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据与山头

割据与山头

如果说大周朝的分封制是一个无奈和现实抉择的话，那么大汉的同姓王分封则可以看成是中央集权对权力收缩压制的过度阶段。

夏商周无不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不要说有效控制，就连政令的传达以及情况的反馈都要耗费经年累月的时间。所以，西周实行分封制应该是符合适宜且行之有效的。而其最终的消亡除了历史发展进步的原因外，应该是和其本身的不作为有很大关联的。而不能找到一个能把中央集权的利益和诸侯集团的利益捆绑到一起的共同点，恐怕这也是一个令人颇费心思的猜想 。其实，分封制的实施，何其就不是把集权利益分解细化、下放分配，并逐步丧失政权的措施呢？

一、大汉的折中与妥协

刘亭长得了天下，自己一直觉得心内惶惶，根本无心去享受一下拥有天下的滋味。于是有人对他说“大王您看大周亡于异姓诸侯，所以铲除这些异姓王乃是当务之急。大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于是，除了长沙王吴芮，因忠于汉室而幸免外。韩信、张耳等人随后被一一剿灭。日子稍微安稳了一些，又有人说“大王，前秦之所以暴亡而没有人相助，就是因为没有同姓诸侯的协助啊！”亭长一听大悦，于是遍地边地都封的是刘家的诸侯。

于是从此之后，中国的历史便开始滔滔不绝、延绵不断地演绎开了地方集团与中央集权争权夺利甚至是反叛的故事。从西汉的七国之乱到东汉的诸侯争霸、三国鼎立，再到西晋的八王之乱等等。这些同姓王以及军阀集团的叛乱，无不打出诸如“清君侧”之类的响亮且实用的政治口号，无不对中央集权以及国家、人民的利益造成巨大的伤害和破坏。(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卧榻的旁边有没有人酣睡？或者是谁在酣睡？其实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在于你能不能对其实施有效地控制。而这控制能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依旧保持其良好的把控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又具体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否可以像汉初那样设立小政权。第二所属地域内的矿产资源的拥有权的比例。第三是否可以拥有军队以及军队的数量。第四每年上缴中央财政的比例，或绝对数字。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同样重要的内容，这里就不多说了。

人是一个动态的生物，环境对他的影响将决定他的未来走向。一个人不管以往品行有多么多么好，你把他扔在堆满金银的仓库里，而又缺乏严格有效的制度制约。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各种各样的外部内部刺激的产生，应该是很少能有人做到不出问题的。不出问题的人当然有，但那个是小概率。关乎国家大事绝对不能拿整体的利益去和小概率对赌。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做贼的心，只是有的压抑的深一些，不但别人一生都不能探究到，甚至就连自己都难以察觉；而另一些人则掩藏的浅一点，稍有点风吹草动就把自己的小手伸了出来。

当然，监控是谁都能想到的。而监控的办法或者是法令、条例也是有的，但最后还是出问题了，那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出在监控者本身上。自己的实力和能力在不知不觉中逐渐下降之后，而对方却又在彼消此涨之后，实力对比发生倾斜，那么觊觎与窥视之心自然就会萌生。

二、大宋与大明的奇葩

大宋是一个奇葩的国度。然而，设身处地想一想，前面有了那么多的教训、经验，它为什么还能表现得那样地不尽人意呢？是智商有问题，还是脑子根本就是坏的？其实，你能想到的别人未必想不到，只是有可能，想的太多了又难以找到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而前人用过的又不敢且不肯再用，于是脑袋一拍出来一些奇葩的方略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大宋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对外一打就败，从西夏到辽国再到金、蒙古，没有一个能打得过的；对内呢却又没有镇压不了的反抗，从宋江、方腊到钟相、杨幺没有一个剿灭不了的。

大宋应该是吸取了前人的教训只封王不分封，这一点应该是做的很不错了，从建朝到灭亡几乎没有一次藩王造反的。而在应对武将权力过大方面，他们先是使用了重文抑武的方略，而后面在无奈之下又采用了重用武将但又严格限制武将权限的办法。比如说对岳父、韩世忠等人的兵力人数的限制等等。

不能说出发点和目的不好，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应该是出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前期对武将过于打压，再加上其它的一系列抑制兵力发展的政策出台。最终的结果就是泱泱大宋打不过只有十多万部队的西夏，打不过只有二三十万兵力的辽和金，当然在后面更打不过也就二十来万蒙古兵的蒙元。

这就好比什么呢？明知道乒乓球是必须赢的，但又担心某些人会借此坐大，于是就不惜采取杀鸡儆鸡的办法。最后鸡都死光了还有谁来敬畏呢？

不过，从大宋的悲催历程来看，最终灭亡大宋的 不是对手而是他自己。西夏能打并不可怕，赔点钱、送点小礼物就可以息事宁人。而西夏并不具备灭亡大宋的实力；辽国也是这样，躺着就可以收钱何乐而不为呢？到了金虽然情况有所变化，但在丢了半个国家并且武将开始重新崛起之后，金是无论如何都打不下去了。这里有一个共性的地方：虽然偶有将领或者大臣投敌，但都是泛泛之辈不但骨头软且没有什么真本事。

但到了南宋后期情况就不同了。先是武将前线恶战，文官后面捣蛋。到最后迫害变的变本加厉了，能征惯战的武将被逼的走投无路了，只有投降了敌人。但是投降还不是最要命的，最恐怖的是这些人最终都反过头来和自己昔日的战友浴血厮杀。

