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汉奸问题

经常听人说，中国是盛产汉奸的国家（这里说的“汉奸”，既特指放弃中国立场、为他国张目的中国人，也泛指任何放弃本国立场、为别国张目的人）。在中国与他国对抗时期，总是会出现许多放弃中国立场的中国人。这好像的确是事实。比如在抗战时期，伪军估计有200万，好像不是小数。什么原因呢？有人认为是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比如鲁迅鞭笞的看到同胞受侮而袖手一旁的现象；有人说是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的，比如管仲、乐毅、商鞅、李斯、孙武、伍子胥、范蠡、文种等历史名人，都是抛弃本国、帮助他国成事的典型，他们没有因此而受人诟病；又有人说，主要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不自信：五千岁的老朽对垒二百岁的壮年，被打得满地找牙，还夸耀什么“灿烂的文化”呢，干脆来个unlearn（遗忘所学），脱胎换骨，放弃中国立场，换上西装吧。

对上述原因本人不敢苟同。受辱而麻木，虽不乏其人，但绝非中国国民性的本质，否则中国早就成了“五胡”的殖民地；而管仲时代的国家概念已经是大一统的“天下”概念，此说把诸侯国概念偷换为国家概念，搞文字游戏；而文化不自信，并不是丧失尊严的充要条件，因为尊严是人格的本质，不是文化自信不自信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汉奸之所以看起来很多，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物质至上价值观导致的苟且主义生活方式，其二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反向衬托。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呢？

最近在微信公众号看到一篇文章，谈到1960年前后发生的三年经济困难，说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归罪于苏联逼债，是共党的借口，事实上苏联并未逼债，而是两党关系闹僵后，老毛不愿在道义上低人一头，提出尽快还债，逼全国人民勒紧裤带。

文章原义是指责中共“嫁祸于人”，但我反而认为，这个事实说明老毛秉承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道德考量高于物质利益。从中国文化的价值观看，欠人钱财而跟人吵架，在道义上就先输一筹。

支撑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道德考量高于物质利益。“士可杀不可辱”，“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虽千万人，吾往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正是这些脍炙人口的铮铮话语，照亮了5千年的历史长空，集中体现了道德至上的中国文化精神，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渊源。而放弃中国立场的人，无一例外，信奉的是物质至上主义，肯定与这种精神格格不入，所以在中国士人面前显得特别触目。中国汉奸不是特别多，而是看起来特别多，因为核心价值观不仅鄙视汉奸，甚至被人当作铲除汉奸的理由，所以人们会特别关注汉奸群体。什么东西一经关注，就会觉得多起来。你乘车半小时，有人问你半小时里你听到有人咳嗽吗？你眨眨眼，说，“好像没有呀。”如果要求你继续乘半小时，并注意有多少人咳嗽，半小时后，你可能发现有十几个人咳嗽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在物质至上主义者听来，未免迂腐。近年流行一种说法，说我们拥有的所有物质都是零，而我们自己的存在是零前面的1，无论你有多少个零，如果前面没有了1，结果是真正的一无所有。这是个体生命至上的理念，属于物质至上主义，它虽然具有个体生活的真理性，但同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不在一个层次，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为什么这个1和0的浅显道理最近突然大行其道呢？是因为核心价值观在淡化，具有局部真理内容的价值观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

西方文化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最高的道德，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里说的个人利益，既指字面含义，也泛指延伸出来的个人所属的集团利益。）所以，当着个人利益与其他利益冲突的时候，其他考量都必须让位。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西人便致力于征服社会，征服他人，征服环境，征服自然，乃至征服世界，目的只有一个，伸张个人利益。——而在物质利益面前，唯一的制约因素是法律。在西方文化名人的格言中，基本找不到类似上面所引用的中国道德格言，而关于法律的论述则比比皆是。卢梭说，“服从法律：无论是我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的束缚”；林肯说，“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 布鲁诺说，“法律提供保护以对抗专断，它给人们以一种安全感和可靠感，并使人们不致在未来处于不祥的黑暗之中。”——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法律说成是“神的意志”，“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理性”，也就是把法律视为货真价实的“公理”，只有马克思才道出法律的本质：所有的法律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统治阶级“的个人统治必须同时是一个一般的统治……由他们的共同利益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可见，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所限制的物质利益，仅仅是非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所以，随着征服手段的日益先进，与统治阶级利益相符的物质利益便纷至沓来，于是一个个发达国家便应运而出。

