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十七岁

1976年，初三，隐约听见父母在为还有两年才“下放”的我操心了：“去农村还是建设兵团？还是去兵团为好，找人吧。”转眼到了1977年，恢复了高考。看到考上大学之人得意洋洋，神态恰如别人口中的“中举”，懵懂顽劣的神经受到了“良性”刺激。我有多顽劣？六十福特的低压电，我能舌头尝尝被电击的感觉——真是被打蒙圈的感觉，大脑一片空白，一如铁锤重击后脑勺。

1977年，我高一。 记得学了周恩来的《大江歌》：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壁破，

难酬蹈海亦英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老师的教育当然是“见贤思齐”，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心中只是对诗中“难酬蹈海”的陈天华有些微词：干嘛蹈海？不知道“将以有为也”么？ 我们的老师，能力不论，都是认真教学的。不懂，补课。白天补晚上补。各科的老师都是这样，没有补课费。于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教育，还是深入骨髓的。总体而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灵魂多少有些理想主义色彩的——世风熏陶之故。记得第二天考政治，老师晚上还把同学们集中起来，一顿“猛灌”，于是“辩证唯物论”、“形而上学”之流至今记忆犹新。

说来惭愧，高中生的我不知道1½的1和½是什么关系，够奇葩的了。世面流行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尽管结束文革了，语文课似乎还是政治课，提不起兴趣，于是大家都努力学习数理化了。我的语文差到什么地步？提笔即忘字！考大学写作文，本想拽一句“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然而怎么也想不起“蚕”咋写，只好“春虫”替之。想想不妥，删。于是作文没有了“力度和优美”。不喜语文轻视文科，非我个人之意。我们这届四个班当年共考取21人，只有一个文科生。此文科生还是因为色盲不能学理科而改修文科的。

没有系统的教材，1963年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便是宝贝了。记得父母排了好长队才买得一套。此书便成了我数理化“课外老师”。记得那时有徐迟的名篇：“哥德巴赫猜想”，颂扬陈景润的。数学老师也是一脸的骄傲，先手掌拍一下胸脯，再迅速四指相握、拇指高翘为“赞”，随着胸脯的反弹，翘着大拇指的拳头空中画一个弧线：“我老头，和陈景润一个大学毕业的，数学系，厦门大学！”——“老头”者，其老公也。 于是，我——老师——其老公——陈景润——我，就这样奇妙地联系在一起了。记得她数学系教授的老公，还亲自给我们几个所谓的尖子生“马添夜草”——教我们微积分、导数等，不收费的。对我当然是“对牛弹琴”，犹如天书。即便如此，仍然对数学“情有独钟”的。

因为成绩从名不见经传飞跃致全年级前五名，老师们都挺喜欢我：“一白遮三丑”嘛——尽管骨子里我就不是个循规蹈矩的“善良”之辈。老师们对我的要求就是：考上“重点大学”。那时，没有一本二本三本之说。大学本科只有“重点大学”与“普通大学”之分。所谓“重点大学”，清华、北大、科技大、复旦、交大之流。当然，我没那个野心，只是喜欢飞机。于是有了我想考航天航空大学之类的流言。

“聚精会神”一词，体会之深，恐怕非我莫属了。拿着准考证出大院门的那一刻，仿佛经历“沧海桑田”。惊诧：大院门外的石子路啥时变为了平坦的水泥马路？这才知道自己快一年没出大院门外了。记得有次化学测验。同学们说：“刚才打了个炸雷。”“炸雷？我没听见啊！”那年月，高考都是每年七月的七、八、九这三天——火辣辣的太阳火辣辣的高考啊！只有吊扇，每年都有烤晕的。对了，有个趣事。那时，手表还是奢侈品。临考前，老师特意交代：“最好能借块手表，以便合理分配考试试题的时间”。还谆谆教诲：“容易做的、会做的一定要先做，能拿到的分一定要拿到。”

不知道是学习方法不对、基础不扎实还是被那次电击后有了后遗症之故，考前三四个月，突然担心自己的前程了：别说重点大学，能否考上一般大学都是问号。因为，脑子就像被浆糊糊住了——原先会做了的题目有时都不会了。内心近乎崩溃。于是考完后，天天数着太阳花的花朵——三十朵为上，乘以十便是三百分，便一定能考中。当时，只是考数理化语文政治五门课的。门门及格，肯定中标。从此，理解了古人占卜：未来的、不确定的事，人总是要找“灵魂出路”的。

1979年的夏天，每天三十几朵的太阳花，没能应验高分。五门课288分，只是高出本科线265分23分。重点大学没戏了，也只好退而选其次了。无论如何，猪头肉也是肉嘛。记得初中时对所谓“忘本”大学生的批判：“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是典型的把个别当成一般的文学夸张。时过境迁，我也大学生了，于是“分头、皮鞋、手表”，成了“标配”。但在大我几岁甚至十来岁的同学眼里，我还只是个“青皮”——恢复高考三年了，应届生历届生齐飞，于是，年龄的“参差不齐”就是79级大学生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了。查阅资料，77年的录取率是5%，78年是7%，79年是6%，以后一路飙升。

一进校门，眼看四周，耳听“喜洋洋”的高调。嗲嗲的“安徽宗医学院广播赞”声中，被电击后有了模糊预感前程的特异功能再次显灵：这辈子也就“鸡零狗碎”的模样了。（宗者中也，赞者站也。）于是，为将来的“饭碗”而读书，便成了我大学的主旋律。果然，从包吃包住包分配的“三包分子”，我沦落为“天地人”三不管的下岗失业者了——当然，我眼里不该管的，还是有人管的，恰如《老子》所言：“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预感还是有自信的成分的：这辈子，靠大脑不会饿着。最搞笑的，莫过于毕业证的尴尬。自谋职业，悬挂毕业证。有人质疑：“这玩意，真的么？大印怎么像是伪造的？”晕。

当年的同学，有的官至五品，有的教授主任，有的移居海外，有的改行他就，有的积劳成疾，有的英年早逝，有的含饴弄孙。我呢，顶着中医的“花岗岩脑袋”行走于江湖，却也怡然自得——至少大爷我还活着。“大爷”，一个东北小妮子口中的敬辞。至于我的母校，也从只有中医系、药学系的“小小的”学院升级为“大大的”大学了。于是有了：

人力资源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中外合作2+2校际交流专业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保险学专业

医药营销专业

······

豆蔻少女浓妆艳抹穿金戴银了。然而，怎么折腾，胸脯的“两粒葡萄”，浪不出老娘儿们的风韵的。

17岁跨入大学算起，在人间，混了三十八个春秋。一眨眼，恢复高考也四十年了。至于大学生嘛，从当年的“三包稳赚”逐步“沦落”为现今的“期货投资”——于是，“新读书无用论”似乎龙抬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