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学少年读书记

青少年时期是读书的最好时光，可是文革停课两年，学生不上学怎么读书啊。现在回想，其实那两年还真没耽误读书，只不过不是课堂老师安排的四平八稳圈在一个范围内的读书，而是走了偏门，就一条道读小说。那时候也不叫“小说”，叫“故事书”。多野多疯跑的孩子，给他本“故事书”，保证躲一边安静地看去。看完了回头交流好有牛吹，谁的故事多谁牛叉。那年月除了样板戏没什么娱乐，听人讲故事就成了最大的精神娱乐了。而讲故事，魅力还在于都是不能公开讲的、属于禁忌的故事。

文革横扫“封资修”，还哪来的故事书（小说）呀，允许公开出版的就一本书《艳阳天》。表面是这样，实际在地下却是暗流涌动，各种小说一点没少，包括早被封杀的禁书都在流传。这些书的来源主要有，过去的书香门第迫于运动的压力悄悄丢弃的，有的家庭箱底翻出来的，学校造反派武斗砸烂图书馆流入社会的，还有造反派抄家纠斗知识分子私自偷藏截留的。各种渠道会聚到一起，形成了巨大的地下书刊市场。谁手里有了一本，就有了资本可以用来和别人交换，这样，一本书就以几何级数增长了，不愁没有书读。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有这种奇怪现象，越是禁止的，就越是流行的。社会的逆反心理是一种巨大的惯性，非人力可为。你说是封资修，我就偏要看看什么是封资修；你说是淫秽书刊，我偏要找来一饱眼福。文革对过去文化的否定，恰就对过去文化的传播普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那些卫道士们始料不及的。文革的地下读书活动还对正规的学校教育有了颠覆性作用，学校教育是在教育方针的框架下规范了学生的读书活动，往往更多时候对学生反而形成了禁锢。许多作家成名后就声称，自己在学生时代是经常逃课看课外书的。文革时期，尤其1966年到1968年两年，实在说是读书人有了更多空闲时间读书的黄金时代。

我在那两年读的小说（故事书），可以开个长长的书单，但是读的没头没尾的书多，有的读了根本不知道名字，因为那时候凡逮到有字的就读，不少都是后来文革结束开禁再读到才知道书名的。比如我第一次读到《卖油郎独占花魁》，就不知道是选自冯梦龙的《三言二拍》，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读《聊斋》，都是读的残破的没有封面的书。读到柳青的《创业史》，也是没头没尾，十分残破的，后来读姐姐的高中语文教科书里的《梁生宝买稻种》，才知道了柳青的《创业史》。由于没有选择地读，许多书读后根本就没有印象，像苏联的小说《粮食》，到现在我也想不起来小说讲述的是什么故事。

我们少年读书，由于识字量有限，很多就是囫囵吞枣，不认识的字就略过去，前后读个大概意思。题材也喜欢打仗的，像《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之类，读完了，还能给小伙伴讲一段。《三侠五义》《封神演义》，可以和小伙伴给英雄排排座次，争论争论封的什么神。这样的读书，不过起到了凑热闹的作用，对日后的文化长进帮助有限。读四大名著就不一样了，那种文化积淀使人受益终生。

文革两年读书，今天反思，其功用绝对远远胜于学校教育，虽然数理化瘸腿，但在人文社科方面还是学校封闭教育解决不了的。这两年不夸张地说，读书量是学校的10倍不止，而且大大弥补了小学6年教育却少有启蒙的缺憾。比如人性的启蒙、认识的启蒙，知识的启蒙，都从大量阅读中来，这些是学校老师不能胜任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从认识价值说，这些小说提供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广博知识，于少年初知社会剥去了童蒙的天真。我当时读《安娜•卡列尼娜》，就稀里糊涂朦朦胧胧地觉得男女主人公在我们社会那叫“搞破鞋”，这样肮脏的人怎么还写成故事讲给人听呢。理解他们的个性解放是后来知识提高之后再读才认识到的。但是，当年打下的底色却是帮助我后来深刻理解的基石。

再有好人坏人的辨识。我们过去的习惯思维是好人一切皆好，坏人一切皆坏。那时我们的文学作品也是这样按图索骥创造人物的，以致我们少年玩游戏扮演好人坏人，都是截然分明的。但是问题来了，我们谁都争抢着扮演坏人，非常愿意演坏人抽烟喝酒骂脏话。这是为什么？好人的概念太苍白，就是说话刻板的木偶。坏人就不一样了，可以随意发挥，怎么坏都行。我们读小说，虽说作家还不敢放开解析人物性格，但多多少少还会带有文学创作的根本性的东西。读浩然的《艳阳天》，不管作家怎么忽悠农民，但写到肖长春和焦淑红的恋爱关系时再怎么想隐晦地避开，还是绕不出交待一句：“不是叫姑姑吗？怎么改姐姐了？”谁看到这都会会心一笑，知道俩人是恋爱了。就这么点东西，也还是给我们阅读增长了人性的辨识度。

说到这，就不能不说，文革时期读小说，重头戏在于对青少年的性启蒙。文革时期，“存天理，灭人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男女恋爱，肯定是封资修那套，必须严格规范。以致青少年到了青春期没有性知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卖得大火，大家当成了性启蒙读物了。而读小说，恰恰补上了这个缺失。我当时借到一本《苦菜花》，读到宫少尼胁迫奸淫杏莉母亲那页，书页是折起来的，我好生奇怪，那页有一句“柔软的女人，变得和电杆一样的麻木了”。后来年龄增长明白了，借书人可能把那页折起来是为了反复看方便吧。

可恶的是，那时我们的作家把性这么美好的东西都给了坏人，好人是不能谈性的。梁生宝和李改霞恋爱，也只是限于李改霞把自己织的毛活塞到梁生宝“硬壳壳的手里”。写姚士杰就不同了，详细描写怎么勾引他的女佃户，勾引成功又有“细细的女声答应”诸多细节描写。青少年看到这明知道他们是苟且，但却不反感，从这里吸收到了性知识的营养。《苦菜花》写到老起和花子在河边，花子只觉得老起身子火热火热的。我读到这就不明白，问哥哥，哥哥说俩人“那个了呗”。可以肯定地说，文革两年的闲散日子，很多青少年读小说是得益了性启蒙的。

如果把社会当作一本大书来读的话，应该说文革开初的两年对青少年是个恩赐。正是那两年让青少年从课堂的禁锢挣脱出来，阴差阳错地形成了自发的读书市场。如果两年时间坐在教室里，语文课不过只有几部小说的节选，完整的教育有了数理化，但人文是缺失的。况且老师们的视野怎么会和铺天盖地的小说比呢，也许想做文学家只有逃课一条路了。联想今天的大学教育，学有所成的大学生哪个是课堂上成就的，不过钻图书馆罢了。

2017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