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人岑富仁

岑富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中专毕业生。毕业后被组织部门分到了乡政府工作。从那以后他就成为了乡政府机关的一名正式的国家干部。

岑富仁分到乡政府工作才二十出头。那时候乡级政府有文化的干部少。恢复高考后，将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基层，是组织部门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素质的一项重要举措。

岑富仁分到乡政府之前，乡政府机关已经分配了好几个大中专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还陆陆续续地分配下来不少，机关有文化的人占了一部分的比例，整体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年轻人富有朝气，思想活跃，经常地聚在一起谈笑、玩乐。他们很快发现岑富仁有些有众不同，无论穿着和为人处事都有悖于常理之处，显得特别。在穿着上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衣着朴素不说，就是在式样、色彩上也不太注意，很不合时尚。他常年穿着一双旧的布鞋显得土气不说，到了冬天，罩衣内穿的毛线，都是红一段绿一段的颜色，和其他讲究的年轻人形成很大的反差。如此不注重形象和小节，使得同事们在一旁就议论起他有些怪异，不像是一个有知识有素养的人。岑富仁为人处事也有些不符合常理。那时乡政府上班人员，早餐一般不在家吃。乡政府旁边有个早餐店，干部早点名后，就陆陆续续到早餐店用早餐。岑富仁也是如此。每次进店都是三三二二的结伙进去，哪个先吃完就主动把单位一起进去的款给付了，钱也不是很多，又符合人之常情。可岑富仁不同，他每次吃完，就自顾自的把自己的帐付了一声不吭的低头走路，从不与同事付半分钱，哪怕欠了别人的人情也是如此。曾有朋友提醒过他：人生在世，不可丢了人情世故，特立独行。他却反问朋友：你不觉得我们身边虚伪的东西太多了，很多人只会做表面的虚情假义的动作，而真正到了某人需要人救助时，有几人能慷慨解囊，顶力相助的。他了一番话，说得朋友无言以对。 时间长了，大家都觉得他太缺少人情味，后来也没有一个人与他付款了。他便成了一个离群索居的的独往独来的人，还落得个“铁公鸡”的绰号。

那时的大中专毕业生是“香饽饽”，在基层稍表现一错，只消一二年工夫，或是通过关系，或是被组织上看中大多给调走了，到城里更舒适的环境工作去了，既使没有走的，通过疏通关系，几年工夫就得到了提升，进了乡领导班子。只有岑富仁分配下来好多年，都在原地踏步，政治上毫无起色。但他好像不在乎这些，从来没有向领导提出过这方面的要求在，在行动上也没做过虚以委蛇的努力。反而说，人只要日子过得安稳，做事凭良心，平平安安，就应知足了。到了三十五六岁，在乡镇摸爬滚打十几年了，比他后几年分来的大中专生都成了他的领导了，他还是个一般的干部。但他仍没有半点想法。说人当不当官无所谓，只要活在世上做人真实，踏实，不做作，不虚伪就行。人是为张扬自己的性格而活着的，而不是委屈自己的性格为别人活的。后来他在县城里当了教育局长的亲表哥多次对他耳提面命，说人生在世名利都要，有条件不去争取，求得名利，不但折了面子，身后还会留下流言蜚语，说你无能无用，一生混不出个名堂来。在表哥这样多次推心置腹的怂恿下，岑富仁才向党委书记遮遮掩掩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当然以他的个性和为人，党委书记自然不会把他的要求真当成一回事。关键是他的表哥把这事放在心上，多次找岑富仁所在乡的党委书说情，岑富仁才被列入乡党委委员候选人名单。选举是差额的，被列入候选人名单的人员唯恐落选，都通过关系联络情感，争取选票，唯有岑富仁无动于衷，像是个局外人一样，不做半点“小动作”，一切顺其自然。好在他有守本份，不刁钻的一点优势和口碑，选举结果出来后，他以最后一名当选。当选了党委班子是可喜可贺的事，其他当选择人员都摆酒设宴，弹冠相庆，可岑富仁就像没有那回事一样，一毛不拨，不发一支烟，也不发一粒糖，压根儿不把这当成一件喜事。惹得人们在其身后直说他不懂人情，不知感恩。

