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民师生涯
民师，是民办教师的简称，其前身为“文革”前的耕读教师。之所以称之民办教师，性质还是农民，亦教亦农，吃的还是农业粮，靠工分吃饭，属于农业户口，待遇低；而公办教师吃商品粮，靠工资吃饭，属于非农业户口，待遇高。“文革”期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全民扫除文盲，大办教育，集资办学，农村大队原来没学校的新建学校，有小学的加办带帽初中，有初中的办完全中学（初高中），基本形成每个生产队有村小班，每个大队有小学和初中，每个公社有高中，个别县有农业大学。这突如其来的教育大上快上，自1966年以来，短短几年，在校中小学生成十倍以上的数字增长，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教师普遍奇缺，要适应教育新形势，民办教师应运而生。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当过三年多民办教师的，现在回忆起来，往事如昨......
我当民办教师是在1975年春，属于十年“文革”的后期，也是民师队伍正在突飞猛进发展时期。我在小学五年级，就有一位本大队刚毕业的女高中生教我们算术，到初一时教我们数学，不长时间她突击入党提干上调当领导走了，接续的仍是民师，除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英语、政治老师是公办外，其余如数学、物理、化学、体育、劳动等课程都是民师，所以，我从他们身上已看到了老师“传道受业解惑”的职业神圣与辛苦，特别是“文革”把老师当“臭老九”批斗，批判“师道尊严”，教师的神圣光环早已失去，剩下的只有工作辛苦、待遇低，人们贬称“教圈子”，社会上很不尊重。而当我也身不由己进入这支队伍中时，是抱有痴心梦想的，即怀揣着被推荐上大学的梦想，去当民师的。在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当时，把学校当“避风港”，不过是少从事大集体体力劳动罢了。而高中毕业后，农村回乡知青选择有四条路，首选被推荐上大学，毕业后当国家干部，那最低要有二年的社会实践经验；其次是当工人，吃商品粮，成为城市人，身份高尚；再之是当兵，混的好的话，可在部队上大学、提干，前途无量。这是都能走出去的，看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即使上述三条路都走不通，留在家乡，最后还是选择当大小队干部，有点实权，在社员们面前有面子，也可少干农活。有出息有门路的人谁也不去当民师。
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暂时选择了当民师这条路，那就只好咬咬牙坚持，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三年多民师生涯经历了许多事情，这里，主要叙述五件事：
第一件事：万事开头确实难，头三个月最难熬。
因为我是到自己刚初中毕业两年多的母校去教书，大多数老师和学生都认识自己，开始就怕站讲台，眼看台下的学生两腿就打哆嗦，说话语无伦次，拙嘴笨舌，见人就脸红。在这样的状况下，先是在初二毕业班当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混上一周，因学生上课起哄不配合，自己毫无经验缺乏自信心而主动辞职。接着又换成小学五年级毕业班，学生年纪小一些，心里不怵，底气足了，信心有了，教课才慢慢克服惧怕心理，三尺讲台才练就口才，管理才逐步大胆起来，师生关系也渐渐建立起来，相互配合，管理逐步纳入了正规，教课也能应付自如，因此，三个月后，首次得到了校长的表扬和同行们的赞许，再干下去也就信心满满了。
第二件事：遭遇“75.8”特大洪水，面临学校新领导。(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正当我刚入门道准备大干一场时，暑假中的8月5日至7日，我的家乡遭受了千年不遇 震惊世界的“75.8”特大洪水，村庄上所有的土坯房荡然无存，家中一贫如洗；而学校的十几间教室办公室和所有的水泥课桌木凳也房倒屋塌，砸得一塌糊涂，满目苍痍 ，惨不忍睹。全大队3000来人 600来户仅存砖房不足十间。按规定，每年的9月1日是学校秋季开学的日子，可我们的每个家庭水灾后在一片废墟上临时搭建了庵棚，吃穿住用一切全靠国家救灾八方救援，才勉强维持生活，而学校面临的也是重建，重建需要过程，即使建过渡房，也要推迟开学一个月。当年的灾区口号是：“全党动手，全民动员，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作为我们民办教师，党和政府及上级教育部门要求我们，要发扬舍小家顾大家，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精神，白天到学校扒砖块，清理废墟，夜晚才能回家干私活，有时还要开会学习，突出政治，武装思想。这时，公社学区调整了我校领导班子，老校长主任都调走，提拔原老民师兼总务孙克勤当校长，初二班主任语文老师崔老师兼任教导主任，公办小学教师刘管后勤兼总务会计。为了加强领导，党支部决定：贫管会主任张世宇进驻学校，也就是说，校委会的意见必须经党支部和贫管会同意方能实施，这样，从根本上是体现党支部管理学校，贫管会具体操作，业务上连我们每天每年级的课程表都要过问，政治上的把关鉴定更是主要的。
第三件事：伸张正义厄运临，打击报复遭批判。
