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耕牛

怀念耕牛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是生产队里的“牛倌”。因为那时候生产队嫌我年龄小，不让我到地里劳动挣工分，但“男孩不吃十年闲饭”，每当放暑假时，我就牵着耕牛放牧，放牧一天记2分工（一个壮劳力干一天记8分工）。

开始老牛也欺负我年龄小，不肯跟我走。负责饲养耕牛的饲养员就把一头最老实的耕牛交给我，并教我牵牛和放牧的方法。我把它牵到水草肥美的地方，让它吃个饱。经过几次放牧，它跟我混熟了，再牵它出去放牧时，它乖乖地跟着我。

那时候，耕牛是农民的宝。哪个生产队里要是有几头象样的耕牛，这个队里的农民就轻松多了，耕田耙地靠它，拉车、打场靠它，打红芋垄起红芋也离不了它。缺少耕牛的生产队，就只能“人拉犁子人拉耙，老头老婆打坷垃”，生产效率低，人累死累活，而且赶不上季节，粮食收的少，就要挨饿。为了保护耕牛，挑选饲养员时，社员们像选生产队长一样重视，不仅要勤快，有养牛经验，还要脾气好，不虐待牲口，出身贫农。

那时候，我们庙北生产队的饲养员是解放初期的村长，姓任，叫任忠堂，我们都叫他“老村长”，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待队里的牲口像对待亲人一样。他白天黑夜地守在“社屋里”（那时管养牛的地方叫社屋），冬天，他给牛烧火取暖，夏天，他常把牛牵到水塘里洗澡，牛把式（负责犁地的人）来牵牛时，他一再嘱咐，牛要是不听话，多哟喝，少鞭打。(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牛从地里回来，他都要仔细看看，牛身上的“鞭花”（鞭打后留下的痕迹）多不多。要是“鞭花”多，他气得像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受了欺负一样不能容忍。由于他的责任心强，我们生产队的耕牛，头数最多，膘情最好。

80年代，我当了记者后，一直很关心耕牛的发展情况，列入我的报道重点。我报道养牛专业户，报道全市养牛发展情况，报道黄牛改良杂交的效果。先后写了《牵着黄牛奔小康》、《阜阳农民牵住了牛鼻子》、《昔日养牛为耕田，今日养牛为赚钱》等，刊登在《农民日报》《安徽日报》《中国农民》等报刊上。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后，阜阳地区的黄牛每年以20万头的速度激增，1983年，全区黄牛存栏量达到105万头，居全国地级市之首。1984年3月28日，蒙城县（那时候蒙城县还隶属于阜阳地区）范集乡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大会——优质黄牛比赛大会。得知这个信息，我一大早就乘第一班长途汽车赶到比赛现场，赛场上1800多头黄牛顺着范集街四周栓了一里多长。有枣红色的秦川杂交牛，有黑白相间的黑白花杂交牛、膘肥体壮的西门塔尔杂交牛，来看赛牛的农民，如同打开闸门的一江春水，涌满了范集街。我把比赛的情况，写成一篇特写《黄牛大赛》，发给了《人民日报》（海外版），4月2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就给刊登了出来。

随着农业机械的大量增加，“铁牛”以其马力大、功能多、速度快的特点逐步代替了黄牛。特别是百万农民外出打工以来，农村养牛数量急骤减少。耕牛从历史舞台上退出，预示着以耕牛为主的传统农业逐步衰微。我每次下乡，除了在养牛专业户家里还能看到黄牛（以饲养肉牛为主）外，在一般农民家里很少看到耕牛。但耕牛那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形像，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儿童时代放牧耕牛的情景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安徽阜阳市阜阳日报社闫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