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路遥弟弟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王天乐，路遥的胞弟。此文写于路遥逝世8周年。

路遥走了近八个年头，我从没有写过文章去悼念他。在失去他的这些岁月里，关于他的事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是的，用文字去表达一种巨大的哀伤是极为困难的。只有岁月使人能够平静，而且让人可以去拥抱一切悲欢离合。

我的家庭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群体，该有的都有。父母亲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在陕北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务家。父亲在身高大约在1.5米左右，这完全是由于沉重的劳动使他在土地上弯曲了他不该弯曲的身躯。他就是用这么一副侏儒般的钢铁双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存重担。他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为了活命，他在路遥七岁时，就决定将这个长子过继给他的哥哥王玉德。我的伯父王玉德移民到延川县当农民，伯母没有生育过。临行前，父亲找了村里的冯先生，让他给路遥起了名字叫王卫国。父亲对这名字本身没有寄托任何希望，这完全是儿子的一个代号。于是路遥就从这一个农民家庭走到了另一个农民家庭。

刚到延川后，伯父和伯母是不想让路遥上学的。他们一心想在土地里培养这个养子，让他在未来接替伯父的班。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严重冲突。路遥在考上初中后完全走出了这个家庭。到延川县中学后，主要经济来源是靠他的同学撑扶的。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平心说，路遥对这场“革命”是热衷的。不为别的，就是为有口饭吃。路遥对我讲起这段历史时，曾是泪流满面。后来他开始写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王卫国改成了路遥。当他写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这两个中篇小说后，他说他终于写出了自己埋得很深的一段心灵历程。

与此同时，我的姐姐为了挖野菜而从县崖上摔下来，成了心脏病。路遥在这个时候才回过几次家，目的是想救活我的姐姐，他多次跑到西安，给我的姐姐买药，想办法救活这个善良的生命，但姐姐还是在27岁的时候走了。我和我的父亲把她送上山。路遥对我说，一定要写出姐姐壮丽的人生悲剧，但这部作品必须得到了五十岁以后才能写，否则，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悲伤。(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我读完高中后，我的家庭还是一贫如洗。于是在农村教了一年书后，我准备离开故乡，到外面去闯荡。而一旦离开，就再也不打算回去了。和父亲最后一次上山劳动时，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父亲吃惊得一下坐在了地里，半天没有说话。后来他告诉我不要走了，就在家里劳动，好出门不如歪在家。他准备让出唯一的半孔窑洞，借宿到别的农民家里，而把全部家产给我（不值五十元），让我尽快结婚。我当时平静地对父亲说，走是走定了，而且明天就走。但请父亲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让他变成村里最享清福的农民。我就是为了这一理想离开故土的。

我出走到延安市，开始了两年的揽工生涯。这时，路遥已从延安大学毕业，分配到《延河》杂志社当编辑。他在北京《当代》杂志社改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后，迅速从北京直接来到了延安。他先住在延安的“延安饭店”205房间，开始在延安到处找我。在《平凡的世界》里，田晓霞找孙少平的全部情节都是路遥的亲身体验。

他在一个工地上终于找到了我，并带我回到了这个205房间，这个房间对我两人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在这以前，我和路遥共见过三次面，而且基本没有说过话。我只知道延川县有个哥哥，他也和我一样，对我完全是陌生的。见面后，我们长时间没有说话，吃过晚饭后，他才对我说，你可以谈一谈你个人的经历，尽可能全面一点，如果谈过恋爱也可以说。于是，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展开了长时间对话，一开始就三天三夜没睡觉。总共在这里住了十五天。他原打算刚写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再写一个短篇小说叫《刷牙》但就在这个房间里，路遥完成了中篇就说《人生》的全部构思。当时，这个小说叫《沉浮》，后来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王维玲同志修改成《人生》。通过这次对话，我们超越了兄弟之情，完全是知己和朋友了。他彻底地了解我，我也完全地知道了他的创业历程，包括隐私。

这次对话结束后，也就是1979年古历八月底，我被招到了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路遥就赶到甘泉县招待所写他的《人生》，四十天后，他就完成了这部转变自己创作命运的小说。他先跑到榆林的白云山抽了一签，签抽得很好，签名叫“鹤鸣九霄”，是出大名之意。然后他就来到铜川，把《人生》小说给我念了一遍。他读完小说后，流下了热泪。他告诉我：“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动上帝。”

不久，《人生》有全国轰动了。一天，路遥把电话打到鸭口煤矿，说他的《人生》在全国获奖了，并且排在第二。但他同时告诉我，手头一分钱也没有，到北京的路费也凑不够，急需要我的帮助。我迅速在我的师傅那里借了500元，赶到西安火车站，当场买票，把路遥送上了火车。到北京后，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表述了他当时在北京非常复杂的心情。在这封信里，他谈到了要当一个作家的艰辛，还谈到了作家所要经受的各种苦难。从巴尔扎克，一直谈到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他说《创业史》最后部分在《延河》杂志发表时，他曾当过柳青的责任编辑，和柳青有过非常亲切的谈话。他对柳青说，你是一个陕北人，为什么把创作放在了关中平原？柳青说，这个原因非常复杂，这辈子也许写不成陕北了，这个担子你应挑起来。对陕北要写几部大书，是前人没有写过的书。柳青说，从黄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够了，这么伟大的一块土地没有陕北自己人写出两三部陕北体裁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待的。路遥在信里说，他一直为这段论述而感动。

