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wg】（回忆短文）

《炮打sn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mcd）：“ 全国第一张mn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zcjj立场上，实行zcjj专政，将无产wcjj轰轰烈烈的wh大革 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 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kb，自以为得意，长zcjj的威风，灭wcjj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y倾和1964年形z实y的错误倾向，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正是这一张大字报，让中国从此陷入十年内乱，也使中国人民饱受了十年的灾难。这一段历史发生在1966年~1976年。我亲自参与和见证了这一段历史，时年我14岁到24岁。

w化大革命的发动，源于防止zc主义复辟与产生xc主义，实质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我见过非正规渠道的一篇刊物，讲的是mcd神秘失踪14天，开始时就连中央政治局都不知道mc东到哪里去了。原来这14天毛cd跑到韶山“滴水洞”去了。mcd为什么要跑到“滴水洞去”呢？原因是：毛zc对“三面hq”和三年自然zh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此，主动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在此情况下小平提议由刘sq任国家主席。之后，mc东回湖南湘潭，见到一幅标语“把二个主席的家乡建设好”而反感（自古一个国家只有亦只能有一个领袖），联想s奇当国家主席后最高权力的傍落，以及“自然灾害”后恢复期实行的“休养生息”的若干政策，认为zb主义在中国开始复辟，而复辟zb主义的正是当国家主席的sq奇。mc东在“滴水洞”这14天就是考虑如何发动一场运动，把落入zb主义手中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要不是这样，无论如何都不能解释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运动，会由党中央主席个人号召发动。（注：道听途说不必相信）。

这场运动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单位，层层受到冲击。当时，除了zb主义道路“当权派”被夺权、被打倒外，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十八种人”无一人幸免。如：国家领导人——sq奇、小平；贵州省——贾启允、苖春亭、陈璞如、周林；遵义地区——金风、刘会方；习水县——榜跃珍、马仕臣、许怀望、梁明德；土城区——冯宗伦、张德明等。（一）

“文革”前些年，我也还小，但自小就知道mz席的话是正确的，mz席说有人要搞zb主义，我们当然不能答应，但什么是zb主义则浑然不知。

“文革”刚开始，就是“大串连”，只要你有胆量，就可以走南闯北。坐汽车、扒火车，到北京、去上海，想到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沿途均设有接待站，管吃、管住，还管 “借路费”。

当时，我实在太小（14岁），加之家长也不放心，原本等开春后再出去“串联”，结果中央来了停止“串联”的通知。见此，我们几个同学一商量，背着大人悄悄就离开了家，搭车到了温水，当天气温骤降，晚上被冻的不得了，加上接待站的劝阻，第二天便坐接待站安排的车回到土城。就此，轰轰烈烈的wh大革命的大串联，发生在我们几人身上的故事就此结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开年后，习水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造反派号召全县人民到县城夺权，参加夺权的由生产队记工分，一时间县城人满为患，许多老实巴交的农民乘机到县城一游。而土城先是夺区公所的权，后是开始夺各单位的权。

在夺权中有二件事我记忆十分深刻：一是夺搬运工会的权，那天是1967年4月13日。以中学生为代表加上搬运工会内部的造反派对位于“高石坎”和“新街”中部的搬运工会发起冲击，抢夺该单位公章。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造反派与保皇派你推我踊，拥挤一团。但始终没有发生打斗。二是红卫兵配合土城小学红小兵夺土城小学的权。当时的校领导对这帮年幼的“革命小将”无可奈何，只好把公章藏了起来，最后这公章还是被搜了出来。在找公章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装在箱子里的公款，但事后这钱没少一分一厘。（二）

后来，造反组织分成了两派——“二五”和“反二五”（即“411”），再后来有了“文攻武卫”，开始变相武斗，军队开始介入即“支左”，中学有了军代表，小学有工人、农民代表，地方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在批斗“走资派”过程中，闹了许多笑话。比如文龙公社有一次开批斗会，批斗对象是当时的公社书记韩修，上台的人叫陈满田，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最高指示：“韩修我倒了你的大霉”。 后来这句话成了当地时尚的歇后语：陈满田斗韩修——倒大霉。

文化大革命，我家既有造反派，又有受害者。我是当时果园中学红卫兵，姐姐是土城中学红卫兵，我的老表是土城小学红小兵(１２６)的总司令。说来好笑，我们都是一帮倒大不细的孩子，造什么反，闹什么革命，啥都不懂。现在回想起来，完全是受人利用。一边在造反，一边自己的亲人竟成专政对象：母亲因１９４５年在赤水女中读书时参加“三青团”曾任区队副 (因是１９４５年前，解放后曾结论为——“一般历史问题”)而被诬陷批斗；外公曾因在旧社会参加哥老会并任“方字号”大爷，被诬陷为“一贯道头头”，７０多岁的老人也未能逃此厄运。

过了二年，时间到了1968年，中央觉得这帮在校学生不知还会闹出些啥“名堂”，但总得有个去处。当然，伟人毛主席是胸有成竹的——一道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就让千百万忠于他老人家的红卫兵“到广阔天地”（到工矿、到农村、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接受“再教育”去了。

文革让我们这一代人，从少年到青年，从不懂事到懂事；从认识政治，到了解社会。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到感悟人生真谛；从五谷不分到“粒粒皆辛苦”。太太多多，只有自己知道，不需要他人理解，但这些确是过去不久的事实。（完）

(作者：承上与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