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
“就是好”的彻底肯定，与“就是坏”的彻底否定，哲学上，做着同一件事：必。必者，分極也——据《说文解字》（古汉语极極不同，后合并）。所谓分极，就是“非阳即阴，非此即彼”，不能包容，单一方向的强调，于是“必然是”或“必然非”，于是不在“道”了。所谓“道”，一阴一阳之谓道也。
彻底肯定与彻底否定，由于内核是一样的“必”，于是“外形”就是一个模样：即高高在上，不容反驳，指点江山、唯我独尊的傲慢。于是，对不同政见者的话语，就有了“谁反对文革就砸烂其狗头”和现在的“说文革尚有肯定的价值就是狗屁不通甚至‘混蛋’”的语言暴力。喜欢浓厚的情感色彩的结论性词汇，是“必”者研究历史的特征。比如“灭绝人性”、“多年动乱”等。
凡事都有两面性，凡事都有阴阳，至于“文革”，怎么就只有非阴即阳、非阳即阴呢？十年“文革”，十年国家，可以说是个系统工程，真的就是极端的一无是处？有人说“文革”已是定性了的东西，还能翻出什么花来？恰恰不懂哲学的表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这就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描述。考古今中外，不值钱的可能就是“已经定性”这个东西了。“打倒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定了性的东西。十年不到，变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同样，当年最伟大、最导师的，现今在一些人眼里，又“祸国殃民”了。一个两千五百年前就发明“中庸”的国度，其子民至今还在找“中庸”的真谛，到底说明了“中庸”的伟大。
不得不说，“十年动乱”是个文学色彩十分浓厚的语言。提及“动乱”，脑海里出现的画面应该是、且只能是：战火纷飞、民不聊生、跑反逃难、饥殍遍野。现今四十五岁以上经历了“文革”的绝大多数人，你脑海里十年“文革”是这样的画面么？文革时，一年的夏天，我好容易积攒了五毛钱。急吼吼地直奔糖酒小店，点名要买橘子罐头。那年月，对于工业品都有莫名的敬重感的，物以稀为贵嘛。心里也特别想尝尝橘子罐头的滋味。小店的营业员说：“这是样品，不卖的，而且，都已经过了保质期，不能喝的。”即便不能喝，橘子罐头的外形实在太漂亮。再三坚持下，营业员卖了。那是我第一次开罐头瓶。果然，过期了，不能喝，罐头瓶当成装饰品了。联想对比现今的“地沟油”、“毒奶粉”、“毒臭豆腐”，以至于买什么都疑疑惑惑，“动乱”者谁？
就像孩子连同脏水一起被泼掉不可取一样，无论怎样，文革时期的医疗体系是可圈可点的。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是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实行的医疗卫生制度，被联合国卫生组织所称赞，誉为“成功的卫生革命”。大概是1973年吧，因天冷而煤气中毒。街道卫生院的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医生来我家给我打针，没有什么费用的。那个医生和蔼的面容至今想起来都令我感动不已、心里暖洋洋的。他大概已经在天堂了。请问什么是“动乱”？
记得文革时，有次回老家。原本搭便车的安排因通讯不畅而耽误。于是母子三人上了长途汽车。到了合肥，母亲因为口袋没有一分钱而逃票。逃了就逃了，司机与售票员除了嘀咕一声再没了下文。请问，这样的世道世风是“动乱”么？(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国家动乱”，有个显著的特征：风雨飘摇，外敌介入。文革时期，珍宝岛战役。结局就不赘言了。听得当时的命令是：就地为战，各自为战。据报道，战后有个将军都后怕：我们战士在这样的条件下，是怎样拒敌于门外的呢？！
知道“黑瞎子岛”么？那可是有人口中民主时代的战例： 1929年7月，国民政府对苏宣战。史称“中东路事件”。11月，苏军先后攻占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据苏方统计，苏军被击毙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中东路事件”以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苏占据我国领土黑瞎子岛，而宣告结束。
至于1974年的西沙海战，小艇打大舰，手榴弹打海战。除了毛泽东的中国军人，还能有谁呢？若“国家动乱”，能有这样史诗般壮举么？！ 至于批斗当官的，现今看来，还真是只有千古一人毛泽东时代才能做到。看看现今有的为官者高高在上、睥睨天下、颐指气使的鸟样，巴不得再来一次文化革命呢。