就在这个时候，路遥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差点要了他的命，一直到他生命终点时，这件事还使他揪心万分。请读者原谅，这篇文章里关于路遥很多重大的灾难我暂时还不能写，因为当事人都活着，我不想让这些残酷的经历再折磨活着的人。

就在那个时候，我调到《延安日报》社当了记者，同时就和路遥形影不离。我这个人理想很小，不想出名，不想当官，最大的愿望是努力工作，让我的父亲由于我而活得光辉灿烂。关于对父亲的情感我和路遥是一样的。每当说起父亲，我俩都激动得不知从何说起。路遥在小说《人生》中写到父亲，那就是高加林的父亲高玉德。在《平凡的世界》里终于展开写了一回父亲的形象，那就是孙少平的父亲孙玉厚。但在那个年月里，无论经济和精力，确实关照不了父亲多少。给他老人家用煤矿挣的血汗钱修了一院地方后，其它的关照就很少了。因为当时我要照顾路遥，他的处境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

就是在这个时候，路遥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准备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而且路遥又是背着重如泰山般的十字架投身到这个系统的让人一言难尽的工程之中的。

《平凡的世界》开始叫《黄土》、《黑金》、《大城市》。后来的书名是作家和谷还是诗人子页给改的我已记不清了，但肯定是他俩其中的一个给改的。

在整个六年的创作过程中，所经历的苦难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我目击了一位作家的整个创作过程。我从路遥身上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真正的作家不是人当的。那种超过了牛马般的生活，不要说一般人，就连“二般人”也不要随便去踩那个要人命的雷区。作家邹志安临终前说，文学是什么东西，我早已不认识它了。这是他心灵的悟觉。我帮助路遥用了一年时间在西安结构完《平凡的世界》的框架后，他就匆匆匆奔赴陕北、铜川开始了体验生活。路遥写小说和记者一样，重大事件必须到现场感受。我和他一块揽过工、放过羊，在田野里过夜，在煤矿的井下到工作面干活。当路遥第一次下井到工作面干活出地面时，坐在井口就走不动了。他说，凡是下过井的人，生活在太阳底下就应该知足了。就在那天晚上，路遥提出要改动孙少平的命运。他说孙少平最远只能走到煤矿，如果进了大城市我就管不住他了，因为路遥对大城市生活不特别熟悉。最后我们决定由孙兰香进城市，因为那是我们理想中的人物。就这样用了三年时间采访，路遥就慢慢地进入了写作状态。

路遥在写到第二部完稿时，忽然吐了一口血，血就流在了桌子上。这张桌子就在西安省作家协会平房的临时办公室。路遥当时就把我从延安叫到了他身边。我放下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外围准备工作，赶快跑到了西安。我们就在西安的护城河边温谈了一个晚上。我认为，让路遥还是先离婚，再不要维持那个有名无实的家庭了。找一个陕北女孩，不识字最好，专门做饭，照顾他的生活。结果是因为他的女儿路远的问题，路遥又一次放弃了这次生存的机会。天明时，他对天长叹了一声：“命运啊，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第二，我们就去医院查出了他吐血的病因。结果是十分可怕的。路遥必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但路遥是不惜生命也要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我能理解他的这一选择，因为他活得太累了，太累了。非人般的劳动得到的全是苦难。路遥让我永远也不能给任何人说他的病因，我痛苦地在他面前放声大哭，这是我一生为数不多的掉泪。此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陕西的一名作家就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了。但路遥残酷地就把这一结论展示在我一个人面前，他在大学的讲台上，和在所有人的面前完全伪装成健康的人，这是何等荒谬的生存逻辑，但它又是如此现实地结在了生活的大树之上。为此，我和他无数次的辩论，不能这样，必须先保身体，后搞创作，看人家贾平凹，得了病写文章向全社会宣布，他把某种压力给了读者，自己一定会轻松得多。但他流着泪告诉我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人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对此，我们两人都是幸福的。我走后，父亲就靠你了，过去一直也是你关照他，将来我走后，你就会更轻松地把他完满地送上山。他一生只给他老人家挣了个名声，他在我这里没有得到过应该得到的实惠……对于不识字的父亲，那是咱俩心中的神。

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路遥在感情和经济方面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有时长达半年没有一次性生活，自己作品里漂亮女人们是他最好的情人。他经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作，到了后来眼睛三天两头出毛病。有一天，我正在洛川县采访，路遥突然打电话到报社，让我速到榆林（《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是在榆林宾馆完成的），我以为他的身体出了新问题，赶快奔赴榆林，一进房子，他对我说田晓霞死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他作品中的人物，我对他说，你已经成了弱智，你想过没有，我好不容易争取的这么点时间，赶快采访一两稿子，你怎么就把这么些不上串的事打电话叫我跑来，别人知道后肯定会认为咱们是精神病。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办法呢？有一次我刚到黄河的壶口采访，又一个电话打来，我赶快再赴榆林。去了后才知道他的咖啡和抽的烟用完了，他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再也不能给他预支稿费了，手头一分钱也没有，如果没这两样东西，他什么也干不成。他抽烟是固定的牌子，除过这个牌子其它的烟抽不成。没办法，我找到了榆林地区的一位领导，他是我的好朋友。当我把路遥目前的处境说明后，他马上叫来一个人，说先拿十条恭贺新喜、五瓶咖啡送到路遥房间，今后每月送一次，必须按时，这个帐榆林出。他说这是犯错误，但为家乡的作家，咋就犯它一次吧！当我把这一次告诉路遥后，路遥只说了一句话：“咋这人活成啥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写《平凡的世界》中不知发生过多少次。

