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回望（4）县委书记的女儿

县委书记的女儿

那个时候县委书记调动，家庭一般也是跟着一起走。在我9岁的时候，S县调来了一位新县委书记。新县委书记姓杜。杜书记一家共6口人。杜书记夫妇两人，子女四个。老大、老二是女儿，老三是儿子，老四是女儿。

大女儿比较高，比较瘦，我们称她为大姐。她的皮肤比较黑一点，性格也比较外向。二女儿比大姐矮半个头，但皮肤细腻白净，性格内向文静，我们称她为二姐。大姐已经20岁了，她没来石柱以前就已经在当地插队，杜书记调到S县后，她也转到S县的一个城郊生产队继续插队。二姐也插过队，但不久就被招为工农兵学员，去读医科大学去了。大姐插队还是比较认真，一般一两个月才回县城一次，住上三五天又走了。二姐则是假期回家。因为大姐二姐比我大七八岁，我们之间存在代沟，而且还存在性别差异，所以，平时我们的交集很少。

记得那是杜书记来S县不久。有一次，我们正在坝子里耍，大姐二姐突然发现三妹的头上有不少虱子。这让他们非常吃惊。

“怎么这么多虱子！”大姐几乎是惊叫起来。

“快点洗头，快点洗头！”二姐也大声地叫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于是，大姐和二姐当即就准备给三妹除虱。她们烧好水，然后给三妹洗头。她们先用一种杀虫粉抹在三妹的头上，然后用帕子把三妹的头包住捂几分钟，等杀虫粉把虱子杀死后，再用香皂洗头去汗，最后用清水把头发冲洗干净。大姐和二姐还叮嘱母亲经常给三妹洗头。从那过后，大姐和二姐经常检查三妹的头发，三妹的头上几乎就看不到虱子了。

大姐是单身，没有耍男朋友，但二姐已经耍了男朋友。二姐的男朋友是她的大学同学。二姐假期回石柱的时候，他也跟着回S县来耍几天。二姐的男朋友长得并不帅，身高也不是很高，应该不到一米七。虽然我还懵懂幼稚，但有时候我心里也不免疑惑，二姐到底是看上他哪点呢？

在我的印象中，二姐和她的男朋友假期回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做饭。我记得很清楚，他们最喜欢做的是方式是炖煮，而且必然在里面加入带鱼、墨鱼、海参等海产品。那个时候条件比较差，普通人家一般只能海带这样的海产品，这也几乎是唯一的海产品。带鱼倒是见过，而像什么墨鱼、海参之类就比较少见了，很多人更是闻所未闻。我经常看见二姐和他的男朋友他坐在门外的蜂窝煤前炖煮佳肴。每当这个时候，在大半天时间里，满院坝里都飘散着一股海产的香气。

在杜书记家子女中，二姐是他们家庭中前途最明朗的一个，她已经是工农兵大学生了，她以后自然也会有工作，她可以在县城生活，不用呆在不知何时能够回城的偏僻落后的农村了。从道理上讲，二姐本来应该是最无忧无虑的一个，但她在杜书记家中，她是显得最不开心的一个，这反映在她神情上，她不爱笑，不爱说话，显得很忧郁。

一个人显得忧郁当然是性格层面的一种表达。二姐为什么忧郁，这对于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小少年来说太深奥了。长大了我也慢慢明白了一点。我觉得，只有一个人为自己父母考虑的时候，只有他有所担心的时候，只有他有很多不如意的时候，只有当他比较自律的时候，只有教比较严格的时候，他才可能表现出忧郁。

相反，只有在放纵和溺爱的家庭，儿女们才凶狠、霸道甚至恶毒，忧郁代表着一定的善良和自责，纨绔子弟会忧郁也不配忧郁。

毫无疑问，杜书记家的家教应该是严的。

大姐大概还没有谈恋爱，即使有，也应该是非常秘密的，反正我一次也没有看见过大姐身边有像男朋友的男青年。

大姐显得很优雅。头发和她母亲有点相似，波浪比较细密，有点像老上海女性的那种样式。大姐穿得也很得体，女式西装，平绒布鞋或者那种传统样式的皮鞋，显得很洋气，具有一种高贵的气质。虽然如此，大姐的性格很随和大方，回到家后也比较爱和我们说话。在那个封建的年代，男女隔阂很深。大姐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又是那么高雅和洋气，她和我说话或者表现得和我亲热一点，我会产生一种满足感和光荣感，心里会涌起一些莫名的激动。

