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走来的碎片（12）

遥远走来的碎片（12）

十二、1941

1940年是一个闰年，同时也是中国农历庚辰年；是生肖龙年，同时也是民国二十九年；是满洲国康德七年，也是日本昭和十五年。那一年的春天，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日伪的南京政府；夏天，日军发动枣宜会战，宜昌沦陷；秋天，德军在基辅附近全歼苏联西南方面军；冬天，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对日宣战。

那一年冬天的一天上午，那个宜昌县政指导所分管文教卫生兼机关长的翻译的日本人佐藤从那个位于学院街东段、也就是原来清朝时期的贡院、民国时期的地方法院、后来解放后的市公安局的特务机关出来，步行走到不远处的学院街小学很方便，那天，天气不错，他的心情也不错，走进校门的时候还会主动和认识的学校老师点头打招呼。

他其实在心底是很瞧不起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军人的。丢掉了华中第一重镇武汉的国军集中了35万兵力抗御日军，可是却被只有9万人马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襄阳说丢就丢，还没有打到宜昌，所有的国军就纷纷作鸟兽散，国军统帅蒋介石气得要吐血。以至于日军在6月12日占领这座城市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仓库里的粮食、弹药、被服和车辆、汽油堆积如山，那是国军的战争储备库；听听来自重庆的广播，却还在不是自吹自擂，就是寻找借口。这个日本人就深切地体会到，中国人自己也会用“纸糊的宜昌”来推卸责任。

日军占领这座城市以后，命令躲避在天主堂、怡和和太古仓库（二马路下段）等外籍辖地的近万名中国人，全部集居到从学院街口起，沿环城东路、环城北路、环城西路（沿江大道）一直到大南门这一划地为狱的难民区。四周立木为栅，网以铁丝，在各街口均设有日本宪兵哨卡，凡通过哨卡的人，必须取下挂在脖子上贴有本人二寸半身照片的“良民证”，双手捧呈给宪兵检验。据1940年12月宜昌维持会的政务公报载，当时城内人口为一万零一百零七人。(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日本人并不是那些影视剧里所渲染的要么杀人如麻、要么蛮不讲理，也懂得人心所向、也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也知道保持控制区民众情绪稳定的需要。占领宜昌不久、着手恢复办学最早的就是学院街小学，1941年成立伪县政府以后，改名为中心小学。这所小学是沦陷区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有十二个班、学生三百多、教师二十多；后来还增加了一个初中班，扩大以后取名叫职业中学，校址就在中心小学的后面。

原来国民政府审定的那些中小学教材当然全部禁用，取而代之的是汪伪国府教育部编审、由上海大连湾路华中印书局刊印的初小教材，增加的是日语、灌输的是“我要感谢扶助我们的友邦朋友”、“我愿与友邦合作，共存共荣”之类的思想，连考试成绩单也以日语一课居首，而那个中国话说得不错的佐藤几乎每天到这所学校来，不仅仅是“看一看、转一转”，不仅仅是检查“日华友善”、“大东亚共荣圈”的教育情况，在节假日也得督促校方组织学生在难民区利用各种表演形式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歌功颂德。

不过，最令佐藤瞧不起的还是那些为虎作伥的汉奸、还是那些在日本人面前卑躬屈膝、在自己的同胞面前作威作福的叛徒。那个伪县府的继任县长王虚原收编投降日军的国军和本地地痞建立保安队，以配合日军反共清乡；那个汉奸特务韩少阶、李堃更是在沦陷区大肆搜捕杀害抗日人士；那个汉奸王善夫暗中勾结日军指导官田中，凌驾于县长王虚原之上，将实际的政务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向日方提出“以华治华”的方略，也积极推行和建立“保甲连坐法”，以控制沦陷区人民的反抗情绪。

所以佐藤在走进中心小学校门的时候，想起了一位日本军官说过的意味深长的话：“中国不是皇军打下来的，而是汉奸主动献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