所以说什么都不可怕，就怕你把真正的栋梁都逼到了对手哪里。削兵权也好，打屁股也好，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给人留活路，活路都没有了难免就有人会绝地反击。

谁是奸臣？如果真有奸臣的话，那么大家可能都是奸臣。因为谁都会做错事，谁都有自己的私念。只是有的错大一些，有的错小一些，有的私心重一些，有的私心轻一些。只是有的可能持续的长一些，而有的则是一闪而过。奸臣有标准吗？有量化的指标吗？要知道，一个坏人是恶不起来的。有多少人直接或者是间接地充当了他的帮凶？还真不好说。也许你的忍耐与沉默就是他茁壮成长的沃土。所以说，看一个人的过错，应该动态地来看，而不是用黑白论来武断。

谁又能担得起忠臣？岳父算吧？文天祥算吧？陆秀夫算吧？史可法算吧？亡国多忠臣，国殇有死士。治国需能臣，安邦有良将。别等不行了才知道呼唤忠臣，平时多善用一些能臣、良将吧！不是说道德品行不重要，而是说所谓的道德可能会有一些模糊。

到了大明朝有些方略在延续，而有的策略则发生了变异。

文官带兵，这不得不说是在儒教高度发展之后而诞生的一个极度有思想、有创造性的发明。不过一开始还好，居然出了熊廷弼和袁崇焕这样有本事的文将。再后面的呢？该杀的杀了，该投降的投降了。表面上看是二十万满清铁骑灭了大顺，灭了大明。但实际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一帮曾经为保家卫国而浴血奋战过的将领们。

其实，外行管理内行，和外行指挥内行应该是有区别的。前者应该更多的是战略层面的，而后者应该更侧重于战术层面。就好比一个不懂足球或者没干过足球的去管理足协，这应该是外行管理内行吧？只要你别乱插手，别事无巨细什么都想插一杠子，做好你的上层工作，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打乒乓球的去当足球教练了，那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

袁崇焕、熊廷弼应该只是文官带兵的一个异数。但就是这么一个异数也在使用过程中被用坏了、用废了。而另外的一些呢，倒是没有用坏，却用成了最终给予自己致命一击的利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用人方略以及手法失败的案例。既要为我所用保家卫国，又要防范其坐大最后反噬自己，又要提防其最后没有活路了跑到敌人的那边。这样一来课题可能就有点大了。

改变其阶层属性，让大家的利益一体化，这当然是一个理想化的预案，有没有可行性不好说，能不能实现更加不确定。但是必要的管控制度、必要的控制手段肯定是应该有的。而最为最后的底线——绝对不能授人刀枪而攻自己，这点思路是应该有的吧？再退一步说，林子大了难免出几只坏鸟，一个吴三桂、或者一个洪承畴投敌并不太可怕，可怕的是大家都伤了心、狠了心、咬着牙要把你往死里干。那这时候末日应该就快来临了。

三、大秦意外倾覆是一个拐点

诸君子之乱后，大秦更加坚定了不再分封的国策。然而事与愿违，由于过于地自信，过高地评估了自身的力量，而过低地忽视了潜在的反抗势力的存在。从而导致一系列国策的偏颇，最终此消彼长以至于暴乱发起之时帝国尽然没有相应的力量来予以剿灭。无聊的南伐百越耗费了一半以上的国力，对旧贵族势力监管不严，对普通老百姓又忽视了安抚（尤其是六国的百姓），大兴土木导致国力更加衰竭。到最后，就连健康因素都成了导致大秦意外倒塌的重要原因。有人做过推演，如果再多给秦始皇二十年哪怕是十年的话。大秦这个超速且超负荷运行的飞船是极有机会安全落地的。

而最后嬴政还干了一件在自己长城上挖洞的事情。他违背法律，使用特权不但释放了死罪的赵高，还委以重任。单不说君主违法给臣民们的信心和信念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和打击，但就赵高一个人对于大秦的破坏就远远超过了十万暴民的摧毁力。

项羽立政，重新返回单一分封制的奴隶制度，这无疑是在开倒车。他的失败自然不足叹息。而汉初的同姓王之分封，虽然有很重的无奈与权宜之意，但不管结果如何，都在后世的潜意识里种下了一棵不安分的种子。而历史则开始了在无奈中痛苦地轮回与折腾。

每一朝的试验、以及试验的失败最要命的后遗症就是：导致了有些人一旦有权了、有人了、有实力了，慢慢地也就有了问鼎中原的野心。而这更同时在无形中把这么一个原本荒诞的理念当做真理来传播，并且根植于人们的大脑皮层之中。所以说从古到今，轻则拉帮结派创立山头，严重点就呼啸而起自立为王。

绝不能单纯依靠一个人或者一批人，而将国家命运压与其身。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另一方面，也绝不能因为怕谁坐大就草草除之，更切莫做出将之予敌的愚蠢事情来。

四、结束

一个人说：老大，咱们以违法的行为来维护所谓的宪法，是不是有点勉强啊？

老大说：他们做的不对，我们就该干他。

这个人说：唉，我的兄弟都不想打了啊，要不，老大您自己先去。

老大怒，当当当几声枪响，几个小弟倒了。活着的不干了，你住我们的、用我们的，这还杀我们的兄弟。于是还没和敌人干起来，自己先干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