自从贫管会主任进驻学校后，俨然是幕后校长，而孙克勤本身是民师，靠着跟支书一个村里住，工作汇报的勤，会巴结，善于察言观色、欺上瞒下、狐假虎威，光当总务还嫌官小，就利用这次天灾，设计撵走原校领导，让支书支持他干，因他平时人品就不好，私心重，群众威信不高，怕大家通不过，就把公认的老黄牛且耿直正派的公办崔老师提起来协助他压众，再请贫管会坐阵，处处表现积极，思想过左，耀武扬威，经常夜晚召开40来人的全体教师会，组织政治学习，紧跟形势，搞得人都烦烦的，他就采取高压手段，今天批评这个，明天批评那个，原以为可以服众，没想到不到半年，先是南北两个教学点的负责人和他斗，后是中心校的几位老师跟他斗，再后来我和一起当民师的同学李继涛在一次全体教师会上发言，伸张正义，给他善意提工作改进意见，他恼羞成怒，其他人跟他斗都能理解，因为他们都是老教师，同事时间长，而我们刚到校一年，也敢冒犯他，就分别向贫管会主任和支书告恶状，说我们密谋拆他的台，认定我们自恃教初中高年级骄傲，非将军支书亲自到校主持开我俩的批判会，打一儆百，要挟不去开批判会就辞职。支书无奈按他的意见专门开了我们的批判会，孙说我们调皮捣蛋，让我们在会上作检讨，我们不服，没有作，他就当场宣布，县教育局给我校的两名月补助6元的名额，原商定按贡献大小准备奖励给我们，结果作废，继而自作主张，奖给他本村的一名刚教半年的村小教师，和一位紧紧跟随他的原大队革委会主任造反派，后来当民师，支书、贫管会主任也当场表态支持。后来许多老师发言为我们打抱不平，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俩还是强忍再忍，接受了他这次带有打击报复之嫌的胯下之辱。从此，接受锋芒初露的教训，忍辱负重，继续干好工作，以静制动。
第四件事：小学生路掐油菜花，其母再遭遇批判会。无独有偶。女民师郭心若，丈夫是部队军官，就因为孙校长抓到她的四年级女儿放学路上随意掐断个油菜花，抓其破坏庄稼的坏典型小题大作，她与孙争辩，被孙添油加醋反映到支书那里，结果，支书不分青红皂白，立即再次组织全体教师会，像批判我俩一样，上纲上线狠狠批判郭老师，还勒令她写检查，做检讨，并停职反省，不让孩子上学。郭一气之下把此事写信告诉了丈夫，其丈夫专程写信告到公社和县委，经调查，情况属实，最后孙和支书都挨了批评，做了道歉，再不敢让郭停职和女儿停课。此事在全大队影响很大，反响强烈。由于孙仰仗支书和贫管会支持，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不出一年，他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八面树敌，人心涣散，一盘散沙，眼看再这样下去会由一类学校蜕变为三类学校，到了1976年秋季开学，公社学区领导果断采取组织措施，立即拿掉孙的校长，降为小学三年级算术老师，并请来一位老资格的公办校长接任，还建议大队党支部把贫管会主任撤出进驻。经过一学期后的拨乱反正，由于师生们的共同努力，学校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机，而孙从此灰溜溜的，成了孤家寡人，闷闷不乐，像霜打的茄子蔫了。他的许多糗事丑闻已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笑料。
第五件事：卧薪尝胆齐奋发，双双有个好前程。
经历过这两次批判会，使我们头脑清醒了，过去通过努力教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表现好就能像 本校走出去的李国军、赵心爱民师那样能上大学，看来太不结合实际 是幻想，在这帮人眼里，老百姓哪会有好事轮到你的头上？你没看，两位被推荐上大学的民师，哪里是个人表现好？背后不是都靠在公社供销社工作的父亲叔父的人际关系上的大学吗？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顺口溜是：“听诊器、方向盘、实权派、营业员”，最为腐败的是“走后门”。就连学习成绩差我和李继涛很远的支书儿子，特大洪水后，不是靠走后门于1975年10月就被招工到地区化肥厂了吗？有权有势就有好前程，似乎就是当今社会的铁律。今后靠推荐走出去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而我俩要走出这所学校，不再当民师，只有靠自己抢抓机遇，平时奋发努力，多积累，多磨难。“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1977年冬，我和李继涛等20多位民师都参加了首届恢复高考，1978年春，只有我被中专（师范）录取，后来继续努力，带职上大专、读中央党校本科，也在政治上不断进步，从公办教师到股级、科级，最终成为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李继涛当年虽没考取，次年底参军入伍多年，后在新密矿务局转干当检察官、郑煤集团处级武装部长，经过自己的不懈地努力也总算出了人头地。
当我和李继涛前年在郑聚会时，回忆起当年这一段不平凡的民师生活，特别是遭受那次不公平的待遇和批判时，无不感慨地说：“今天的进步离不开那两次刻骨铭心的批判会的刺激和激励，往往坏事变好事，逆境中更使人砥砺前进，锐意进取，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需要的是很多次的人生摔打磨炼，现在回首看，不是记恨，而是应该感谢当年的孙校长和支书，可能他们对自己做过的亏心事，经过这几十年的生活沉淀，也早就该反思反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