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学生时代（二.完）

入学后，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因此，按当时的流行做法，上课前得天天读：学习毛主席著作。天天读是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已经记不清了。入学还不到一年，就发生了林彪事件，史称 9•13事件。不久，天天读也随之取消。现在想来，简直有点匪夷所思，难以想象。那天天读究竟有没有一点作用呢？我以为是有的，在我起码就是如此。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让我记住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或者说作为人民的公仆，心里要永远装着人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困难面前，要像愚公一样百折不挠，向着既定的目标奋勇向前。

那时大学的口号是：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因此，大学有工人代表进驻，我们称之为“工宣队”。我们的“工宣队”是省建筑公司派来的，与我们同吃同住。大学五年，我印象中，他们好像不怎么“管理”我们，至于是否“管理”糸里、“管理”老师，我就不太清楚了。但从后来与老师的交往中谈及过去，老师们好像对“工宣队”并没有刻骨的仇恨。由此推断，“工宣队”对广外的管理是松散的，只不过是顺着潮流走而已。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那时读大学不但免费，国家每月还给我们21元：15元为伙食费、1元为讲义费，5元为零用钱。后来零用钱的发放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变，不再是人人都是5元。伙食费不经我们手，由校方统一安排，但周日外出停餐，校方会将停餐费发还給我们。我们吃的是围餐，以班为单位，8人一桌。一盘饭，一盘菜，由同桌的同学分。如果生病了，经过批准，可吃病号餐，我记得病号餐是面条。那时能够吃上一碗面条，算是“奢侈”的了，而且，只有病了才能“奢侈”。那时只要能够读大学，国家包了，不会像现在的一些贫穷家庭，小孩考上了，却为学费等费用犯愁。

除了学习外语专业，还有公共课，公共课有语文、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全记得了。政治好像包括党史，但所学的党史好像也不全对，比如，在所学的党史中，好像遵议会议后毛泽东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了，又比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好像也是毛泽东同志一手创办的，但史实并非如此。可这不能怪老师，因为那时的说法是“历史要为现实服务”。既然如此，历史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一个小姑娘，让人随意打扮。但一些理论知识也使我受益匪浅，比如，存在决定意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作用或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理论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等等。这些理论知识几乎一直伴随着我，我常用这些观点来观察、分折社会现象和人，和事，有时也用来反省自己。

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上课，但也到农村、工厂去上课，这叫“开门办学”。“开门办学”期间，除了上课，还与工人、农民一起下车间、到田里劳动。我们去过的工厂有广州卷烟二厂、东方红印刷厂、江门甘化厂。在这些地方，我都随工人下了车间，但并没有学会制作烟卷、印制产品和造出蔗糖。去过的农村有佛冈四九公社官山大队、顺德勒流公社黄连大队，与农民一起插过秧、收割过稻谷，与农民一起打理过甘蔗，下鱼塘捕捞过鱼，那个辛苦，那个累，刻骨铭心。参加工作后，一次在简报中看到，某地一家人因为“农转非”指标有限，未能全家人都能“农转非”，一女子因此而自杀。由此可知，农村的那个苦，宁愿去死也不受，那个年代，人们想尽千方百计跳出“农门”。

俱往矣。工农兵上大学的历史由国家空白掀开，我们参与了书写，上面满是我们走过的身影和留下的脚印。工农兵上大学的历史虽然早已终结，但当年的工农兵大学毕业生至今仍未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在教育、科技乃至中国的政坛仍见他们活动着的身影，有的甚至还很活跃，还在影响着中国。(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