上帝就是这样安排了路遥的生活道路。《平凡的世界》终于在1988年夏天写《人生》的甘泉县那孔窑洞里写完了。我们兄弟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唯一的一次握手。当天晚上，我们一同出发赶往山西太原。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连播这部小说，而且不断来电报预先第二部播完的时间。山西《黄河》杂志推迟二十多天发稿时间，等待他的第三部。在山西是作家郑义招待的。路遥在文学界没有什么朋友，和郑义也是一般关系，但两人见面后非常友好，路遥对全国只有三四个作家比较看重，其中就有郑义。就在郑义送我俩上火车后，再有五分钟就要发车了，但路遥突然发现他的钱包丢到宾馆一个很不起眼的方桌里。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因为不论转战到何方，临走时都是我清理房间。而县要把几个箱子里的东西写成目录，路遥一看就知道东西在啥地方。路遥这时常常在阳台上抽烟，为清理房间，我经常是跑到百里之外完成这项任务，因为这已成路遥的生活习惯。他常说，你不清理房间，我老是觉得东西丢了。于是，当时决定路遥先去北京，我取回钱包后赶下一趟火车到达。为此，郑义陪我在山西游转了一个下午。真对不起这位有血性的作家，让他把时间浪费到我这个无名之辈身上。

我是一路站着到北京火车站的，一路上没有任何空间让你转身，衣服因出汗而发臭。在北京和路遥会师后，两人好像十年没见面，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路遥怕我走失，就在火车站一个唯一出口处站了八小时。到了宾馆，由于房间没有洗澡的功能（好房间住不起），他让我站在公厕里，一盆一盆从房间里端热水给我冲凉，他那种笨拙的姿势我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在北京风风火火跑了半个月，才把他有关《平凡的世界》所有的事宜办完。

我回到延安后，赶快跑到各县采访，六年了，我确实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工作上，现在想起来都很对不起《延安日报》社。就在我到富县采访时，路遥用电话直把我寻到一个乡镇上。他告诉我，《平凡的世界》获了茅盾文学奖，而且是排在第一位。我俩在电话里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心情太复杂了。我当然为此无比兴奋，但一想到他的身体我就浑身发抖。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领奖去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我一个人放下电话在田野里走了很长时间，望着头顶上的明月，我感慨万千。是啊，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人，因为没有路费去领奖，更没有钱去买自己写的书，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而这个领奖的人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他在六年的万里长征中，流血、流汗，结果是两手空空。这位原准备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发表演讲的作家，没想到他的命运是如此的悲壮。……我迅速赶回延安，走进了当时在该地区有非常实权的一位朋友的办公室。当我把路遥目前存在的困难向他说明后，他惊得得从办公室桌子后面站了起来，面对房顶半天没有讲话，这位精神俄语的领导，用俄语说：“这是天大的笑话。”他立即找来一个人士，说先拿5000元，立即送给路遥，让他在北京把所有的发票给我带回来，在延安地区想办法给他报销。他说这一辈子他是唯一的一次犯错误了。我拿着5000元赶到西安，这时路遥已到火车站。当我把拿钱的经过向他叙述后，并告诉他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路遥只说了一句话：日他妈的文学。

亲爱的帮助过路遥的朋友们，你们的英名时时记在我心里，尽管人数很多，但我一个也不会忘记，总有一天，我会把你们告诉全社会的。

1992年初，我嫂子林达正式提出了和路遥协议离婚的，对此，我无话可说，我也十分理解林达，她不知提出过多少次要离婚了。作为一个女人，当一名作家的夫人是十分不容易的。天下女子就是找一个农民也不要找作家为丈夫。当作家可能献出生命，但当作家的夫人同样要经受普通女人无法容忍的各种心灵灾难。在这一点上我不恨林达，也不恨路遥。此时，路遥正在写《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绝笔文章。他把离婚一事的工作交给了我，实际上路遥只把这件事当了“工作”，不存在任何情感。林达是开通的，她不要任何东西，准备一个人到北京成家立业。因为她是北京知青，回故乡也一直是她的梦想。就在准备很简单的了结这桩悲剧之时，路遥住进了医院。我知道，他这次进去肯定是出不来了。大夫和我的看法是一样的。就在路遥住院时，家里家外的一切危机又一次放在我的肩上，当时我太累了。作家协会给路遥先安排了一个人看护，没想到路遥把我叫去，说这个人根本不行，他说此人太势利，根本不把他当人看，有一次把从厕所里提得摔到床上。他说这个人看他不行了，没用了。他让我再不要离开他，看得把他送走。可这个时候林达实际上已离开西安，到北京组合新的家庭去了，家里就留下他的宝贝女儿路远一个人了。当时路远仅十二岁，生活无人看管，我一天曾在劳务市场先后找了三个保姆，都被路远因看不上而赶走了。路远只要求让我给她做饭。累得我在大差市街道的一个拐角处狠狠的睡了一觉。但当时这些情况都不能告诉路遥。因为路手爱女儿是出了名的。如果他知道这一实情，他当时可能就没命了。就在这时，我的另一个弟弟赶到医院里，把作协派的那个人赶走了。这样，我才松了一口气，有一个弟弟在医院里看护路遥，等我把他女儿的事安排完之后，再处理他的事。没想到路遥对此事产生了看法，他想，女儿有林达看护，我为什么不到医院里看护他。但有关实情我和弟弟都不能告诉他，于是，路遥把我叫到医院里，用想好的文学语言把我挖苦了一阵。于是我痛苦地离开了他。就在这二十多天里，路遥是十分痛恨我的。他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他，当他知道林达早已离开西安的实情后，立即让弟弟找我，此时，我知道他要向我说些什么。我让弟弟先回医院，两天后，我就赶来。这个时候已到《陕西日报》当记者，而且是驻铜川记者站。我要向单位请假，还要处理手头的工作，我准备很长一段时间，放弃手头的一切，重新跳上路遥为我准备好的生活战车。但是晚了，就在准备起程时，路遥走了。