真正和我有较多交集的应该是他们的小女儿。

杜书记的小女儿叫杜小英。她也是一个性格温柔大方的女孩儿，没有那么多娇气和任性。但在男女界限森严壁垒的年代，我们的交往也受到很大的制约。我在那个年代，男女同学基本上是不说话的。

但我和杜小英还是说话的。我性格比较内向，很多时候，都是杜小英主动问我。

在那个年代，男孩子们爱玩一种叫“打烟盒”的游戏。就是把烟盒纸折叠成一个长方形的方块牌，然后两方或者多方一起较量。大家偷偷出牌，然后比大小。先看最大的。不光要比大小，还要比数量。如果最大的不止一家，则最大各家再比第二大的牌，这样依次比下去。这样比下来，基本上就能够决定次序。如果 比的结果是一样，那就重新出牌。至于烟盒谁大谁小，那都是约定俗成的，一般是按价钱和珍贵程度来衡量的。中华最贵最珍贵，它就是老大。除了中华，比较大的我记得的还有红牡丹、红山茶、三门峡、黄鹤楼等等。而最小的当然就是S县出产的香烟，那种烟盒纸随处可见。

但好烟盒纸很少。在所有烟盒中，中华是最厉害最高级的，拥有一张中华烟盒纸是那个年代每个男孩子的梦想。但在二十三十甚至四十个人中，大概也难摊上一个有中华烟盒的。但幸运的是我不光后，而且有好几张，全是杜小英送给我的。

“曾哥，你到哪里去？”杜小英问我。

“出去耍。”我有点嗫嚅地回答。

“我有几张烟盒，你要不要？”

“要哎，是什么烟盒嘛？”

“中华。”

于是，杜小英就进屋去，把她收藏的两张烟盒拿出来送给了我。

我甚至连谢谢也不知道说一声。

其实对于烟盒纸，女生也喜欢收藏。她们收藏当然不是为了比赛，而是为了好看。烟盒纸的图案精致好看，她们喜欢把烟盒纸夹在书本里。这样读书的时候经常可以？？观赏。所以，杜小英能够拿几张来送人，说明她还是相当看重对方的。

杜小英不光给我烟盒，有时候也给我糖果。杜书记是大官，经常会到外面去开会，一年半载还有机会到北京等大城市去。杜书记出差的时候，经常会带回来一些糖果。中国不习惯于吃巧克力，在我们眼里，高级的糖果就是那种牛奶糖。平时我们一般吃的是本地生产的水果糖。虽然比较甜，但是不香。吃惯了水果糖，再吃牛奶糖，那简直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特别是那种花生牛奶糖那种香味更是让人过口难忘，一颗糖嚼烂吞下，还能在口中久久留香。

我和杜小英接触大概就是这样的模式：不一起上学，不一起做作业，不一起玩耍。只是在路上偶尔遇到，或者在坝子里不期“碰见”。我和杜小英之间说话，这和在学校和社会的男女生关系比起来已经很不一般了。但老实说，我们都还小，还没有恋爱的概念和愿望，更没有肮脏的邪念。而实际情况也是，在我的心里，对于杜小英没有想念，也不存在吸引，两个人单独呆的时间稍长，就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不得不承认，由于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变态的封建中，我们已经被熏陶得没有那种男女交往和相处的能力了。

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和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子，就在这种羞涩和纯洁的友谊中逐渐长大。不知不觉，我们又增长了两三岁，我们已经是变成大少年了。

但社会如此，家教如此，我和杜小英之间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友谊关系。我们之间没有拉过手，当然就更不用说亲吻了。至于说暗恋这种感情，从来没有萌生过。

我经常想，我可能是不是太出色，所以没有引起杜小英的注意。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真的原因恐怕是：大环境环境如此，而我们都是有家教的人，我们都希望做不良少年。