中国文化认为，物质固然重要，但还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活的道德目的。物质至上主义，说到底，依然是动物界的层次。人之所以高出动物界，并不是因为人的物质索取在质与量上远远高出动物。人之脱离动物而成为人，是因为人的物欲必须受到一种更高诉求的限制。这种更高诉求的本质，是对个人利益的限制！比如社群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比如社群共存比社群竞争更重要，还有其他种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违背个人功利的道德诉求。在世界各国汗牛充栋的典籍里，基本找不到类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个思想的论述，不就充分说明中国文化早就领悟到，“限制自身利益”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需吗？

有部电影，说在抗战时，一个美国飞行员很不理解共产党人战到最后一人无人投降的现象。他认为投降只不过是承认“我打不过你”这个事实，打不过就投降，天经地义，拼命不仅无济于事，且违反人性。这是典型的物质至上主义：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力量不如敌人而向敌人投降，甚至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帮助敌人，在这种文化看来，不是什么很坏的事情，是完全可以谅解的。这大概就是在其他国家，放弃本国利益者似乎不显得很多的一个原因吧：为保全自己而投降敌人，是应该的，不算是“奸”，所以没人会关注这类人。而中国文化认为，在捍卫民族尊严的问题上，打不过也必须打：尊严高于一切。

文天祥在蒙古入侵者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宁死不屈、九死无悔的浩然正气，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但是，文天祥有两个弟弟，一个投降了元朝，另一个不作抗争，采取了逃避态度，而文天祥对他们的行为居然表示谅解！——这才是核心价值观真正的历史价值：它把社群分为“志士”和“常人”两类，“道德考量高于一切”这个民族的最高命题是对志士的要求，但无意对常人进行这样的道德绑架。一个文化如果不对仁人志士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个民族基本上不可能延续五千年；但如果对全民提出这样的要求，不仅不可能做到，也会使一个令常人高山仰止的价值观，脱变成一种叫人痛恨的道德苛求。

现在的社会似乎出现了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以个人利益出发，对英雄现象横加责难。比如前不久有人对邓稼先为了国防建设、几十年没见到妻子的遭遇深表同情，认为邓稼先是没有人性的制度的牺牲品。这个倾向走的完全是西方个人至上的道路，对所有牺牲个人以促进和保全社群的行为统统斥之为“不人道”，“没人权”。他们对中国核心价值观乃至现政权的做法非常看不惯，极力宣扬西方的民主个人主义，宣扬无条件的自由。他们一天到晚拿西方的优越同中国的弊端加以比较，然后极尽讽刺谩骂之能事。在这些人的运作下，在中国想出名真是太容易了：你只需要反体制，说些出格的话被组织处理了，你想不出名就够难的。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知道了许多本来从未听说过的人。

另一种倾向则相反，就是拿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来要求所有人，不符合的便大加鞭笞。最典型的例子是拿杨振宁跟邓稼先比较，然后对杨极尽讽刺辱骂。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国核心价值观的真正用意：让占民族少数的仁人志士能有一个为民族牺牲自我的道德制高点！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这样的志士仁人，但不能、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成为志士仁人！

我们都是常人，都不太可能达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那种境界。既然是常人，当然就容易接受西方的个人利益至上理念。但是，一个民族除了核心价值观，还有基本价值观，基本价值观是对民族所有人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民族立场。对中国人而言，就是中国立场。反政府与中国立场并不对立，但当政府与侵犯我国利益的他国发生对抗时，你帮助他国来反对政府，那就违背了中国立场，已经不属于常人范畴，就好像邻居来打你爹，你帮邻居一起打自己的老爹，还算是正常的儿子吗？这属于人格问题。这是一。其二，如果我们常人不尊重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我们从自己的行为标准出发来诋毁核心价值观，并侮辱和谩骂践行这种价值观的志士仁人，我们同样不再是常人，而成了真正的爬虫，犹如庄子笔下朝鹓鶵拼命喝嚷、极力守护自己腐鼠的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