这是一个灾难，一个清清楚楚的伴随我走过的灾难。我怀揣这个灾难来到他的面前，面对路遥我无泪！我长久地坐在他的遗体面前，默默地说了很多、很多话。这些话我有一天会用文字表达出来，那时，我也许快要走向生命的终点。

路遥逝世后，合法的妻子林达还在北京，有关具体后事我得等她回来处理，否则就是不通情理。林达回来后我告诉她，我这个大家庭的会已经开过了（我父亲、哥哥、弟弟、妹妹都已来到西安），路遥的一切财产都属林达和他的女儿路远的，路遥所有欠帐都由我陆续还清。社会上当时铺天盖地的掉念路遥，我让家人开完追悼会的第二天就全部返回陕北去，让他们远离这种他们看不懂的悲剧场所，用劳动去悼念路遥吧！

这是我必须要说一件事，就是路遥骨灰在西安三兆存放了三年后，必须重新安放，当时墓地选在了延安大学校园。于是第一天我和弟弟王大笑把路遥的骨灰从三兆搬到作协院里，可悲的是没有一个人前来为路遥送行。我决不为路遥感到悲哀，主要是觉得这个院里的儒士和名流们是否有失学者风度。是啊，路遥是个不寻常的悲剧人物，就连他热爱过的情人在葬礼上也挽着另一位男士为路遥送行，而这个男士就是路遥生前的好朋友之一。谁敢说这不是巴尔扎克式的悲剧！我们不是也记得法兰西这位伟大的作家在葬礼上也出现过这种场面吗？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和巴尔扎克走的是对的，否则，他们会从一个火海跳到另一个更可怕的火海之中。

送走了路遥，四看后我的二哥也走了。为此，我整整战斗了八年。这八年，我经受了各种十级以上的风暴，但是我还是活过来了。我会在今后的日子里把这些风暴一定展示给读者，是啊，我不能倒下，父母还健在，兄妹们生活刚刚起步，路遥的女儿路远才刚刚上大学，这一切的一切需要我去关怀和温暖他们。

还是用路遥的话来结束这篇悼文：“关于我和弟弟天乐的故事是需要一部书来完成的。”请读者放心，一个全方位真实的路遥一定会向你们走来。

路遥弟弟王天笑

“我的心情一直都在矛盾中挣扎。路遥在我心中就是一个高大完美的神，我自觉地过滤掉他可能有的瑕疵，并深深地崇敬着他，但是纪录片要求的真实展现却考验着我内心最脆弱的部分。虽然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这也正是我想还原给大家的一个平凡的路遥。”（张玲玲）

12月9日，农历十月二十三，路遥的忌日；刚刚十天前，也是路遥六十周年的诞辰。

提及大哥，王天笑先是平静心绪，然后声音低沉地说道：“让我想一想”。

路遥最小的弟弟“九娃”，这个唯一在路遥临终前陪侍左右的亲人，此刻的脸色和声音也尽显病人的脆弱，偶尔还要停顿下来调整呼吸，他肝硬化腹水的病情日益加重——这个如同魔鬼一般的病症已经掳走了这个家庭三个兄弟的生命，包括老大路遥。

二十三年的兄弟却只有四个月的相守

“在病重住院之前，他给我的感觉一直都很遥远，很陌生。19岁的年龄差距，加之他回家的次数不多，和他的谈话非常少，只概念化地知道有个大哥在外面闯荡。”王天笑平静地讲述着。

生于清涧的路遥，九岁时就被过继给延川的大伯家顶门立户，以至于王天笑在六七岁时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大哥。而当看到路遥写的《人生》拍成电影在村里放映时，他除了喜悦，更多地却感觉到“自己和大哥是两个世界的人”。

“那个时候家里真是太穷了，没吃过一顿饱饭，穿姐姐们剩下来的女式鞋稍微一走快就会掉，贫困让人对任何事情都不敢想象。当时我就常常寻思着自己不要是路遥的弟弟，咱丢不起那人。”自尊心受到的极大挑战使得王天笑走向了叛逆，初中一毕业就离家闯荡，这让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路遥非常失望，“大哥对我的评价很不好”。

王天笑一直都觉得路遥扮演得更多的是一位“陌生父亲”的角色：“我们为数不多的见面，主要的谈话内容也都是父亲对儿子般居高临下的训话，告诉我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年龄、见识等等的差距使得我们没有平等的交流机会，在他眼里，我一直都是个孩子。”

“他走的时候我23岁，而我对大哥真正的了解却只有他病重住院的那不足四个月时间，太短了，太短了……”此刻，王天笑手持香烟的手微微颤抖，“那四个月里，我才感觉一个陌生的大哥变得真实，而他也第一次觉得我是个大人。那时我们无话不谈，从家庭到隐私，我才知道大哥对我非常了解，他对我的每一处关心都是那么不露声色。”

