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兵”的故事
逃兵，被军人视为最大的耻辱。两军阵前，视死如归；血战沙场，马革裹尸：这是一种军人的荣誉、气节和尊严，这种荣誉、气节和尊严，是比生命还要珍贵的。而临阵脱逃则是贪生，怕死，懦夫，软骨头，永远为人所不耻。
我当兵的时候，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二十多年，在那个和平的年代是不会发生逃兵事件的。但在我的军旅生涯中，很长一段时间，却被戴上了一顶“逃兵”的帽子，称作思想上的逃兵。
一九七二年春天，我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很不适应部队的生活，久了，遂生退伍之念。一次，我无意中对班长讲了此意，不料班长随即向排长作了汇报。排长当即指示，找他谈心，做好思想工作，又向指导员作了汇报。指导员对此事非常重视，亲自找我谈了两次话。排长、班长还有一些老兵也经常找我谈话。此时，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当时给我下的结论是：革命意志不坚定，“思想上的逃兵”。
这个问题还被指导员汇报到了营领导那里。当年秋天，我的一个同城老乡的母亲来部队。这个老乡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原来都是一个部队的老战友。建国初期，他父亲和我父亲在一个团，他父亲是政委，我父亲是参谋长，他母亲是我母亲营里的教导员。他的姨父那时任安徽省建设兵团副政委，副军级干部。那次，他母亲是和他的姨母、还有他姨母的儿子—一个林立果式的青年军官，乘着一辆小吉甫车一起来的，惊动了营领导，营长亲自来看望他们。那次我也在场，营长知道了我们两家的关系。后来，那个老乡告诉我，营长郑重其事地向他母亲谈了我“革命意志不坚定”的问题，并要他母亲转告我的父母，配合部队做好思想工作。到了一九七三年的秋天，我父亲到部队来时，营长也来看他，其时已事隔一年多，营长还向我父亲谈及此事。我父亲听了很不高兴，营长走后他说，思想上有想法，向组织汇报是很正常的事，怎么能抓住不放呢？后来营长来请我父亲给战士们做部队传统报告，我父亲也没有去。
不久，我调到另一个连去了，但“思想上的逃兵”这顶帽子还如影随形，难以弃之。新连队的副指导员，是我原来连队的司务长，他对我的这个问题一直抓住不放。眼看当兵已进入第四个年头，与我同期的战友，大部分都已入党。我已决意在一九七四年年底退伍，但组织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回去无法向父母交待。最近我才知道，一九七四年，我们连的司务长孙松林和我的班长曹贵财回乡探亲—他们都是我县人，去找我父亲，他们说，当时我父亲将我的入党问题当作任务交待给了他们。他们两人在我的入党问题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曹贵财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最初，我的入党问题在党小组一直通不过，原因是我以前的班长，后来的代理排长，就是我最初向他谈起我想退伍的那个人，坚决不同意。后来，曹贵财先做通了副排长兼我们排党小组长姚振牛的工作，姚振牛做了我的另一个入党介绍人，以后又做其他人的工作，使代理排长变得孤立无援，党小组以绝对优势的票数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通过以后，代理排长还专门找我，说：我从内心里真的不想同意你入党，但少数服从多数，我也没办法。孙松林则在支委中做了大量工作。在支委会第一次研究时，副指导员坚决不同意，没有通过。第二次支委会是在副指导员出差时召开的，才得以通过。但是，在营党委会研究时，我原来连里的指导员还是抓住我这个问题不放。当时营教导员说：“关键是看他现在。他现在改了，就不要再抓住不放。”我的组织问题才得以解决。
教导员是个至今让我怀念的人。他姓文，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在那时的部队里算凤毛麟角了，但一直不得志。批准我入党后，他代表营党委找我谈话。那天，我正在出黑板报，我们就在我们连黑板报旁边谈起来。他也谈起我想退伍的问题，说这是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失败，不应该将责任全推在你个人身上。又说，你身体不太好，不适应部队生活，其实，一个人工作干多干少，并不是关键，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只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好同志。“比方说”，他指了指黑板报，“你有这方面特长，别人没有，你就多干些这方面的工作，别人多干些另外的工作。都是革命工作。再比如，”他又说，“你会吹笛子，你也可以发挥这方面特长，用笛子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这番话，使我大为感动。从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几年来，就为了吹笛子的事，我不知受了多少白眼，挨过多少批评。我每年都有一段时间，抽到团部宣传队，被连里许多人视为不干正事的人。一段时间，我心情郁闷，就借吹笛子来消愁，在这样的时候，老是有人来干涉，训斥道：有时间多学习学习。我只好常常跑到山上、树林里去吹。一次，我听我们连一个排长说：他到部队别的没有学会，笛子倒学得不错。其实，我从十岁时就开始学笛子和二胡，哪里是到部队才学的，更何况，当时我在部队，可以说是工作、学习、训练，没一样不出众：队列、正步走，都是极规范的；射击，虽然我眼睛近视，却枪法极准，小时我家里就有一枝猎枪，常偷出去打鸟，是机关大院里出名的神枪手。投弹，出手就是五十多米，我们连长不过只投十几米；我还是一名爆破手。可这些，那些人都看不到，老是盯着我吹笛子。那个排长是个麻子，江苏阜宁县人，与我也算是邻县老乡，待我竟如此刻薄。后来，他升了副连长，一九七三年以后，我和他就不在一个连了。二00六年战友聚会时，见到他一次，已经老得不成样了。家里孩子多，生活很困难，见到我们，一脸可怜相，可是当年，他们是多么的飞扬，得意。(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一九七五年二月，我退伍离开了大别山，营长来送我们，其时他已调到团里任副参谋长，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症，行走甚为艰难。我们的车子已经开动，他在后面喊着，拄着拐杖，蹒跚地走过来对我说：到地方后一定要安心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