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十二章》

我与妻子八二年春天相识，在基本确定恋爱关系时父亲才从我说出的她家地址确认我岳父和他不但是同厂职工，还曾在59中工宣队一起共事近一年。父亲说岳父是那种极老实厚道的人，在学校共事时他每次发言都捧着自己说，也曾在我家困难时热心相助。

我与妻子仅认识三个月后便登记订婚，因为正巧赶上我们厂分房，不是仗着婚后无房的资格我家根本不可能分房。恰巧妻子家也是分房户，而事后妻子家四代九口和我们家仅四口人获得的竟是同等的分房待遇，这让谁也难说公平？

事实上是厂分房组看岳父老实忠厚，说其女儿已出嫁不能算她家人数，而当时最好的条件也就是交间平房给个偏单而已。当时父亲已经退休，只是迫切想能给儿子要间婚房成家，但不巧岳父家的平房又分给了我家。父亲与岳父相比绝对属于精明灵智的人，因此当事后岳母找同住在一栋楼的厂分房负责人怒讨说法时，对方嫁祸一切是父亲所为就由不得人不信了。

岳父一家许多矛盾因分房开始，妻子过早与我登记也曾遭到家人误解，她郁闷日久长时间里对我父亲都耿耿于怀。其时依父亲的性格他不可能在善良的岳父身上做手脚，更不可能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亲家以德报怨。分房根本不是他能掌控的，我进厂后曾听到师父们说父亲在河东原料供应库工作时的梗直和认真，得罪过一些人，人家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泄私愤的缘由。这恐怕也是父亲不让我进供应科当干部偏到锅炉房受大累的原因吧！

我之所以如此相信父亲的为人是基于六，七十年代父亲对三舅爷一家的态度。

1958年之后中国的有产者由天入地，由1956年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顿改成敌对者身份，阶级斗争理论更使其整个群体置身“过街老鼠”般的处境。文革初期更是对其的私有家产抄收殆尽，甚至对他们的人身伤害也趋向极致，全国的怨案惨剧无法计数。从此之后身份出身就成为衡量一个人是敌是友的唯一标准，“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解放前旧政府机关金融供职的职员都成为被社会监管的另类，甚至他们的子女都不能参军上大学不能入党提干不能入职要害机要职位，他们的亲属自然也都躲避唯恐不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三舅爷的成份虽然还远没到资本家的程度，但小业主的身份也使得三舅爷成为各类批判会上的主角。我相信父亲的挡案特别是入党申请书里一定有许多父亲要与三舅爷划清阶级界线的文字，因为三舅爷的身份还几乎影响到我大姐的入党问题。那时入党那怕有几个远在新疆西藏的亲属，党组织也会都派人去调查取档，那怕有一个存疑都可能不能入党。

但我印象中六十年代奶奶和二叔全家就在三舅爷家住，我们和三舅爷全家如一家人般交往，父亲与我们几乎每周都会去，年节更是热热闹闹都聚会在一起。七十年代虽然没了奶奶二叔也搬至黄河道，但父亲还是经常去三舅爷家看望，三舅爷也经常会来我家串门与父亲聊天。

三舅爷在天津并无其它亲属，1956年公私合营被剥夺资产后，近二十多年政治上被岐视，心境一定是极度抑郁的。也许恰恰是父亲几十年如一的恭敬和体抚，让三舅爷有了一种心灵上的宽慰，并几乎视这个比自己小几岁的外甥为知己。

三舅爷晚年有些家务事摆不平，也都会请父亲去做裁判者，而我的几个表叔表姑也非常敬重父亲。

三舅爷三舅奶及二叔二婶，还有我的母亲都在大陆橡胶厂上班，父亲如此恭敬三舅爷一家，其他家人自然更不敢怠慢，工友们高看三分也是可能的。

虽说三舅爷曾对父亲恩重如山，但在文革那种夫妻反目同根相残，恩将仇报落井下石很普遍也很正常的社会环境下，父亲的行为也可算难能可贵了。

2017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