王天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原先父亲般的大哥感觉身体情况不好时在自己面前的嚎啕大哭，“那时我就想着不管到什么地步，我都会陪着他”。然后就有了“九娃”为了大哥，每天功课一般对神的祷告。但最终，路遥还是在小弟的怀里永远地睡去了。“看见心电图拉成一条直线的时候，我就知道，一直都在为我操心的大哥真正地走了，就是17年前的今天，”王天笑本就微弱的声音更加低沉……

信徒般在文学的路上匍匐

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路遥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状态：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很多人都认为是写作榨干了路遥的精血，而王天笑也说：“他对待写作，如同教徒对待宗教一般地虔诚，他就是文学的信徒。”

“他的性格不能简单的用‘倔强’来形容，他定下要做的东西，谁也拦不了。他认为自己准备了这么久的一个事业，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不应该耽搁下来。”王天笑黯然道：“在住院的时候，他给我说自己已经写完了四个长篇的提纲，准备身体好起来就继续创作。其中有一篇名叫《生命树》，原型就是我的一位26岁就得病去世的姐姐。当年的老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他想用写作来怀念和那位姐姐的回忆。”

有两样东西支撑着路遥对文学的执著：香烟和咖啡。“他可以穿十几块钱的衣服，但喝的是雀巢咖啡，一天总得抽两三包‘红塔山’、‘恭贺新禧’这样的好烟。”王天笑回忆说，“住院的时候，为了抽烟的事情他和医生‘革命’了很多次，最后限制他每天抽烟不能超过五支，不过他基本上每次都是超额‘完成任务’。”

路遥的《人生》被拍成电影，《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可他却没有因此摆脱贫穷。

“他常常身无分文，还是借钱去北京领奖。直到他去世，还有一些债没有还”，说到这些，王天笑满是心酸：“他出名以后，给西安的一个集团写了千字宣传稿，得到了一千多块钱的报酬。他很兴奋地对我说，九娃啊，哥哥现在一个字值一块钱，以后我多写点，咱们的日子就会好过些！”

如同太阳照耀全家每一个人

路遥在最后的几天里已经不能完整地说话，但仍断断续续告诉王天笑：“爸爸妈妈，其实……可亲了……可重要了！”

一位朋友回忆，病床上的路遥经常提到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很善良很要强的女人，但被问及要不要把母亲接来照顾她时，他说，如果母亲走了，家里年迈体弱的父亲就连口饭也吃不上了。

现在78岁的路遥母亲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但说起路遥仍然很有神采：“卫儿（路遥的小名）小时候可调皮了，老师让他罚站，他还把老师的名字写在墙上。但他写的大字也可整齐了，都满满地贴在炕边墙上。”虽然老人不识字，但她清楚地知道儿子是 “全国知名作家”，“《人生》的电影可好看了，里面还有个高加林！”

“一直到死，大哥对家里的人都满是愧疚，而事实上，所有人都被他关照，每一个人的农民命运都因为他而改变。”王天笑说，“大哥言辞不多，没有问长问短，但每个人都在他的心里装着呢！他就是家里的精神支柱，只要有他在，就能感觉整个家有向上奔的劲头。而他的离开，对全家是致命的打击，无疑就像是太阳落了一样。”

矛盾中完成由神到人的还原

2009年，王天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担任总监制，完成了八集纪录片《路遥》的拍摄。

“在大哥去世后的十年里，‘路遥’一直是我很揪心的两个字眼，不敢提及。在纪录片封机的那一刹那，我了却了积压多年的心事。”王天笑说。

断断续续四五年的采访，让王天笑在各种曾经的场景和亲历人物的言语中感知着曾经陌生过的亲人的温度：“我的心情一直都在矛盾中挣扎。路遥在我心中就是一个高大完美的神，我自觉地过滤掉他可能有的瑕疵，并深深地崇敬着他，但是纪录片要求的真实展现却考验着我内心最脆弱的部分。虽然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这也正是我想还原给大家的一个平凡的路遥。”

纪录片预计明年上半年就可以上映，目前王天笑拖着病躯，已经在谋划电影《路遥》的创作了，“电影剧本已经着手在写，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要把它拍出来！”

路遥诞辰六十周年的日子，老家院子旁边的路遥纪念馆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老母亲每天在硷畔上就看着 “路遥故里”的纪念碑，或许心里还和“卫儿”默默地说着什么……

路遥去世十七周年的时候，“九娃”王天笑即使面临着治疗费没有着落的困境，却依然在以“只要我还活着”的倔强，用画面和语言敬重自己的大哥，还原平凡的路遥……

而在以后很多很多的日子里，“路遥将一直活着，活在一版再版的‘文集’里，活在千百万读者的无尽言说中……”

路遥七兄妹：一个弟弟活在“平凡的世界”里

22年前，病魔夺走著名作家路遥42岁的生命。他的文学成就构铸了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作品至今热销，在大学生中阅读率高居榜首。而今，《平凡的世界》第二次改编为电视剧，不但又掀起收视狂潮，还获得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认可和点赞。

很少有人关注路遥的身后事：妻子离异，和女儿远赴北京生活，他的母亲和七个弟弟妹妹也无一例外地罹患肝硬化腹水，老二、老四等人相继辞世。一众亲人们笼罩在死亡阴影之中，如何抱团取暖?

幸亏他们有唯一的幺弟王天笑。22年来，生活清贫的王天笑也患肝硬化腹水，悲伤地送走了一个个亲人，却坦然面对全家重担和生命绝境，执著地维系融融亲情，也让自己活成了一个医学奇迹……

刻骨铭心的痛。陪伴大哥路遥的最后时刻

1992年8月17日。陕西省清涧县王家堡。太阳炙烤黄土高坡，24岁的王天笑在地里干活儿，突然姐姐王萍跑来：“快去延安，大哥突然病倒了!”

