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街与墨池（32）

新街与墨池（32）

三十二、竹器厂与洗墨池

在那幅最早的《夷陵州境总图》上，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夷陵州牧陈宣在洗墨池上建亭，题曰“墨池书屋”的样子，不过就是池边的一座凉亭罢了；而在那幅清朝的木刻画中，却能看到从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彝州知州宗思圣创建“墨池书院”开始、到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东湖知县程家颋又大规模进行修葺，墨池书院已具有相当规模的样子，算得上高屋耸立、一桥飞渡，深宅大院，书声琅琅。

不过1939年大年初三清晨的那次日机轰炸，洗墨池西面的那座堪比文庙庄严的大殿似的主体建筑芹香馆和那座很有些宽敞的梯步状元桥全都被炸毁了；在随后宜昌老城区被日本人划为难民区的五年时间里，洗墨池的东面残存的那些一排排、重重叠叠的学校校舍和学生寝室就成了那些家破人亡的难民们的栖身之地；光复之后一度又成为国军的军营，最要命的就是，那些在抗战光复或者解放以后回到故乡的本地人和进城的外来游民，不约而同的看中了这块空地，逐年不断的蚕食，西陵竹器厂的王厂长告诉路华：“当年如果不是决定在这里办厂，首先就把剩余的地盘和洗墨池给用围墙圈起来，现在恐怕早就没有立锥之地了。”

王厂长是一个个子矮小，瘦削而精干的女人，风风火火、性格直爽，从路华进入这个厂担任政治宣传员以来就一直很信任他，也很重用他，到退休的时候甚至把这个厂的领导权也交给了他，不过就是一枚西陵竹器厂的公章而已。厂里不少人背后都说路华是王厂长的干儿子，可是路华知道她是一个很苦命的女人：儿子长大参加工作了却命丧黄泉，嫁了两个男人都被她克死了，最后过继了她弟弟的一个女儿给她最后送终。

她是一个头发有些花白，布满皱纹的脸上总显得很镇静的样子，眼光有点狡猾，从早到晚总是劲头十足，夏天一件白布衫，干净而简约；冬天一件黑大衣，既能御寒又不怕脏，会抽烟，但抽的不多。那个时候，到了傍晚的时候，从远安的大山里开来的货车上竹子堆的总是满满的、高高的，就停在厂门前新街那条不宽的街道上，全厂职工不管是干什么的都得一齐出动，卸车，搬运，码堆，直到所有的竹子成功的码放到仓库的货架上以后，天早已黑了，月亮早就出来了，大家累得筋疲力尽，可是还没有吃饭。(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都回去吧。”王厂长在水龙头下拧了一个湿毛巾一边擦着脸，一边对大家说：“今天就不学习了，明天还有一车竹子呢。”

上世纪七十年代西陵竹器厂的厂区范围就是以洗墨池的西边为段，高高的筑起一道青砖墙以提防左邻右舍随时可能出现的蚕食：围墙上打个洞让外面小巷的积水流进洗墨池倒是可以，可要是想开一扇门，在洗墨池上搭建自己的后院万万不行。那个时候没有城管，规划也懒得管，好就好在当时的人还都比较老实，王厂长带着路华一行人气势汹汹的一登门问罪，开后门的对方自知理亏，就连连声明立刻纠正。后来在建设制面车间的炕房的时候，厂里索性在洗墨池砌了好几个砖柱，上面搭上架、盖上油毛毡，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货场。

神奇的是，墨池巷从来不积水，即便是周围都淹了，所有的水都哗哗流到洗墨池里也绝不会水漫金山，这和地势低洼、只要下大雨就得开启泵站的四方堰、小林园等地形成鲜明对照。奥秘就在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续修的《东湖县志》里宜昌古城中地下沟渠的流向图中找到答案：原来，洗墨池的水经过弥罗宫（西陵一路国税稽查局）归于大沟，而大沟从双堰塘（环城东路市社保统筹处）走东湖县城隍庙（宜昌三中），经报恩寺（宜化大厦）北门外板桥溪汇入小河（三江）的。这就说明尽管时过境迁，市区的排水管网早已改变，而墨池书院洗墨池的排水系统却仍然存在，而且发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