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主义的宿命

人们在对某事进行预测的时候，经常会说的词语是“理论上”如何如何。比如，8个人与5个人对打，预测何方得胜，你会说“在理论上8个人得胜”，而实际上，以少胜多的案例比比皆是。再比如，大家知道地球之所以围绕太阳转个不停，是因为地球与太阳的离心与向心力处于平衡状态。如果提问：在理论上，地球绕太阳转的轨迹应该是什么形状？你会说，在理论上应该是正圆形。——但事实上却是椭圆！

8人与5人对打，理论上8人获胜，结果可能相反；离心力与向心力平衡形成的轨迹，应该是正圆形，现在却是椭圆形，——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这种理论与实际的不一致，可以说是常态，这说明所谓理论，仅仅考虑了事物互动的部分因素，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参与互动的所有因素，但实际结果却是所有参与因素的合力所致。有其他因素影响了这两个现象的理论推导，使得理论结论与实际结果不能相符。

地球围绕太阳转的椭圆状态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是地球的原始存在密码，这个密码带有两种信息，一是由主导关系所决定的平衡性，二是平衡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各种因素互动的结果。地球是地球上一切事物的母亲，这个密码基因必定遗传给地球上的一切事物，因此，所有事物必然遵循这样的规律：理论推导与实际结果一定是不一致的。

你在地球上，如果总是拿阐述主导关系的理论说事，总是用理论推导去预期实际的结果，指导自己的行为，所以这个规律肯定会让你碰得头破血流，这是没商量的。纯粹使用前人研究出来的关于事物主导关系的一套理论，来指导以后的实践，我把这种态度称为知识主义，而知识主义与地球的原始密码相悖，所以它的宿命，就是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

赵括和马谡是怎样产生的？李立三与博古是如何练出来的？不都是死心塌地固守理论推导的下场吗？他们是知识主义的佼佼者，而平庸的知识主义者是不计其数的，在我们的周围可谓遍地都是。

如今许许多多头戴硕士、博士、甚至博士后桂冠的人，在实际工作中业绩平平，遇到高难问题束手无策，都属于知识主义者。古代的状元很少有因为在某个领域的创造性而留名青史的，现在的高考状元，也是到了工作的阶段，就再也与“状元”无缘了。这种现象显而易见反映了知识主义的谬误。(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与知识主义对立的是实践主义。所谓实践主义，是很清楚理论阐明的仅仅是事物的主导关系，而事物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时，其主导关系必然受到许多次要关系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有时候次要关系的影响甚至颠覆了主导关系。因此，地球上任何事物的实际运行结果，都必然与理论推导不一致，不一致的程度，取决于主导关系与次要关系的互动结果。以理论为参考，重点关注这种互动情况，并据此指导自己的行为，就叫做实践主义。这种实践主义方式才是取得事业成功的第一秘诀。

理论是什么？如前所述，是关于影响事物运行的主要关系的知识，理论不会去考虑众多次要关系。比如，地球为何绕太阳转？这个现象的主导关系就是离心力与向心力的平衡，这就是理论。九大行星都受制于这个理论。但九大行星的公转轨迹在实际上都是不同的，反映了这个理论在具体实际中的变化。

我们的知识一开始都来自书本，就是说，我们受教育获得的知识全是理论，换句话说，都是没有实际作用的知识，因为它只告诉你主导关系如何，没有说这个关系在实践中会有怎样的变化。即便你考试门门100分，也只说明你记住了理论。如果你的知识到此为止，那么你只能成为老百姓讥笑的书呆子，而且理论知识越多（学位越高），就越呆。

纵观历史，历代成功者无一不是实践主义者：管仲，范蠡，张良，诸葛亮，于谦，王阳明，曾国藩，毛润之，等等，都是实践主义的杰出典范。以诸葛亮为例，三分天下的决策完全是对当时各种力量互动的正确分析得出的结论，没有哪个理论会告诉他的。王阳明，曾国藩，毛润之都是一介书生，却能“跨界”成为成功的军事统帅，这是知识主义者永远无法理解的。

从大处看，奠定历史大局者都是实践主义者；从小处看，我们日常生活中如要办事成功，也必须抛弃知识主义，信奉实践主义。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些人人缘很好，什么人到他那里都被搞定；而有些人却相反，遇见谁就得罪谁，最后变成孤家寡人。是什么原因呢？从根子上看，就是知识主义与实践主义的区别。实践主义者跟人打交道，首先要琢磨此人的个性特点。拿行贿来说吧，实践主义者首先要弄清楚此人是不是贪财，如果贪财，也必须知道是赤裸裸贪财还是又好名又贪财。了解清楚后，行贿起来才能百发百中。而知识主义者，只知道人都是贪的，根据这点就一味送钱上门，却不料此人不贪，或不贪钱而贪色，也可能此人贪财，但受贿必须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才行。这样一来，知识主义行贿碰壁，就可能经常出现。而实践主义行贿则必然马到成功（这是举例，不要误解）。

军事家刘伯承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常打胜仗。刘伯承为什么常打胜仗呢？就是因为他是实践主义者。他的名言是：“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五行指什么？就是敌情，我情，时间，地形，任务，一句话，就是实际上发生的各种因素。黄埔高材生黄维、黄百韬、杜聿明、邱清泉、包括台湾大明星秦汉的老爹孙元良，学位一大堆，可谓满腹经纶，却连中学还未毕业的粟裕也打不过，因为粟裕没有理论的限制，完全从实践出发，反而看清了当时军事态势的可能走向。这就是知识主义与实践主义的天壤之别。（其实政治是第一原因。但为什么国民党的干事人才都是知识主义者，轻轻松松把实践主义和政权一起拱手相让？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历史的真谛。）

再比如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此人无疑是个成功的改革家。一开始的首辅是高拱，张居正如要主持改革，必须当上首辅。结果，高拱得罪了小皇帝他妈，意外下台，张居正取而代之，从而开始了明朝辉煌的十年改革。张居正很清楚，自己要改革，就必须当首辅，而要当上首辅，绝不能得罪皇帝他妈。张居正能当首辅，就可以看出着眼于研究各种互动因素的实践主义是多么重要。

张居正的改革方兴未艾之时，父亲死了。根据传统的礼仪，父母死了，当官的必须回家守丧三年。张居正明白，如果自己回家三年，改革只能半途而废。但不辞职，他将背负不孝的骂名。万历皇帝也知道这点，眼看明朝正在扭转颓势，不能因为张居正的老子死了而重新跌入深谷。于是不让张居正辞职。

但是许多人很气愤，纷纷弹劾张居正。问题在于气愤的人并不是改革的反对派，都是张居正的支持者。但他们认为，明朝中兴与维护礼教相比，后者更重要。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谬论就来自这种知识主义思维方式。皇帝对这些人发了脾气，下旨“廷杖”（公开打屁股）。其中有一个叫邹元标的年轻官员，看着前面的人上书弹劾遭到廷杖，还是决定上书弹劾自己崇拜的老师张居正。可见这个人的正义道德何其“巍巍然也”。而且在四十年后，由于廷杖而终生瘸腿的邹元标，第一个出面呼吁为张居正平反。他的行为完全不是从个人利益和好恶出发，堪称道德模范。但实际上只是个知识主义的庸人。明明知道张居正去“丁忧”的话，改革必然终止，但还是觉得尽孝至高无上。

这就是能人与庸才的区别。能人的目标是解决具体问题，而要解决具体问题，必须抛开既有理论，掌握具体的“五行”而后决策。庸才也想解决问题，但却只从过去的理论寻找解决的答案，结果必然是与现实相悖，闹得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