大哥，是著名作家路遥，原名王卫国，7岁时被过继给延川县的伯父。四男三女七个姊妹，王天笑是老幺。不久前，大姐荷儿挖野菜从悬崖摔下来，摔成心脏病。大哥多次买药送回也没能挽留大姐的生命。27岁的荷儿之死，是全家人的第一桩伤心往事。

王天笑印象中，大哥是个大作家，是全家的骄傲也是家乡的骄傲。谁知，呕心沥血的创作透支了路遥的生命，导致肝病爆发。路遥病倒了，住进延安人民医院。此时路遥与妻子林达的婚姻名存实亡，她正式提出协议离婚。创作绝笔《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路遥把离婚事宜交给老四(陕西日报记者王天乐)处理。林达刚刚带女儿去了北京，路遥就住进了医院。

病床上，路遥经常念叨家乡的吃喝。老四跟他开玩笑：“只要吃到洋芋擦擦，大哥生病也是开心的。”“就归我来照顾大哥吧。”王天笑自告奋勇。在兄弟姐妹当中，他做饭菜最为拿手，也最任劳任怨。洋芋擦擦是一种陕北面食，当然是他的拿手好戏。果然，他见大哥眼里闪过一道无法形容的光，漾着笑意，也有无奈和无助。王天笑心里一酸，差点落泪。其实路遥与王天笑相差近20岁，更像他的父辈。“小时候，大哥对我的印象很不好，我们的心理距离很远。”王天笑上初中变得叛逆，一毕业就四处流浪。家里人建议路遥给王天笑找份工作，路遥一口拒绝，认为就算给他找到工作也会丢人。

“九娃”是王天笑的小名。当时叛逆，他对大哥的评论很不开心，有点疏离大哥。“再长大一点，才晓得大哥应该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也就慢慢地理解他了。”王天笑回忆。路遥的病在加重，转往西安，住进西京医院肝胆外科病房。王天笑24小时陪护。尽管被肝病的剧痛折磨，身躯越来越臃肿，路遥仍然保持清洁的习性。每天，王天笑给他做饭菜、擦澡、按摩。开始，路遥能在病房吃力转圈圈，后来上卫生间也必须搀扶了。此时和大哥亲密无间的王天笑，又感受到了一种亲密无间的痛。路遥想吃家乡的南瓜饼，王天笑以最快的速度回老家去取。回到西安，推开病房，他见到路遥在暗暗落泪。见他进来，路遥却说：“老幺，我在想你呢。等我病好了，你就当我的秘书吧。”可王天笑知道，大哥肯定在想别的心事。他开始暗暗地观察。

他发现路遥几次独自艰难地挪到窗前，使劲将手伸出窗外，去抓那些飘落的树叶，小心地叠进书里。为此，虚弱的路遥吃尽苦头，有一次甚至跌倒在地，额头磕开一道口子。王天笑蓦然想起，一次大哥偶然谈起，答应要带女儿到北京香山看枫叶。原来，大哥想念女儿，却又不愿打扰她!

王天笑猜对了。9月底，当他领着在北京上小学二年级的路茗茗走进病房之时，路遥立即热泪盈眶，拉起女儿的手问这问那，疼爱和开心溢于言表。

1992年11月17日凌晨，王天笑被路遥剧烈的咳嗽声弄醒，见路遥痛苦地抽搐、大声地呻吟，缩成一团，不停叫渴。值班医生闻讯赶来，路遥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倒在弟弟的怀里，下意识地反复呻吟：“爸爸妈妈，可亲了……”8时20分，路遥的血压曲线一路下滑，直至为零。医生宣布抢救无效的时候，王天笑眼前一黑，只觉得黄土高原一片死寂。

一次次接受死亡洗礼，平凡家族亲情不败

路遥的遗嘱里，请弟弟妹妹们关心女儿路茗茗、高龄的父母和养母。因此，林达还没从北京赶来，家人们已经商议妥当，同意路遥的所有财产归林达和路茗茗，路遥的全部债务则由弟弟妹妹们陆续还上。当时路遥的所有财产，包括一张1万元的存折，200多万字作品的版权。不久，林达以千字30元的价格卖出了所有版权。这些被后人评价“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文学作品，是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只换到了令人唏嘘的一点贫瘠收入。

又是王天笑陪林达整理遗物。细心地整理完毕，在陕西作协的那间普通平房里，他久久地坐在路遥的遗像面前，悲伤不已，不停地说：“大哥，你放心地走吧。我和四哥一定带着全家走出这场灾难!”此时，在《陕西日报》工作的四哥成了全家的主心骨。无论是谁当主心骨，王天笑都是一个忠实的追随者、辅佐者。

开完追悼会，一家人全部返回陕北。临上火车，父亲老泪纵横，王天笑劝慰：“爸，别伤心了，我们活着的人还要生活，就当大哥去延川了吧。”不料，这一句话又勾起了老父亲的伤心事，泣不成声。是的，生活还要继续。兄妹们商议，由老三继续照顾大妈李桂兰，也就是路遥的养母。老四和王天笑回到了清涧县王家堡，把父母居住的窑洞翻修一遍，考虑雨天路滑，老人家很容易摔跤，他们把带有扶手栏杆的台阶从大门修到了坡底，还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栽下了两棵枣树。

