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南“回首历史足印，聆听非常乐章——新诗百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诗歌写作是寂寞的，也许荷尔德林、食指这样的诗人，沉进梦里沉得太深太久了，才写诗写成了精神病。美国大诗人惠特曼写的诗一直无人捧场，长期的寂寞中，他给自己虚构了一个笔名，自己为自己写评论。他这个为自己喝彩，是实有其事。

不管哪个年代，诗歌的敌人都是平庸，所以诗不能写得太直白，这就要求诗人需贡献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文本。我想能表现内心巨大冲突的诗，应该是比较有价值的。从诗的表现形式上说，新诗经过百年发展走到今天，显得成熟内敛了许多，激情澎湃的诗，在当下诗坛已非主流。

从诗的表现手法上说，一个诗人如果多少年都一个调子，总没什么新意，那他想突破就难了。诗风，应该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变化，我过去受第三代诗影响，写诗是反意象的，写起来不大注重意象营造。现在看，诗主要是以此界提示或暗示彼界，这当然要让比喻去完成，比如暗喻，比如明喻。像刚才康桥朗诵她的《薇》，就用了很多暗喻。洛夫写苦梨树，“我确是那株被锯断的苦梨/在年轮上，你仍可听清楚风声、蝉声”，“我确是”，这是暗喻。当我们看到那苦梨树的树墩，我们是否也想到了洛夫在思考的东西？比如黄梵写的短诗《婚姻——给妻子》，“我是你所有的朋友/也是你所有的敌人/爱就像绣花，难免会扎破指头/就像把木屋交给白蚁，让它享受房子坍塌的幸福”，前两句用暗喻，也没觉得醒目，倒是后一句的明喻“爱就像”更出彩。诗总是要让大家悟的，一首诗有没有诗味，是感觉到、悟到的，这个诗味又要隐或多指向，让它趋向于神秘，有时读者还真不一定能悟到或悟不全面。如果一眼就明白你写的那点儿意思，就那么浅显的几个词摆那儿，那这首诗大体是写失败了。大诗人郑敏曾说有暗示的是诗，没暗示的不是诗，从诗学上看，她说得很对。我们有些诗人或所谓的诗人，自以为写的不仅是诗而且还是前无古人的好诗，不妨按郑敏的要求比照一下。

从诗的内涵上讲，呈现的有直觉、暗示、推想，这些要靠语言的敏感程度、不同语境间的转换、技术的完善、内部结构调整等来实现。现在也有很多诗人热衷于拆解，属于拆迁办或拆迁服务公司的，只会拆，至于建设性的东西，于诗，则一点没有，这也是不行的。这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与诗友们进一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