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门往事

我居住的这个城市，有百河之城之誉。四周有四条大河环绕，东面是通榆河，西面是蟒蛇河，南面是串场河，北面是新洋河。南面，在由西向东流淌的串场河宽阔的河面上，有一座桥，叫南门大桥，现在改名为解放桥。南门大桥的附近，就被叫做南门。以前这里是有城门的，但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没有城门了。在我小的时候，整个六十年代，我家就住在南门大桥桥南的一个机关大院里。

那时的南门大桥，是一座木桥，桥面很高，从桥上下来的桥坡很陡；桥北的桥坡和两旁民居的屋顶相齐。常有自行车、板车从桥坡冲到屋顶上去。有一个姓秦的人家，一天正在家中吃午饭，突然“轰隆”一声响，屋顶被砸出一个大窟窿，掉下半截手扶拖拉机来，悬在空中，轮子还在转动。秦家的家长，被惊得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那秦家的家长，是港务处主任，他的老婆，是一个很漂亮却俗不可耐的人。文革时，他家门前常被贴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说他是秦桧的秦，不是秦始皇的秦。还有一张大字报，画着一幅漫画：他老婆穿着旗袍，抹得嘴唇彤红，手中夹一枝烟，扭着水蛇腰说：“我就喜欢看梁山泊和祝英台。”

桥北是一个小街，小街很热闹，有很多店铺。有一个糖烟酒门市，这个门市属我母亲领导，我在附近的城南小学上学，口渴了就到这个门市来喝水。那时店里有一个拖货工人，叫陆绍刚，三十多岁。他的眼睛斜视得很厉害，还有精神病。但他有一项本领，不管多复杂的账，你报出来，他就像电脑一样，立即算出结果来。他常到我家来，那时我家买煤、买米等，都是他拖运。每次来干完活后，我母亲就用三个鸡蛋，炒一碗蛋炒饭给他吃。他一边吃着饭，一边斜眼望着我们，回答我们提出的要他计算的账目。他有一个很漂亮的老婆，谁只要一说他老婆外面有相好的，他就精神病发作。他的老婆的确外面有相好的。原先，陆绍刚找不到老婆，他的老婆是农村人，就跟了他。结婚后进城，她变得不安份起来，常乘陆绍刚夜里在店里值宿，将奸夫带回家过夜。这种事是瞒不住人的，风言风语也传到了陆绍刚耳朵里。有一天，他在店里值宿，半夜回家捉奸。以后发生的事，就和武大郎的事一样，他将奸夫淫妇堵在屋里，但他被奸夫打伤了。奸夫跑了，他扯下了奸夫身上的一件衣服。他躺在床上，老婆不给他治病，也不给他烧饭，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出去，有时夜里很晚才回家。他连病带气，不久就去世了。

在糖烟酒门市对面，有一条小巷，巷口有一个弹棉花的人家，从屋里传出“叮咚、叮咚”弹棉花的声音。那个弹棉花的，是个很自命不凡的人。弹棉花的时候，戴着大口罩，一身的棉絮；但不弹棉花的时候，就是一身笔挺的中山装，戴一顶干部帽，脚上的皮鞋锃亮，拎着一只皮包，高视阔步，在巷口转悠。他非常不平，满腹牢骚，总是对人说，他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打过日本鬼子。但他怎么落到弹棉花的地步的，谁也不知道。离他家不远，又一条小巷的深处，有一个糖烟酒公司的糖酒仓库，仓库里有四个退伍军人，三个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他就常拎着包找他们闲聊。他说：“跟南门这些居民有什么可谈的，我们只有当过兵的谈得来。”但他背地里又瞧不起这几个退伍军人，说他们至多打过几个蒋匪军，说那个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连枪都没有摸过，还没到朝鲜手指就全冻掉了。”他家的大儿子，在地区纺织厂，和他的徒弟搞对象，把女徒弟肚子搞大了。违反了厂规，被开除了。女徒弟的父亲是法院院长，母亲是医生，兄弟姐妹都有好的工作，唯有她不争气。厂里表示，只要她和她的师傅脱离关系，还可以回厂工作。但她不愿意。她的父母从此和她断绝关系。他们不愿意弹棉花，整天到处闲逛。有很多人到他家玩，就是为了看看他家的儿媳妇。

