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宜昌（10）

舌尖上的宜昌（10）

十、饥饿年代

我正饭量大、长身体的时候，恰逢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因为天灾人祸所导致的粮食供应紧张时刻，所以那个时期唯一的祈求就是尽可能的喂饱肚子。

在杨植的那篇《城市粮油供应（1950-1986）（征求意见稿）》中可以看出，宜昌当年的粮油供应“由于各个时期各地调入品种变化不定，根据‘产啥吃啥，有啥吃啥’的精神，在口粮定量内，经常搭配供应包谷面、大麦粉、高粱面、胡豆（办（疑应是‘瓣’））、红苕干、鲜红苕等。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搭配较多，有时达两三个品种，称之谓‘节约度荒’。”

那个时候我还小，可是对饥饿的印象却很深，史料记载，1960年8月，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途经宜昌，在听取民康药厂的王学武关于组织青年上山采药，发展中成药生产，特别提到黄姜既能充饥又能入药的汇报后，对民康药厂的做法给予肯定。当时的我当然不知道这件事，不过倒是跟着宜昌五中的教职员工去江南的磨基山挖过黄姜的，那个时候，宜昌四周山上到处都生长着很多那种植物。据传，黄姜在蒸煮之前不能用水洗，只能抖掉泥土，去掉无须根的姜头即可，不然就会煮成宜昌人所说的“水浆头子”。剥皮食用，绵绵的、酥酥的，有些红苕的感觉，时至今日，看见街边偶尔有农妇提篮小卖煮熟了的黄姜，还是忍不住会流哈喇子。

在那种特殊年代，讲究的是“粮食不够瓜菜代”。所以就吃过几乎所有能食用的瓜果，印象最深的还是老南瓜和嫩嫩的南瓜叶，也许是那个时候吃得太多了，等到南瓜和南瓜叶莫名其妙的真的成了城市人的新宠，打死我也不愿再吃了。然而瓜菜也不多，所以更多的还是四处找野菜，就跟着大队人马到桃花岭采摘构树叶和紫红色的桑葚，在汉宜路边找过车前草，到东山上和神农似的挖过野菜，也许是那个时候尝过百草，所以到现在几乎对所有的野菜都敬而远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读三年自然灾害的有关回忆的时候，看到了清华大学首创的食堂“双蒸饭”。所谓的双蒸饭就是在饭蒸好之后，揭盖洒上水又蒸一次；第二次蒸饭，盖子必须盖紧不得敞气，加大火让蒸气把饭的体积增大。双蒸饭十分松软，不需咀嚼就可以咽下肚去，从感觉上要比单蒸饭饱肚子，增加的其实不过就是水分而已。那个时候，我们跟着母亲在宜昌五中吃大食堂，一人一个土钵。据说宜昌各单位的炊事员在双蒸饭的启发下有所创新，在装钵之前用水先将米泡胀，再装钵加水，进行双蒸，因为一钵饭里上了三道水，所以比双蒸饭的体积更大。

可是我的印象中当时吃的都是包谷饭，土钵里全是黄橙橙的煞是好看就是不好吃。也就是经过了那个困难的时代的人都懂得粮食的珍贵，那种用面粉、包谷粉、黄豆粉做的“计划饼子（宜昌话）”是困难时期政府免费对学生的格外照顾，所以至今印象很深；春节前买计划肉要排队也很正常，那个时候的人很自觉，天刚亮就在解放路肉食店（现在时代广场处）门口排成一串长龙的队伍里也许就有我；吃了一顿父亲包的饺子、母亲下的肉丝面就像是吃了满汉全席般的满足，所以对毛泽东酷爱吃红烧肉十分理解和共鸣，虽然我从来不吃肥肉。

东山南北绵亘3400米，1958年前多是坟头野冢，1960年前后因为要解决吃饭问题，就将大多数无主的坟堆推平，凡是能种庄稼的土地都被开垦成一块块的梯田，鳞次栉比，满山遍野；从大公桥至中水门的河滩和那些臭气冲天的垃圾堆也被分割成一块块的农田，可以抢在夏日洪水到来之前，收获一季包谷和小麦，到了秋天的时候，宜昌的河滩就尽是一片绿油油的青纱帐。在极为困难的时期，那种在革命理想鼓舞下的上下齐心，干群一致，同甘共苦的凝聚力和宜昌人勤俭节省、质朴重义、吃苦耐劳的精神也就是在那种勒紧裤腰带的年代得到极大提升的。

有些时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这就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