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十七章》

母亲是文盲不认识一个字，在几乎还是孩子时嫁给父亲，一生都似乎在父亲的羽翼保护下，任何事情上都对父亲依赖。18岁生大姐，21岁生大哥，24岁生二哥，27岁诞我，30岁有妹妹，怀孕生子育子是母亲青年生活的全部，正象二婶形容母亲的话：你妈妈干什么都慢条丝理，唯孩子哭闹却如箭出弦。记忆中我们姊弟五人幼时的冬装，夏装，鞋子都是母亲亲手做的，很难见到母亲空闲时间，没事也要拿双鞋底子纳。困难时期父亲曾用杆称称饭分食物给我们，不知苦于无米之炊的母亲是如何熬过那些日子的。

文革时惊恐的母亲把家里好一点的瓷器都砸了，其实那些与“四旧”毫不沾边，造反派也根本不会搜我们家。但那几年周围批斗会频频，大字报铺天盖地，街上载着挥舞大刀片武斗者的汽车不时呼啸掠过，而父亲姐姐哥哥带着这造反队那革命团的袖标出出入入，母亲着实会担心，其心路历程更不得而知。

幼时记得母亲曾在天津玻璃器皿厂上班，我大多时候被锁在家里；有过一两次 随母亲沿北运河走到今南口路的厂址上班，也见到过工人用嘴吹玻璃杯的场景，在厂后的草地里捉蚂蟑玩等母亲下班。后来有了妹妹母亲就无法上班了，我也脱离了管束，可以无忧无虑的四处疯玩。那时家家孩子都多，家长管不过来，邻里同学常有溺水而亡的，印象中母亲对此态度相当严历，还几次跟踪我。实际上我的学前，小学二年级都有好友溺水而亡。特别是二年级那次，十几个同学去三岔河口引滦纪念碑下的浅滩，亲见同学林起贵被水吞没，从此我对水有种天然的畏惧，以致后来尝试多次也没学会游泳。

1976年年末，母亲患了一场大病险些丧命，后来又长期患血压高，就被我们几个孩子当“老佛爷”般供起来，不让其干一点活。母亲恐也自持为袁家添丁进口有功，在儿女身上终于找到“媳妇熬成婆”的感觉，心安理得享受父亲那种动嘴不动手的尊者范。

1979年我回城后，因为不久就去了化验室，工作很清闲，加上“四班三运转”的工休模式，在家的时间很多，因此所有家务活就全包了。因此当我结婚后，家里一切都乱套了，家没人收拾，饭没人做，许多矛盾应时而来；我常常做完自家饭再去做父母家饭。但两边还是都怨气冲天，这头说我丢妻弃女，那头骂我是不孝逆子。

1994年母亲突患半身不邃，父亲也不得不停止打临工，回家照看母亲。父亲1979年为我回城57岁提前退休，把工作视为生命之柱的父亲肯定情非所愿，赋闲回家提笼架鸟根本不是父亲的养老模式。先是在厂里补差，后到街委会干临时工，在加上时不时的党组织生活，让父亲总还没完全失去有所作为的感觉。我们认为父亲当年回家照看母亲很自然，但父亲心里一定有相当大的落差与凄凉感，这一点是当自己也步入老年段，感到自己渐渐与社会疏离后才意识到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