍木头解板自己制床。因为是生木头做的，过了不久，床就松了，睡上去总是吱吱嘎嘎的叫。每当思念亲人，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的时候，听到这吱吱嘎嘎的声音，不禁伤心泪落。那时我们正值青春年华，本应该在校园里求知识的时候，可是命运却安排我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岁月……

刚刚去了一个月，生产队就在那个叫大屋基的地方，分给我们6个男知青一块自留地，我们可以在自留地上种玉米、蔬菜。另外生产队还分了一块约2亩的地给我们做饲料地。有了这些地，我们自己挖粪池、修厕所积肥，我们用粪池里的粪水做肥料，亲手种菜种粮。从此，我们就像当地社员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

自留地产粮、产菜以后，我们在1969年初买来一头猪饲养。那时候我们才十八九岁，之前从来没有喂过猪，但我们向书本学习、向当地社员讨教养猪经验，经过精心饲养，到年底我们喂的这头猪杀了137斤肉，在当时算是一头大肥猪了。那头猪还是我亲手杀的，因为我力气大。我们6个知青除了饱餐一顿之外，每人还分得20多斤猪肉回家过年。这是我们亲手种粮种菜、亲自喂的猪，拿回家和家里人共同分享，真的很幸福！

这次杀猪过后，当地群众知道我会杀猪，每逢过年或办喜事杀猪，老百姓都来请我去他们家帮忙。农村杀年猪、杀喜事猪很讲究。杀年猪要求一刀杀死，不能补第二刀，补了就不吉利。杀喜事猪除了要一刀杀死之外，还要在理肠杂的时候，一定要理到底，不能有断肠、漏洞等情况，这些我都能做到，老百姓很高兴，都夸我是一个会杀猪的好师傅！

每当我帮忙杀猪回家的时候，主人家就会把一个猪腰子或2斤肉挂在我用的铁杖上，作为我杀猪的酬劳。他们还给我一个名号叫“唐屠夫”。后来每次公社开大会，公社领导都叫我去帮忙杀猪，我趁机也能吃上一顿肉，改善一下伙食。

农村人认为会杀猪的，手握刀把，有杀气，能保护孩子成长。因此有很多农村人把孩子带来认我作“保爷”，以期保护孩子成长，所以现在我在乐埠那方有很多“干儿子”。我还因为会杀猪在当地打了三个“伙计”。

有一回过节，队里要杀一头牛，给100个工分和5斤牛肉作酬劳，仍然找不到人杀。100个工分相当于干10天的活，另外还有5斤牛肉呢，实在很诱人。大家一致推我上去，要我把牛杀了。我虽然杀过猪，但杀牛还是第一次，心里有些胆怯，但想到100个工分和5斤牛肉的诱惑，我鼓起勇气走上去。这时，大家把一条壮牛拉到一棵树下，大家七手八脚用一根大木棍架住壮牛的前脚，一头放在大树脚作为支点，另一头人们齐用力，迅速将壮牛绊倒。说时迟，那时快，我提刀上去，一只脚踩在牛靠地面的一只角上，一只脚踩在牛朝上的眼睛上，左手握紧牛的另外一只角，右手手起刀落，牛脖子上的血喷涌而出，人们赶紧拿簸箕来接牛血。在场有人说我这是“大杀”，杀得真好，大家都拍手称赞。从此以后，逢年过节队里杀牛，队长都叫上我，照例杀一头牛给我100个工分5斤牛肉。

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就在那个遥远的小山村里一天天消逝，但当时为了生存，我的青春岁月只能这样了度过了。

四 个人历史际遇的反思

在我们当知青的那个年代，讲出生，论成份。我家过去是商人，我父亲是教师，但我的祖母家是地主，有人认为我家在祖母家那边置有田地，文革期间就对我父亲、我伯父进行迫害，之后又被判了刑。虽然我在农村积极向上，表现很好，但因我的出生不好，很多好机会都离我而去。

1974年我报考贵州大学，那时考的题目不难，数学题是三元一次方程，正是我在乐埠中心学校初中部教的知识，我很顺利考上了贵大中文系，但是因为我的出生不好，政审不过关，与大学失之交臂。1976年我考上长沙的一所高校，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我未能如愿。之后，一同下乡插队的知青通过当兵、招工陆续回城了，而我却因为出生问题，一直在那儿留守，直到1980年通过教师招考，我才从民办教师的转成了公办教师，结束知青的命运。这时，整个中国也结束了一个时代，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在招考教师等待揭榜的那段时间，别人都得到通知了，而我迟迟没有得到结果，联想我两次考学失败经历，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放假的时候，我就抬炸包谷花机架到县政府的大门前炸包谷炮。当时被一个县领导发现了，过来劝我，我才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不久，我报考教师的录用通知下来了，我仍然回我插队的乐埠公社学校任教。

回首当知青的12年（从1968年到1980年），当地百姓教我们学会做人，教我们学会勤俭节约，我觉得当知青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记得当知青的时候，我不会做糟辣，但我有力气，我就经常去帮助人家抬草、抬柴，乡亲们就给我饭吃，还给我糟辣回来。

生产队里有个“五保”老人叫文李氏，很懂草药，83岁了，我经常去帮助她挑水、砍柴，她教给我很多草药方子。有治肝炎的、有治前列腺的、还有治风湿、跌打损伤的，甚至还教我打胎药。老人教我这些药方的时候，老人告诫我这些药方只能救人，不能收钱。老人很值得我敬佩，她一直活到99岁才去世。

回想起来，我当知青即使遭遇命运的不公，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多回报的。我在农村得到别人帮助的同时，也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赢得了别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