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街与墨池（6）

新街与墨池（6）

六、欧阳修来了

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当凛冽的寒风翻过连绵的东山呼啸着吹过被冰雪笼罩的荆湖北路的峡州（宜昌）小城的时候，有些雪片裹在雪籽之中随风而下，更显得寒气逼人，跟在欧阳修这个县令后面的师爷、衙役和轿夫都悄悄的掖紧了自己身上的棉衣，只有那个一年前还在东京汴梁（开封）吃香的喝辣的，过着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士大夫日子，今天却只是小小县令的欧阳修站在那条泥泞的小巷里，望着那个据说是东晋郭璞留下的、被风吹皱了一池静水的洗墨池，想起了自己所写的那篇自以为得意的《朋党论》，心里有些冰样的惨然。

他在文章中写道：“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和他的其它文章一样，《朋党论》也是希望能得到宋仁宗（公元1010-1063年）的赏识，写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传世名句、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那个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的范仲淹在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大力呼吁改革的用意也是如此。不料，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自然会同时导致与他相好、拥有共同政见的一些官员纷纷被掀翻落马，这个才高八斗的欧阳修才会被放逐到这个“江云愁蔽日，山雾晦连朝”、“县楼朝见虎，官舍夜闻呺”的荒僻小县，而罢官的理由居然是“朋奸”，就不得不叫人无语。

因为是被放逐的贬官，不像一般新官上任那样心情急迫，一路走走停停，游览名胜，写些诗词，从夏天一直走到秋天，才走到那个“县民一二千户”的峡州。自古以来就是官有官规，即便是贬官，到任如此之迟，如果放在别处，即便是不会像《水浒传》里面那样拉出去打五十大板，也会处处受到刁难的。好就好在知府朱庆基与欧阳修旧有交情，不仅没有责难，反而盛情接待，还“日相劳慰，时时颇有宴集”；好就好在当时正是朱庆基“树木，增城栅，辟市区，教民营瓦屋”的城市建设初见成效，也是前县令刘光裔“治其县，起敕书楼，饰厅事，新吏舍”功成名就、升官他任而去的时候，那就是宋祖英所唱的那种赶上了《好日子》。(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欧阳修来到西陵峡口的这座小城伊始，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朱庆基在长江边建的那座“至喜堂特地写了一篇在宜昌很有名的《夷陵至喜堂记》。看看其中的第三段，就可见欧阳修对上司也有溜须拍马之嫌，更有阿谀奉承之实：“尚书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为舟者之停留也。且志夫天下之大险，至此而始平夷，以为行人之喜幸。夷陵（宜昌县名）固为下州，廪与俸皆薄，而僻且远，虽有善政，不足为名誉以资进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忧患而就乐易，《诗》所谓‘恺悌君子’者矣。自公之来，岁数大丰，因民之余，然后有作，惠于往来，以馆以劳，动不违时，而人有赖，是皆宜书。故凡公之佐吏，因相与谋，而属笔于修焉。”

说得太过了，这也就是为官之人的真实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