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走来的碎片（18）

遥远走来的碎片（18）

十八、1928

那艘烟囱里冒着黑烟、在川江走得很快的洋船在涪陵一个叫马头颈子的小地方鸣着笛减慢了速度，等待着摆渡的划子将那几个客人送上船来。水手都认识划子上面那个身材长得很结实、气质还有些精明的男人，没等划子靠上来就在和他打招呼：“二天棒（川话中形容神通广大、无法无天的意思），这次是要到哪里去？”

“还不是去宜昌。”还没有等船靠稳，何元干就给各位水手一人扔过来一支烟：“还不是有人要我去帮他押船！”

何元干是个袍哥（旧时四川的一种帮派组织），在马头颈子那个小地方还小有名气，不过使他名声鹊起的还是一次为人帮忙。

那个时候的四川重庆一带有四多：兵多、匪多、税多、抽大烟的多。1913年的时候，马头颈子的何发富的幺儿子被棒老二（川话对土匪的统称）“捉肥猪”（就是绑票），留下话说，要拿两百大洋赎人，就是把家卖光了也凑不齐钱的何发富就找到何元干，他就答应去帮忙。来到约定的茶馆，自称自己“在仁字堂上虚占鳌头”，江湖上是凭堂号和讲辈分的，因为辈分大、堂号响，一下子就把那几个棒老二给镇住了，赶紧请他坐下，赎金也从两百块降到一百。喝了几杯茶，说了一番话，讨价还价了半天，何元干最后说：“也不能叫兄弟们白冒了这场风险，看在我的面上，给50块算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有钱赚而且有人打保票总比分文未得好，再说绑票这个生意本身就是张口喊价、就地还钱的。事情最后解决得皆大欢喜，土匪认为他够朋友，何发富说他讲义气，一传十十传百，何元干是个二天棒的说法就这么传开了。

虽然从此何元干可以在马头颈子很有面子，无论到哪里都有人恭维他，也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可是自己家里还是只有上十亩薄田，不过就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家里并无余钱剩米，即便是出门风光，回到家里也还是两袖清风；可是道上的袍哥，除了讲义气，还得要面子，和樊哈儿（范绍增）说的一样：“绝不拉稀摆带！”

好就好在当时的云贵川、尤其是四川涪陵、丰都、石柱一带是种植罂粟的产区，大量的鸦片都要运到西陵峡口的宜昌纳税贴花以后才能运往外地销售，守着长江这条黄金水道，长途贩运无疑就是一条发家致富之路。可是当时的四川到处封建割据，军阀之间年年爆发战争，见钱眼开、杀人越货寻常事；加上兵匪本来就是一家，长江一线棒老二多如牛毛，运输鸦片往往货丢了不说，连人命也一起丢了，就有些叫人谈虎色变了。

于是有人就想起了那个有智慧、够胆识、会说话，既为人耿直，又是袍哥大爷的何元干，既可以值得信赖，又可以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出面交涉，加上江湖上有江湖的规矩，还有些不成文的讲究，于是就纷纷请他出面负责鸦片的押运。凡是他经手的烟土，不仅安全无事，而且报价合理，平安运抵，因此受到了各大烟商的信赖，连那个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起义的陈兰亭、那个因为电视连续剧《傻儿师长》而被人熟悉的范绍增也托他贩运烟土；在运输途中，何元干也可以夹带一点自己买的鸦片，利润自然大大的。

久而久之，何元干就成了大烟产地涪陵、纳税重地宜昌、销售中枢沙市这三座城市之间的押运总管，就成了老板多了、后台硬了、视野开阔了，经历更多了，钱也变得越来越多了。到了1928年，他已经定居宜昌，成立了自己的洪帮仁和社，门下的兄弟遍及川东沿江和宜沙之间，在大南门河街（那一段沿江大道）开了一家“和记税号”，又在奎星楼（陶珠路口）开了一家“和记堆栈”，一方面自己开始经营烟土贸易，一方面为四川的那些大烟商存放烟土并代为销售，生意做得大，就成了宜昌商会特业公会的理事长，直接控制了整个宜昌的鸦片销售。

那天，在马头颈子自己的老家登上洋船到宜昌去的何元干书读得不多，不知道“浩浩然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而登仙”就是描写乘船的感受，但想的绝不是李白写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那样的意境，要说的话，恐怕就应该是李太白的另一番意境：“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