毛泽东去世时，中国从一个四分五裂、基本没有什么重工业的状态到工业门类基本齐全、导弹飞机原子弹氢弹都有的大国，以为已经就毛泽东时代的伟大给了最给力的注脚。现在人们普遍怀念毛泽东时代，以为正是对某种现状的一种否定：否定那种“三个衙门管不住人造蛋”的尴尬——政令不畅的尴尬。现今，毛泽东的画像在一些地区一些长途车上悬挂，以之“辟邪” 。毛泽东纪念堂每天参拜者络绎不绝，到底应了那句老话：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砣就是老百姓。问问大多数四十五岁以上的下岗失业者，他们口中的文革，肯定是“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老实说，我下岗失业之初，真心盼望毛泽东再睁开眼的。记得下岗后有次返厂。厂长问我认不认识“小姐”！居然要我介绍“小姐”给他，以便安排去南京！内心崩溃了：文革啊，你何时再来？直接搞死他，免得他日后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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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两面，文革的惨烈不多赘言了。“大兴惨案”、烧书破四旧，只能有共性，不能有个性的自由等，都是“文革”的另一面。就个人而言，我也可以骂上一万句文革的：一天夜里，突然一伙人冲进家拿着皮带对着妈妈没命的抽打，妈妈像老鸡一样地护着我。那个夜，皮带的抽打声、惨叫的哭声已强烈地定格——那是文革第一年的一天夜里——我四岁左右，爸爸不在家。但这些，随着岁月的更迭，越来越不在意了。
以上只是从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个角度而展开的。就历史研究而言，更不在意“肯定”与“否定”。长平之战后四十万降卒的坑杀，满人在扬州的屠城等等历史惨剧，当人们知道了真相，知道这是真实事件后，就不再纠缠“悲惨”而不放了。“以史为鉴”，才是历史研究的真谛。于是“真相”、“为什么”、“启迪”就是历史研究的三部曲了。
说道启迪。有个猜想式的结论。为何文革对于张志新、林昭、顾文选、黄中琦、张锡琨、沈云等优秀的、有特异思想的、其思想与主流思想不合流的所谓知识分子要处于极刑？为何要对一些文化类艺术品、一些有超前思想性的、与主流思想不符的书籍一把火焚烧？答：一个大国，一个物质科技都很虚弱的大国，在其发奋图强的初期，面对四周都是强敌的环境，只能拼人心。于是，一定是一个声音、一个思想、一个领袖了。为了保证一个声音，闭关锁国也是必要的手段了。而当一个大国真正物质科技强大后，人文环境自然就会轻松了许多。比如当今之中国的很多言论，回到文革时期，都是杀头坐牢的罪。
驳曰：为何同为虚弱的大国，民国时期可以容忍鲁迅等人呢？——言下之意，民国民主。答：蒋介石从来就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国。山西阎锡山的窄轨铁路便是证明。一个统一的国度，车不同轨，难以想象的。所以，蒋介石只能对“同类项”有所怀柔，对言论也只能睁一眼闭一只眼了。若高压，跑到他处奈若何？——即便如此，还不是暗杀了闻一多？！注意：暗杀，比公开的处于极刑更卑鄙！但对于蒋介石眼里的“异类”，比如共产党，蒋介石绝对是赶尽杀绝的。只是日本人这个更大的“异类”来了，于是先前所有的，又都是“同类”，于是有了国民政府边区政府的存在。
大宋所以言论相对自由，赵匡胤有不杀知识分子的规定，看看当时的地图，大概就明白了。于是，最灿烂的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的诸子百家，其诞生于春秋战国，也就好理解了——四周都是强敌，只能拼人心开言路，百花齐放。杀知识分子、烧书？哈，没等你举刀，带着书跑了。
驳曰：既然四周都是敌国可以产生民主，为何同样是四面敌人的毛泽东时代，要统一言论？答：以为这就是疆域足够大与疆域不足够大，所导致的现象，也可以说疆土开拓与疆土守成的不同，而造成的现象。疆域足够大的国家，四周若强敌环绕，只能统一思想，共同对敌而保卫国家民族的生存。否则，就会军阀割据，群龙无首而国家虚弱——比如中华民国。
而疆域很小四周国家林立，可以说，国家置于“竞争”的状态，敌国盟国都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于是，“做大”便是当务之急。而做大，一言堂不行，必须人才济济，于是就有春秋战国文化的辉煌。而一旦秦国一统江山，为了维护一统，于是“焚书坑儒”了。仔细看看历代地图，细想世界历史，就是“大”与“小”之间变化的历史。“小”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主气氛浓厚。一旦为“大”，难免僵化，最后又分化为“小”了。
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一条没有尽头的正弦波曲线。喜或不喜，文革就在那儿，否定或肯定，文革就在那儿。研究历史，以为忌惮的，就是带有过多的情感色彩。后世需研究的，不是否定，也不是肯定。跳出个人恩怨，从整体、从大局、从当年中国四面受敌的背景中，不偏不倚，中庸平和地研究文革、研究毛泽东，才不愧为老子孔子的传人。“肯定”或“否定”的历史研究观，不能为鉴而照耀未来的。
附：最极端的例子：南京大屠杀。以前，我们的历史研究都是极具仇恨情感色彩的“否定”。于是，我们的研究多追究于细节，多追究于鬼子的残忍。其实，三十万，四十万，二十万，十万的死难者，有本质的区别么？现在有一种声音：反思。为何会有南京大屠杀？结论：对一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对一个羸弱分裂的国家而言，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谓“大概率”事件，指必然要发生的事件。你以为这是为鬼子辩护么？不！重点在于启迪：国家不能羸弱！南京大屠杀再次表明：没有祖国，没有祖国的强大，个人就是任人宰割的草芥——不是南京便是“他京”，屠杀是必然的，“或然性”只是在于发生地的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