糖烟酒门市向北，有一个酱园店，店里有一个女营业员，姓骆，人们喊她骆大妈。那时卖酱油的，都会往酱油里掺水。但骆大妈掺的不是正常的水，有人晚上朝门缝里，亲眼看见她，洗完脚后，懒得开门倒水，就趁手把水往酱油缸里一倒。酱园店对面，有一个浴室，叫解放浴室。我从1962年开始，在这个浴室洗澡，一直洗到1985年浴室拆迁。浴室门口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卖萝卜，我每次洗澡后，就在那里买2分钱萝卜。小姑娘认识我，2分钱总要买一个很大的萝卜。有一次，一个妇女买1毛钱萝卜，没有我的2分钱的大，她吵了起来，弄得小姑娘不知所措。小姑娘叫杜鹃，长得十分可爱，我母亲常说，长大后给我做媳妇。有一年，杜鹃的父亲死了，她不哭，家里人打她，打疼了才哭。不久她母亲也死了。剩下她和哥哥杜程相依为命。几十年后，我有时还看见杜程，但杜鹃一直没有见过；可能她嫁到远处去了吧。

再向北，路东，有一条巷子，陆秀夫祠就在巷子里。文革前，陆公祠是县博物馆；文革时，被几户居民居住。陆公祠门前有一口明朝的古井。对面，有一个尼姑庵，庵里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尼姑，文革时已还俗。她每天在街上摆一个小矮桌，上面放着一摊摊炸蚕豆，1分钱买10个。她就以此为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两旁街面的后面，是大片的民居，都是解放前的房屋。民居之间形成的又长又窄的小巷，纵横交错，十分复杂，犹如八卦阵。那时，学校下午3点多钟就放学，也没有什么作业，我们就在那些巷子里玩。小巷里常有挑水的人走过。那时居民还没有用上自来水，饮用的都是南门河里的水。经常有一个老人，七、八十岁了，精神矍铄，身板硬朗，为人挑水。他还有一个职业，帮人抬死人。出殡的时候，丧主家要散糖，因此他身边经常有糖。他喜欢逗我们玩，我们也常围着他玩。有一次，他急匆匆地上什么地方去，被我们拦住，他急于要摆脱我们说：“有事呢！不和你们闹。”过了一会儿，看见他和一群人，抬着一只棺材，吹吹打打，从桥南走上桥来。下午又看见他，他很悠闲地从浴室里出来，喊住我们，每人给了两块糖。他曾答应带我们去看死人，但一次也没有去过。

桥的南边，一条蜿蜒曲折的碎砖小道两旁，是大片的农田。路东有三排砖盖平房，是印刷厂宿舍，叫三十间。我上初中时，一个同学的家就在那里，我常在那里玩。一天，我们在他家门前的一条小河边钓鱼，一群妇女在旁边的田里干活，走来一个男人，干部模样，可能是大队会计，拿着两联黄烧饼（我们那里的一种烧饼）。妇女围着他要饼吃。他说：“你们谁能光着上身，跑到南门大桥，再跑回来，我就把饼给她吃。”一个妇女就真的把上衣脱光，跑了一趟。但她并没有得到烧饼，那个男人要她把裤子也脱了，再跑一趟。这回她不再上他的当了。后来那男人被几个妇女捺在地上，抢去了烧饼。

一次，我的同学叫我到门前地里去拔萝卜。我刚拔两个，就被发现，两个农民跑来抓我。我向北跑，他们在后面追。我跑到南门大桥下，被两人从东西两面堵住，脱去了我的上衣外套。我这是第二次被他们抓住脱去衣服，第一次是在桑园里摘桑树枣子。后来我父亲去向他们要回了衣服。