班子成员要分工了，其他人员都知趣地带着礼物夜晚到书记家去坐坐，聊聊天，拉拉近乎，表表忠心，希望能分一个肥缺或好管点的事做。可岑富仁木纳得，不到书记家套近乎不说，见了书记连句好听的话都不会说，结果难管的工作，别的人不愿管的事，全都分到了他的头上。比如“天下第一难事”的计划生育工作，处理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等等。好在他性子好，组织上安排他干啥就干啥，对分工没说半点怨言。他说计划生育工作难是难，但也是要人做的，按政策办事，没有什么好怕的，总也会做得下来。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为了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他天天带着一支队伍，风里来雨里去，走村串户，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坚持着做，有困难也不向书记报告，不请求其他人分担，做出了成绩也不向领导表功，认为这是他的本职工作，是应尽的责任。他就是这样尽其所能地默默无闻地推动着这项艰难的工作。尽管他默不作声着力做这项工作，并在一定成度上取得进步，有一次反而受了批评。那是在入户做一位妇女的结扎工作。当岑富仁得知该妇女有病在身，做结扎手续不太适应，可能还存风险，他恻隐之心顿生，并实事求是地根据相关政策告诉她说：你的这种情况按照有关的政策是可以不结扎的，这次你是个特例就不扎了。但你要节育，不能超生，不能造成负面影响。可这妇女本分，当别的人问她如何躲过了结扎时，她却说是岑党委同意的。至使结扎工作引起了攀比，产生了被动局面。书记得知后大为光火，把岑富仁叫到办公室不分青红皂白责怪道：叫你抓计划生育工作你反而站在了对象的立场上说话，做反面工作，把工作做糟了，使整个乡的计划生育工作陷入了被动局面，这个责谁来负担？要知道这个工作可是“一票否决”的工作，年终我们乡评不到奖，你要担全责。岑富仁觉得书记只听了别人的一面之辞，不问青红皂白地错怪了他，心中十分的委屈，仗着自己的资历老，年纪比书记大，理直气壮地进行了辨护，同书记抬了阵扛子后，转身悻悻离开了，气得书记是金刚怒目。

别人的官是越做越大越红火，可岑富仁的官是越当越边缘化，越当越受冷落。书记换了几任，却没一个看重他的，快到50岁了他还是一个末位党委委员，被分配去管敬老院和鳏寡孤独去了，天天和弱势群体打交道。他所在的乡面积大，人口多，老人、鳏寡孤独、残疾人也相对较多，这此工作既冷门又不好管。好在岑富仁心态好，对什么事都淡然视之，被安排管冷门工作，他不但没在多说一句话，还说老人、鳏寡孤独也是要人管的，同样是重要的工作，管好了意义更大。他管过计划生育工作，全乡旯旯旮旮他都十分的熟悉，好此贫困户孤老残疾人他都了如指掌，哪些人该享受什么样的政策他了然于心。他接手管这项工作时发现民政帐户上积压了不少救济弱势群体的钱，他想该给弱势群体的救济款为什么压着不给？他按政策规定，叫各村造表上来，把刻给鳏寡孤独的钱一分不压的都给他们。乐得那些老弱病残人直说新来的领导好。有些得款多的又与他熟悉的头脑活络些的人，也学得了感恩，晚上提点烟酒之类的礼物感谢他。可岑富仁却认真地说，这是党和政府给你们的救济，你们得感谢党的好政策才对于。我是一个办事人员，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做了本应该做的事。你们送东西给我，是叫我犯纪律，是使不得的事，赶快把东西提回去。你们日子好过了就是我的最大心愿，也说明我的工作做得还可以。有一次见到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双拐残疾人，他更主动迎上去与之交谈，问他腿的情况，当了解到细致情况后，他对那人说，你的这条腿现在可以到大医院安假肢了，安了假肢就不用拄拐杖了，经过锻炼后还可以自己走路了，做些简单的劳动。那残疾人说，家里很穷，没有钱。岑富仁说，现在国家对残疾人有好的政策，不用你花钱，国家全给你包了，只要很少的一点在医院的生活费用就可以了。腿残人听说有这样的好事，心中自是喜不自禁，充满渴望。后来在岑富仁的帮助下，腿残人到省城医院做了手术，安上了假肢，果真能丢掉拐杖走路了。他逢人就说岑富仁是个关心残疾人的好干部，难得遇见，对岑富仁感激不尽。(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岑富仁工作几十年，极少得到过上级和领导的表扬。由于他与众不同的性格，也很少得到同事们的称赞和青睐。但他在管理老弱病残人工作的几年里，那些弱势群体没有说岑富仁不好的，都夸他是个好干部，处处关心可怜的人，是个真正的好干部。一时间，关于岑富仁的佳话在乡间街巷传开了。这也许是对岑富仁几十年为人为官的品德最公正客观的评价。

由此，我想到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装”这个故事。那些圆滑、奸诈、虚伪、阿谀逢迎的人看到皇帝一丝不挂地光裸着身子，为了讨好皇帝，不出皇帝的丑，睁眼说瞎话地一个个说皇帝的“新衣”好看得体，唯有率真、诚实、天真无邪和敢于揭假的小孩才讲真话，说皇帝没穿衣服，光裸着身子在举行大典，道出了真实情况。那些老弱病残人其实心地最纯正、真实，他们就像率真的孩子敢讲真话、实话，他们发自内心地对一个几十年来都受奚落、嘲笑的人进行了褒扬。这些不受外界好恶劣的影响的客观评价，说出的是最真实的话。岑富仁为人的真实、坦诚、不虚伪、不故作姿态、不阿谀逢迎、善良博爱，最后得到了一些最纯洁人的评价，还了一个特立独行人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