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王承吉08：“大锅饭”时代的安头村

1958年夏至1960年冬，安头村民生活在集体化的大食堂里，人们称作“大锅饭”时期。当时的亲历者已逐渐推出历史的舞台。为了对这一段历史有所了解，我询问了今年87岁的父亲，并把他断断续续的话记录下来，希望从中能总结一些历史的教训。

1958年，安头村也响应号召进入了高级社时期，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吃“大锅饭”。据老人回忆，那时的村级组织是一个村主任，一个队长，一个会计，还有一个保管。全村里的人在一起吃饭，所有的粮食都“统购”。村里几百口人男女老少在村子西北角那个四合院里吃饭，其管理方式类似于现在的学校食堂。所不同的是每人每天食物数量严格限制，即大人“八分”，小孩减半。十岁以下的孩子分二十斤小麦，十岁以上的孩子必须在大食堂吃饭。事务长是此时最有实权的“干部”，为防止营私舞弊，一般有外村人担任。当时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不允许家户里有粮食，不允许家里的烟筒里冒烟。如果发现谁家烟筒里冒烟，就被怀疑家里私藏粮食，除了没收外，还要批评教育。那时村里安排专人监督。有的人在村地里偷上一点粮食，天黑了悄悄生火炒着吃。因为烟筒里冒出火星被抓住的人也很多。

据说1958年整个晋南地区遇到了百年不遇的丰收之年，玉米、谷子、红薯、土豆均大获丰产。但丰产并没有丰收，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去大闹钢铁去了，粮食烂在地里没法收回。这样，导致1959年与1960年出现严重的饥荒。这两年，集体食堂能提供的食物越来越少，人们还要下工干活，甚至还要晚上加班。为了保存体力，人们在地里干活不说话，回家后马上睡下。后来，随着“大炼钢铁运动”的指标要求不断提高，村里要求“砸锅卖铁”，把家里铁铜制品统统收回，连过去传下来的核桃木柜子上的铜合页都被撬下来交公。全村只有一家的柜子铜合页没有撬下来，是因为该家的老太太病重垂危。村里有些聪明人把烂锅交了，好锅藏了起来；有些胆小的人把所有的锅笼都上交了，以致于在1960年“大食堂”解散后，家里一时无锅可用。每次做饭都借别人家的锅。

这个时期，村里也发生过一个“大案”。当时政府给社员最贵重的救济物资就是被子与衣服。村里的主要干部把被子下发下去了，但把十几条裤子私藏。由于当时村与村之间并不沟通，一般人不知道还有救济“裤子”之事。过了快一年的时间，终于被人告发，几个部门的领导都来严查此事。据说，后来在保管的周旋下，把十几条裤子乘黑夜悄悄地放在队里的仓库，假装忘了此事，才搪塞过去。

据老人们回忆，那时候干活的要求很严，大炼钢铁的组织机构模仿部队建制，有司令与副司令等。安头村的钢铁团队由一个姓曹的女副司令指挥，作风过硬。当时的管理办法主要是“扫暮气”与“插白旗”。如果发现你干活不用力，就确定你有“暮气”，扫暮气的办法很多，从山沟里扛石头是大家最怕的办法；如果“暮气”没扫完，让插上“白旗”那就更糟糕了。后来，在农村干活的人提倡“大干快上”，认为土地“深翻一遍增产一倍，最少增产百分之几十”。所以，冬天的晚上都翻地。

据说，那时的人尽管非常苦，也有危机感，但很团结，没有怨言。(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还问过几个经过那个时代的老人他们的回忆如下：

刘宁生老人回忆：吃大锅饭我记是1959年开始，当时我随父母从乡宁已到临汾，我父亲当时是临汾市三招担任书记，吃大锅饭就是到食堂打饭，虽然时常处于饥饿状态，比乡村就好多了。在此期间回了一趟吕梁临县老家，所谓吃午饭，就是到村里食堂用瓷罐打略稠点米汤，现在回忆真感到不可思议。（刘宁生 临汾市美协主席）

刘松江教授回忆：大锅饭时期，他还是个孩子。大人们下地干活去了，小孩们早早到食堂门口排队，大家拿着打饭的小桶或者瓷盆，由于小孩们等的着急，也无事可做孩子们就敲着桶或盆，如果遇上脾气不好的大师傅，就出来吵他们，甚至把他们的铁桶踢翻。他那时年龄小觉得好玩，没有记得挨饿。（刘松江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

2017年3月2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