在我读初二的时候，杜书记走了，接替他来的是段书记。

段书记家的大女儿叫端中华。她是一个温和大方的女孩子。段中华身材匀称，不高不矮，五官也比较端正，只是稍微差那么一点秀气。

我们虽然只相差两岁左右。虽然我感觉到段中华对我有点喜欢，但毕竟我们比较小，家教严格，很长时间，我们之间都是一种纯洁的友谊关系。

直到我中师毕业后，我们之间的关系才发生了一点变化。

段中华的学习成绩一般。如果是现在，她至少能够考上二本。但在那个万人争过独木桥的年代，她落榜了。她没有复读，在家里呆了半年，然后就被安排到一个乡下学校去代课。

我们都在教书，但我们学校之间离得不近，除了假期，我们很少见面。

大概是我到乡下教书后不到一年，有一天我回县城。母亲突然问起我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在和段中华耍朋友”母亲问。

“没有哎！”我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是哪个说的嘛？”

“是段中华自己承认的，是她对别人说的。”

“没有这回事。”我摆摆手说。“我是当事人，我自己还不清楚吗？”

“那啷个段中华要这样说呢？”

“我也不知道。”

“你是听谁说的嘛？”

“是听陈晓敏说的。她们是闺蜜，是她们之间摆龙门阵的时候段中华自己承认的。”

“嘿嘿。”我只能无奈地笑笑。

我想这件事大概是真的，从段中华的眼神中我能够感觉出来。虽然她只是偷偷摸摸的说说，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她这样说勇敢。我想，如果她直接向我表白，我大概也会答应。从各方面看，她完全配得上我。就是以很现实的眼光来看，虽然她现在只是代课教师，但今后解决一份工作应该完全没有问题。

当时我已经19岁了，这个年龄也完全可以谈恋爱了。只是段中华还稍微有点小，不过如果她愿意谈，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大的障碍。改革开放已经四五年了，男女那种不正常的隔离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段中华已经17岁了，应该不算早恋。当然，段中华的父亲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女儿大概不应该过早恋爱。但段中华如果自己想谈恋爱，这也是她自己的事情，就像她想说谁是她的男朋友也是她的事一样。

段中华要把我视为她的男朋友，这件事对我来说不存在吃亏的说法。相反，能够和县委书的女儿谈恋爱，这不能说是一种光荣，至少也不会是一种耻辱吧。从内心上讲，如果能够成为段中华名誉上的男朋友，在心理上我不会有任何不适。

不过有时候我也暗忖：如果段书记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会怎么想呢，他会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我想，他大概不会特别反感或者反对，因为他是看着我长大，他对我比较了解。我家庭不错，人也老实本分，也比较有才能。女儿总要出嫁。能够找一个自己了解的女婿，总比找一个不了解的要好吧。

有时候我也突发奇想。假如有这么一个场景：在一个公共场合需要表明态度：我到底是不是段中华的男朋友？我想，我大概会顺势承认。我为什么要否认呢，这种清高或者高傲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能够拿去卖钱吗，能够拿去升官发财吗？应该不能。既然不能，为什么要否认。这样只能伤了段中华的自尊心，只会显出我的浅薄、变态甚至卑鄙。

这就是我和县委书记的女儿唯一的一次桃色新闻。非常简单，非常朦胧，甚至可以说非常奇怪。恋爱的当事人互相没有说一句亲热的话，没有拉过手或者拥抱，至于说亲吻，那更是梦中之事。

只是一个传言，一个想起来让人感到温馨的传言。

大概又过了一年，段中华真的恋爱了，她恋爱的对象是她所在学校的一个师范生，我甚至看到过他来过段中华们家几次。那个人我认得，我们还是同年级的同学，当时他是初中班，我是高中班。他身材也比较高大，身高至少在一米七五以上，脸庞瘦削，有一点文弱书生的那种气质。

但最后他们还是没成。因为不就，段书记就调走了，段中华也离开了S县。他们的恋爱很短很浅，也没有达到离不开对方的程度。两个人的关系就到此为止。

但男老师还是享受到了段书记带来的恩泽。他在段书记的关照下调到了镇上给领导当秘书，不久，又调到县委给书记当秘书。过了几年，领导调整，秘书不当了，他被安排到乡镇锻炼，在乡镇当了两年的副职。最后他调到县委办公室当副主任，然后当上了县建委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