1992年底，王天笑与邻村女孩李秀玉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以冲淡家人心里的悲哀。王天笑一股脑儿将路遥用过的写字台、圆靠背黄木椅……全部搬进了新房。那是路遥腾出的旧家具。当时林达要卖，但被路遥阻止：“我爸我妈为我们这些娃娃可多吃苦了，这些家具甭卖，捎回老家吧。”结婚不久，遵照路遥生前遗嘱，王天笑被安排进入榆林电厂当工人。尽管工资不高，但王天笑生怕辜负了大哥临终为他争取的这份工作。

路遥的早逝，仅仅是这个家族悲苦的开端。路遥去世4年后，在延安市工商局工作的老二也因肝硬化腹水撒手尘寰。他住院期间，也是勤快忠厚的王天笑端水擦澡，照顾了一个多月。紧接着，83岁的大妈李桂兰辞世。王天笑与老三一起，在大妈的坟前栽上两株苍翠的柏树，每年清明节必去烧纸焚香。路遥的早逝，一直是全家人不敢触碰的伤心事。很长一段时间，王天笑不看路遥的书，别人提及路遥，他就一语不发地走开。他害怕触碰那些揪心的回忆，害怕眼泪不听使唤地哗哗流下。

时间一晃，过了10年，曾经的伤痛似乎被时间淘洗得轻飘与模糊……2002年初，天空飘着细雪，王天笑赴南京办事，到面馆吃饭。一位十五六岁的小伙计端上面条后，拿起一本厚厚的小说来看。王天笑发现那是一本盗版《平凡的世界》，封面已经不见了，纸张很粗糙，字也排得像蚂蚁挤成一团。王天笑不禁问道：“这是谁的书呀?”“路遥的。”“看得懂吗?”“都写在心坎上了。”王天笑的泪水夺眶而出。10年过去，大哥的作品依然活在人们心里。这件事深深地震撼了王天笑。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传播路遥的作品而忙碌。2002年底，他开办路遥公益网站，要将路遥的全部作品搬上网站。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开始练习五笔打字。经过大半年努力，他的打字速度达到了每分钟近100个。哪怕对于专业人士，这也是一个惊人的速度。

他与榆林市榆阳区电视台刘瑞平等人，开始拍摄8集纪录片《路遥的足迹》。采访过程又艰难又急迫。一些与路遥密切接触的人，有的年事已高，有的已经离开原先居住的地方，有的身居要职，很难抽出时间接受采访……王天笑一次次地电话沟通、预约。一年寒冬，大雪下得铺天盖地，他们拍摄路遥步行至延川中学的情形，王天笑不慎掉进了河里，被人救上来的时候浑身湿透了，在零下20摄氏度的寒风里几乎冻僵。可是，他仍然硬挺着完成拍摄，没有错过这个难得的场景。一到家，他就感冒发烧，烧到了42摄氏度。令人遗憾的是，林达对出版很不了解，导致出版混乱、超过期限销售、支付超低稿费等等状况频出，拿到的收入很有限。但毕竟也有收入。2003年元旦，林达与路茗茗签订《遗产继承协议》，由路茗茗全部继承路遥作品的权利。此后路遥的作品也由稿费改变为版税，将大大超过稿费收入。

2006年国庆之前，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组希望在路遥去世15周年时首播8集纪录片《路遥》。可是王天笑等人已经面临资金问题。拍摄的所有资金是四处筹借的，光胶片就花了38万元。王天笑只得心急火燎专门制作教育版，试图针对高校发行，收回一些成本。连日以来的忙碌奔波，就让他病倒了。

缠着他的病，也是肝硬化腹水。

绝症幺弟，在平凡的世界里活成奇迹

那段时间他连日腹泻，嘴唇变黑，呼吸非常刺疼。医生要他立即住院。可他哪里有钱住院?他刚刚按揭一套商品房，交了首付，每月利息900多元。他的每月工资1300元，妻子没工作，儿女在上学，单位又还没办理医疗保险……

怕拖累亲人，怕延误摄制，王天笑一直瞒着病情。实在挺不住，他就买点消炎药。然而，他的异常情况很快被朋友刘仲平知悉，向榆林市作协副主席朱合作一说，打算向社会募捐。然而，王天笑拼死反对!

他担心募捐会损害路遥的形象，引起人们误解。众人再三保证，他才答应小范围义捐计划。著名画家邵江成拍卖作品筹得3万多元，捐给了他看病。可是一拿到钱，王天笑就和妻子商量，再次打算放弃，“这点钱不如先给父亲看病。”已经80岁高龄、老年痴呆的父亲王玉宽刚刚摔了一跤，卧床不起。妻子淌着眼泪，同意了。

2006年7月，路茗茗参加延安大学的路遥雕像揭幕仪式。路茗茗见他的脸色灰暗，执意带他去看病，王天笑拒绝了：“当年，你爸也没有给你妈留下多少钱。这些年你妈供你念完四年大学，北京消费那么高，已经相当艰难。五叔也没能帮你一点忙，怎能再给你增加负担呢?”伶俐的路茗茗情知不对，急得直跳，眼泪汪汪，赶紧联系了一名成都的老中医，回头又来劝王天笑……王天笑这才答应了与侄女一起去成都瞧病。然而，在成都买了几剂中药之后，王天笑担心侄女花钱太多，又匆匆地执意赶回陕北了。

这时，一个晴空霹雳——老四也被确诊为肝硬化腹水，生命垂危。老四的病在几年前就发现了，也去北京上海的医院瞧过，一直没有好转。每次，王天笑问他的身体状况，王天乐遮掩得不露痕迹：“小毛病。如果这点小病就把我撂倒了，我算白挖了多年的煤。”这些年来，老四是大家的主心骨，经常帮助兄弟姐妹，哪里愿意将病情如实地告诉幺弟，让大家操心?因此老四的突然病危，让王天笑顿时蒙了!