我的同学的父亲，是一个酒鬼。但那时买不到酒，就请我给他买。他家的邻居也是一个酒鬼，知道是在南门糖烟酒门市买的，就到那里去闹，说是“开后门”。南门糖烟酒门市只好也给他两斤洋河大曲。以后他经常去要买酒，不给他就闹。这家人家很坏，特别是他家舅舅，南门染坊的一个工人，最坏。他家有两个女儿，和我同学。一次，二女儿头上生虱子，剃了个光头，戴着一顶帽子上学，我们知道了，就到她班上去，把她的帽子拿下来。二女儿倒并不坏，大女儿坏，尖刻，很丑，脸像鳄鱼，先比我高一级，后留级到我们班。她后来嫁给医药公司一个大学生，未生。2015年得病去世。她用积蓄一生的钱，买了一套新居，装璜好还没搬进去住，在她咽气之前被她娘家夺去了。她家还要女婿每月给老丈母娘1千元生活费，连女婿手上的一颗金戒指都在办丧事时被乘乱抹去了。

三十间东边，是地区外贸公司。文革时，在那里靠河边的地方，搭起一座大看台，每晚在那里批斗走资派或演文艺节目。公司的书记，姓杨，五十年代初在农村当区长，进城后将乡下的老婆甩了，搞上了一个地主小姐。文革时被批斗，家里东西都拿出来展览，连他写给地主小姐的情书，也拿出来展览。我去看了，情书的开头写道：“亲爱的、雅爱的、革命友爱的卫华同志……”那个书记，是个很善于搞阴谋的人，就和文革电影《艳阳天》中的反角马之悦，连长相都很像。五十年代，他和我父亲在一个单位，他是党的领导，我父亲是行政领导。一次，单位里两个科长在我家谈工作，晚上就在我家吃饭，被他看见，以后就整这两个科长。他的大儿子厚道，二儿子从小就很坏，一肚子坏水，活像他父亲，经常和我打架。有一次，书记在厕所里将我堵住，叫我表态，以后不再打他儿子。我说：“你儿子也打我，你怎么不管他呢？”他说：“他打不过你。”后来他大便实在憋不住了，将我放走。我看他蹲了下来，就回过来对他说：“非打，下回打死他！”他猛地站起，提起裤子，追了过来。追到门外，商业局一个秘书从那里经过，看见了，朝他喝道：“你想干什么！你这个阶级变节分子。过去在台时，欺压群众，现在被打倒了，还欺负小孩。今晚就开你的批斗会。”他的二儿子，小学、中学都和我是同班同学，同学们都叫他“黑卵子小伙”。他是怎么得着这么个外号的呢？文革初期，他的父亲在公司大会上做报告，说苏修的领导人，叫“黑卵子小伙”（赫鲁晓夫）。可能他在家也这么说过。他儿子就在同学中讲，于是就得到了这个外号。书记的老婆，也就是那个“亲爱的、雅爱的、革命友爱的卫华同志”，在糖烟酒公司当营业员，糖烟酒公司在军分区和地委大院都设有小卖部，她在这两个小卖部呆过。有人问她在哪工作，她总说：“以前在军分区，后来在地委。”文革时，她被列为“黑五类”，抬不起头来。1969年，她的大儿子被录取当兵了。她以为成了军属，带着儿子，穿着军装，在公司里显摆。公司里的人不能容忍，到人武部上访。结果她儿子被取消了。第二年，她让儿子从下放的农村参军，不让任何人知道。但还是被人知道了。就在新兵清晨列队，准备出发的时候，她儿子被从队列中喊出来，又取消了录取资格。她大儿子经过两次打击，精神失常了。后来被照顾回城，安排到公路站当清洁工，一次，用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解手，被批斗，精神病发作，从此丧失生活能力，现在还住在精神病医院里。人们都说，父母坏事做多了，报应到儿子身上。

进入本世纪以来，城市南移，串场河已不再是城市南面的一条河，而是贯穿城市中心的一条河。河两岸高楼林立，行人如织。但人们习惯还称南门大桥这个地方为南门。这里已没有丝毫当年的痕迹，当年的居民，也絮飘云散，难得一见。但南门已经深深地铬进了我的脑际，那里的巷陌，那里的人家，那里发生过的许多事情，让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