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宋代吕公著父子与《元祐党籍碑》

闲话宋代吕公著父子与《元祐党籍碑》

元祐党籍碑又称元祐党人碑，宋徽宗崇宁元年间，蔡京拜相后，为打击政敌，将司马光以下共309人之所谓罪行刻碑为记，立于端礼门，称为元祐党人碑、党籍碑。元祐党人碑都已毁去，现存融水县愽物馆“国家一级文物”元祐党籍碑为元祐党人后人摹刻。碑额“元祐党籍碑”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的“墨宝”；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都是难得的真品。

元祐党人获平反后，官为朝奉郎权知融州军事兼管内劝农使的沈暐，照家藏原《元祐党籍碑》拓本字样刻碑，置于老君洞内。碑高154厘米，宽82厘米。碑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碑额“元祐党籍碑”五字是宋徽宗手写真书，第二部分碑序和第三部分党人姓名，是蔡京手笔，无意间将其姿媚的笔法、豪健的字势、飘逸的书风留存于世，成为一份难得的文化遗产。第四部分为碑跋，为沈暐所撰。就内容来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它只是北宋时期朝中朋党之争的一片断记录，也没有多大文物价值。“元祐党人案”历经神、哲、徽、钦、高宗五朝，持续时间之长，卷入重臣之多，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是大宋帝国的重大案件，但此碑不可因事而废，其可贵之处是它留下了一代书法高手赵佶和蔡京的真迹，难能可贵！仍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儒家构建的一套完善的宗教哲学体系，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三畏”，也就是“敬天畏人”、“天人合一”等，是孔老夫子构建儒家宗教哲学体系的基石与灵魂。倘若人君不再“畏天”，那么人臣也就自然不再“畏大人”：“元祐党籍碑”上镌刻的309位“奸党”名讳——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范纯仁、韩忠彦、王岩叟、苏辙、苏轼、范祖禹、程颐、秦观、黄庭坚……哪一位不是光照千秋的“大人”呢？

哲宗崩，徽宗即位，蔡京擅政撰《元祐党人碑》，“令郡国皆刻石。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

《元祐党籍碑》云之元祐奸党、文臣、 曾任宰臣执政官、余官：司马光、文彦博 、 吕公著、 吕大防、刘挚、 范纯仁 、 韩忠彦、苏轼、 刘安世 、范祖禹、秦观、黄庭坚……等共309人，人人堪称一时人物。然吕公著及其三个儿子吕希哲、吕希绩、吕希纯，占了“党人“的1.29%，是此次遭受报复最为惨烈的第一家庭。吕夷简、吕公著为宋代“父子宰相”，史学家评价吕氏父子“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广有贤名”。史载，宋朝自建国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军国重事者仅四人，而吕夷简、吕公著父子却占了半数，和王安石、司马光同为宋代名相、贤相，为时人所仰慕。其次，受到报复较为厉害的家庭还有苏轼、苏辙兄弟，范纯仁、范纯粹（范仲淹之子）兄弟等。《元祐党籍碑》锋芒直指这些政敌生前身后所最珍视的部分：千秋名节，子孙后代，不许党人或党人的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 徽宗与蔡京将事都玩到这个份上了，一昧的腐败，北宋再不灭亡，可谓天理难容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宋史·吕公著传》云：“光（司马光）薨，独当国。除吏皆一时之选（任命的官吏都是当时的佼佼者）。时科举罢词赋，专用王安石经义，且杂以释氏之说。凡士子自一语上，非新义不得用，学者至不诵正经，唯窃安石之书以干进，精熟者转上第，故科举益弊。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题老、庄书，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氏（不得只以王安石之说取士）。复（恢复）贤良方正科。”

吕公著执政，王安石的那一套也就废了。论学识、见识与修养，王安石当在吕公著之下——著生于宰辅之家，自幼酷爱读书，以致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非常器重他，曾说：“他日必为公辅。”进士及第后，吕公著通判颍州，与比他大11岁的颍州知州欧阳修结为讲学之友。欧阳修推荐吕公著担当谏官，称其“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还说吕公著“心乐闲退，淡于世事，然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国君问及中国有学行之士，欧第一个提到的是吕公著：“契丹主问中国学行之士，首以公著对。”吕公著讲经议论，言简意赅，司马光则说：“每闻晦叔（吕公著，字晦叔）讲，便觉己语为烦。”

欧阳修、司马光等名流敬重吕公著如斯，王安石本人亦对其推崇备至。《宋史·吕公著传》云：“始与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辩骋辞，人莫敢与亢（抗），公著独以精识约言服之’”。安石尝曰：“‘具某官吕公著，冲深而能谋，宽博而有制，其器可以大受，而退然似不能言，故众人知之有所不尽。如蒙选用，得试其才，必有绩效，不孤圣世’。‘疵吝每不自胜（不能自我克服缺点），一诣长者（指吕公著），即废然而反，所谓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见之。’又谓人曰：‘晦叔为相，吾辈可以言仕矣。’”

北宋学者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亦云：“吕晦叔、王介甫（王安石）同为馆职，当时阁下皆知名士，每评论古今人物治乱，众人之论必止于介甫，介甫之论又为晦叔止也……介甫作相，荐晦叔为中丞。晦叔迫于天下公议，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悦。谓晦叔有欢兜、共工之奸矣。”从乎于“天下公议”，何“奸”之有！

吕希哲，吕公著之子，世称荥阳先生，开创“荥阳学派”，为学“不主一门，不私一说”。全祖望称此派“出人数家”，“而归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要之荥阳（吕希哲）之可以为后世师者，终得力于儒。”吕本中，吕公著曾孙，全祖望称其为“荥阳（吕希哲）冢嫡，其不名一师，亦家风也……而溺于禅，则又家门之流弊乎！述《紫微学案》。”吕祖谦，吕公著六世孙，世称东莱先生，与朱熹、张栻齐名，被尊为“东南三贤”，“鼎立为世师”，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家之一。《宋史》云：“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吕公著一门收入《宋元学案》者，凡7世17人。

而追溯“吕氏家学”之源，则起于吕夷简，因为夷简也是“以儒学起家”的。当然，吕公著的学术成就，虽不如“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但是，他们前赴后继，回答的都是司马光针对王安石变法拟出的那道“策问”：“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以乐成，难以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愿闻所以辨之。”朱熹言“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愿忠君父之志更历三朝然后成就”。又指出：“吕家之学, 大率在于儒禅之间。”吕学至南宋吕祖谦而发扬光大, 其流风所及, 直至明清。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三不足”摧毁了孔夫子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元祐四年（1089）二月，吕公著病死。高太后和哲宗闻讯后都悲伤落泪，并追赠他为太师、申国公，谥“正献”。哲宗还亲笔题写他的碑文为“纯诚厚德”。其讲说以治心养性为本，语约而理尽。在宋代学术史上，开启了吕学端绪。他一生著述颇丰，著有《吕申公掌记》、《吕正献集》、《吕氏孝经要语》等。吕公著死后，由于“朋党之争”，朝中对他的评价屡有起伏。绍圣年间（1094—1097）章惇为相时，因吕公著废除过新法，就削夺了他的赠爵和谥号，毁掉他的碑文。徽宗即位后，又追复他为太保。蔡京当政时，又降他为左光禄大夫，并列入元祐奸党之列，直到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才恢复了他原先的全部赠爵和谥号。

呜呼！王安石“砸烂”了一个旧世界。但建立新世界的，却是元祐党人与元祐党人的衣钵传人。这些宋儒的探索与回答，概而言之，就是张载的“四为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姚老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