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和任继愈

季羡林和任继愈

季羡林在望九之年站在位于台湾的胡适的墓前就有了一些回忆和感慨，就和那位长他二十岁、早已谢世的一代文化大师有了心灵上的沟通，文章写得生动自然，娓娓道来，没有什么空话和套话，也就值得一读了。

有人评论说，如果季羡林六十岁去世，充其量就是一个学者、教授罢了，可是人家“老来聊发少年狂”，每天坚持笔耕不止，而且淡泊名利，这些年下来居然有了几百万字的作品，还有了各种林林总总的选集，也就有了一些知名度，自然不同凡响。季羡林原本是研究梵文的，就是写了一部八十万字的《糖史》也不为人知，他自己坦言：“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条缝。”才有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

再看那位主编过《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的任继愈，因为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而在历次运动中稳坐钓鱼船，没有受到冲击的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曾经“老夫聊作少年狂”。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判断，引起了学术界的一片哗然，后又指出：《国际歌》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而《东方红》则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言下之意谁都明白，这位图书馆的馆长是大彻大悟了。后来，任继愈又断言：“我们直接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差一个阶段。”听起来很熟悉，原来又变成了当时那股思潮的吹鼓手，可是习惯多变，就有些遭人在背后笑话，以至于身后几乎没有人去采访他的弟子、学生和家人。就我而言，我倒喜欢那个天道酬勤的季羡林，人家至少不胡说八道。（200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