一个家族陷入了恐慌中。雪上加霜的是，王天笑的病情也迅速加剧……一系列的打击，接踵而来。

2007年4月初，王天笑强撑病体，执意去西安看望老四。然而，他只是半路上见到了老四的棺木。扶住棺木，王天笑痛哭失声。王天笑做主，把老四葬在儿时玩耍的那片枣林。他的眼泪像珠子一直往下掉，默念：“四哥，你放心地走吧，剩下的担子我来挑。”这副担子太沉重了!此时的王天笑承受着接二连三的打击，病情也急转直下，自身难保。

39岁的他，胀满积水的腹部成了球形，低头都无法看到脚，体重由73公斤增到93公斤，全身浮肿不堪。刚开始，他还能勉强走动，后来连一步也无法挪动了。几次，他因为自己无法挑起大家庭的重担，捶着自己的胸膛，痛不欲生。可是面对亲人的时候，他却语气轻松：“我吃香喝辣，身体壮实得很。”贤惠的妻子李秀玉提出卖掉房子治病。听到她的话，王天笑犹如万箭穿心。绝望中，他甚至想静静地结束生命，结束痛楚，不再拖累活着的亲朋好友。可他又如何面对自己的诺言?

他的情形也让无数人心急如焚。2007年4月，陕北诗人惠建宁起草《救助路遥弟弟王天笑倡议书》，披露了路遥家人接连遭受肝病袭击的事实，并且公布了联系方式和捐款账号。

果然就像王天笑当初所料，倡议书一上网就引发轩然大波。有人质疑：路遥的作品卖了这么多年，他的弟弟怎么会缺钱看病?

好在善良的人更多。一位叫刘彪的民营企业家，一次捐款5万，说：“我不认识路遥，我是被王天笑的精神感动。一个身染绝症的小人物，坦然面对全家的重负和生命的绝境，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可就在募捐组准备护送他进京治疗的时候，他却突然陷入昏迷，只好立即将他送往西京医院抢救。

路遥在西京医院去世，王天乐在附近的唐都医院去世，担心王天笑可能会受到身心的刺激，当他苏醒之后，又立即将他转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检查发现，王天笑的身体太虚弱了，必须等体质稍许恢复才能进行手术。王天笑买了50瓶人血白蛋白和部分药物，回到榆林家中，保守治疗。

2007年7月，悲痛又一次袭击这个苦难大家庭——父亲王玉宽病逝。他拖着病体，回老家主持父亲的葬礼。为了不让年迈的母亲担心，他特地穿了一件红色T恤，顿时精神很多。他的细心，令参加葬礼的人们黯然泪下。此时，因为《华商报》等媒体联合倡议，王天笑多年以来低调无私的奉献、路遥作品获利有限、家人未取分文的情况公诸报端。作家陈忠实、贾平凹等人也致信有关领导，吁请照顾路遥的家人，许多读者和网友纷纷捐款或呼吁。一位美国药业公司华裔董事长专门致电，愿意免费提供治疗肝硬化药品。有关部门为他申请了医疗保险……如潮的爱心，无尽的温暖，无穷的力量。终于，王天笑的病情好转，腹水和浮肿也基本消退。因为他始终没有提及，路茗茗一直不知他已病得这么重。当记者采访，她惊得差点哭出声来，说立即和五叔联系，赶紧回陕北一趟……然而，第二天王天笑就给记者打电话，认为记者不该告诉路茗茗。“茗茗和我的感情很深。她在北京也有自己的事，不能告诉她。”记者问，路茗茗帮助叔叔有什么不行，王天笑坚持说：“我是长辈，不能用晚辈的钱。大城市开支很大，我不能收。”

从2005年开始拍摄《路遥》纪录片，其间中断3次，到2012年终于完成，得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可，王天笑很高兴。2011年12月，53集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开始选景，他又拖着病躯，马不停蹄，和剧组人员一起探讨如何更好地表现原著的风采……“对于宣传大哥的文学成就，我能做一点就做一点。只要我还没死，就不会停止……”病魔，依然还在折磨他。身为“资深病人”，他每天上午先口服西药，又冲服中药，到了晚上10点，重复一遍。统计数据表明，肝硬化腹水的5年生存率为50%，之后的风险越来越大。为他治疗的多名医生多次赞叹他已经创造了医学奇迹。2014年12月，纪念路遥的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在住院的王天笑坚持从延安赶到北京。路茗茗很担心他的健康，他却乐观地说：“从2006年开始，医生就说我快了。但我一直活着。说不定，我还能活到80多岁。人的精气神，可以创造医学奇迹。”路茗茗被他说得含泪笑了。

相关介绍

路遥（1949年12月3日－1992年11月17日），原名王卫国，陕西清涧人。中国当代作家。路遥的小说多为农村题材，描写农村和城市之间发生的人和事。1986年后，推出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二部。1992年积劳成疾，在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后不久英年早逝。

由于路遥出身农村，他的写作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坚信“人生的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所以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活得更为充实”。他始终以深深纠缠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陕北大地作为一个沉浮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诗意象征，每当他的创作进入低谷时，他都是一个人独自去陕北故乡的“毛乌素沙漠”，他在那里审视自己，观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