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十章》

1966年6月22日父亲被厂党委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同年9月1日被批准加入红卫兵，下午老家寄来阶级成分由中农已改为下中农的通知信涵。

同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拉开序幕，支持现任各级领导的群众组织谓之保皇派，要推翻各级领导再起炉灶的群众组织统称造反派，二派由口头论战逐步升级，直致发生武斗甚至流血冲突，有军队深度介入的地区甚至动枪动炮动坦克，出现了多起伤亡很大且惊动中央的大案。

我居住的脚行胡同河北大街口，有一个很大很深的区委大院，那时期过不几天就会有一拨人来占据大院做总部，门前的牌子也是三天两头的更改易帜。各类批判会庆功会誓师会辩论会几乎每天都有，我们一群孩子会乘乱穿梭一进院二进院的看新鲜，还偷钻食堂和武斗器械室的窗户寻刺激，甚至爬上房顶摆弄放在河北大街门脸房上女儿墙边密密麻麻的襁水瓶玩，任何派别的人对我们这群孩子似乎都网开一面。

1967年至1968年河北大街会经常过一拨拨的游斗走资派，保皇派和地富反坏右的队伍，一个个戴着高帽剃成阴阳头挂着大牌子甚至叼着破鞋的男男女女均狼狈不堪，还不断遭路人辱骂唾弃。一旦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时，河北大街更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那都挤得水泄不通，鞭炮声更是震耳欲聋。

父亲姐姐哥哥每天都佩戴着某某造反队某某战斗兵团的袖标出出进进，我感兴趣的只是他们胸前不时变化的毛主席像章，每得到一个都会非常仔细别在一块紫色天鹅绒布上爱若珍宝。我们孩子们早晨有时会去看这个胡同那个胡同的自杀者，白天再看一拨拨造反派们开批斗会，帮着红卫兵抄家砸瓷器烧字画，晚上再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阵里捉迷藏。

大概是1968年，有一次我随父亲去海河广场，参加好象是两派大联合大会。当时天津所有的大型活动都是在那里的检阅台举行，主持大会的是当时的天津革委会主任谢学恭。当时海河广场人山人海各路队旗如林，我看见父亲也高擎一“某某战斗队”大旗，身后却仅有三两个老工人跟着，我则紧抓着父亲衣襟生怕丢了自己。回想当时父亲他们一定是真心拥护毛主席的路线，并且报着随时舍身许国的崇高信念。(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68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工人代表，赠送芒果并发出“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和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后，全国的工矿企业都纷纷派“工宣队”进驻各政府机关，文化领域与大专院校，与1966年就已进驻的“军宣队”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

同年八月五日，父亲以工宣队员身份进驻和平华安街小学工作，十一月因工作需要再调和平保育院。1969年一月父亲又被调到和平区的市第一幼儿圆任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当年五月还以宾主的身份会见了来中国访问并到津参观的坦桑尼亚总统蒙博托。

这也是父亲一生都觉得非常娇傲的一件事，父亲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毛主席把我们工人阶级放到这么高的社会地位，叫我们领导上层建筑的知识分子，我一个农民竟能会见外国总统，这是多么大的信任啊！这是对我最大的鼓舞和鞭策，从今往后为党和毛主席赴汤蹈火再所不辞”。我相信在近三年的“工宣队”生涯中，父亲一定会尽职尽则，完完全全按照中央文革的各项指示办，绝不会有任何主观偏差。可也恰恰如此，因父亲的知识所限，好心办恶事会不可避免，伤及过无辜或生出数起怨案错案也实非偶然。

2017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