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最初

我出生的那个小乡村，像一只在荒原上流浪且瘦得皮包骨头的野狗。一座座矮小的茅草屋，歪歪扭扭地排列着。阳光明媚，树叶疯长，油菜花一年比一年芬香。一个夏天，知了爬上我家后院的老槐树上，聒噪地叫不停。我出生了，声音细长、嘹亮，一下子把知了的声音压下去。外婆描述我出生的情形，两只布满筋虬的手在半空中比划着，你当时太小了，只有一根黄筷长，全都是你妈妈一个人慢慢盘，慢慢盘，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才把你养活。她说得有点吃力，像是竭力地想掺和进来，帮妈妈使把劲。

在我四岁那年，我被寄养在外婆家，爸爸妈妈像打仗似的，东躲西藏地生第二胎。

外婆年轻时就守寡，一个人领着三个孩子，再加上家庭成分不好，艰辛可想而知。在外婆家的那些日子里，她每天早上都给我吃猪油拌饭，一老一少坐在门槛边，她喂一口，我吃一口。表姐总是准时地出现，像是掐准了时间似的，她长得又黑又瘦，如芦苇荡里霜打的芦杆，倚在门边，眼巴巴地看着。外婆见了不忍心，就让表姐坐在我旁边，一人一口地轮流着喂。

年关将近的时候，爸爸妈妈偷偷地潜回了外婆家，爸爸写得一手好字，某天中午在外婆家的西厢房里潇洒地挥着毛笔写对联，后来，不知谁跑来说一声，大队干部跑过来了！爸爸一惊，墨汁翻了一地，他叫我去找妈妈，自己敏捷地躲进了外婆家的粮仓里。我在一户磨豆腐的人家找到妈妈，妈妈正和一个女人在厨房里做着芝麻饼，芝麻的香味把着我的肠胃搅得有些痉挛，我拼命地咽了一下口水，细声地说了一声，大队干部来了！妈妈就立即被那个女人麻利地推进了靠着猪圈放柴禾的地方。

我出来没走多远，看见一群人颇有气势地朝我走来，我瞄着他们，和他们擦肩而过，走了几步，被他们从后面叫住，你娘老子呢！我先是沉默，然后用手指着一条小巷子，他们盯着我，互相嘀咕了一阵，像是掂量着消息的可靠性，然后加快脚步走进了那条小巷子。

弟弟终于出生了，这里面绝对有我的功劳。那天，他以一个新中国的合法公民的身份蜷缩在妈妈怀里，被人用门板从断垣残壁的墙头，抬进了屋子。老槐树上的知了似乎叫得更加欢快了。为了接受惩罚，家里仅有的稍微一张八仙桌被充了公，因交不齐罚款，爸爸被关进了生产队的黑房子。从家到大队部要一个小时，每天傍晚时分，夕阳憔悴不堪时，堂哥就在奶奶家盛上一碗饭，上面反扣着一个碗，用毛巾扎着，提在手里，去给爸爸送饭。一个夏天过后，爸爸回到了家里，因受尽了蚊虫了折磨，瘦得不像个人样，但一切总算平静下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渐渐长大，越来越感觉乡村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穷。我家和大伯家两家争吵不断，不知道为什么吵，似乎日子只有吵，还能持续下去。妈妈和大妈遇到一起，就像两只火鸡，谁也不让谁，爸爸和大伯也很快被卷进去，最后是爷爷。爷爷从我记事时，就是一条腿，另一条腿的裤筒空空的折起来，塞在勒住裤子的粗布条里。他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两件事，一是训人，一是打麻将。

他看不惯大伯和大妈一觉睡到太阳爬到窑顶还不起床，就用拐杖，对他们的大门一顿狂敲。大妈披着头发打开门，和爷爷对骂了两句，爷爷更加得火冒三丈，用拐杖抚摸了一下大妈的脑门子，大妈就毫不客气地推了一下爷爷，爷爷倒在地上，大妈就像肆无忌惮起来。大伯听到动静，穿了个裤衩出来，一下子把大妈拉开，大妈又和大伯在屋子里打了起来。这时，爸爸妈妈往往站在篱笆处，出神地看着，脸上的表情不停地变换着。

到了上小学的时候，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军黄色的小书包，教室里没有凳子，我把家里唯一的一张小椅子带到了学校里。学校离家绕过几块田，再绕过一个大堤和一片茶场就到了。每天上学，妈妈就把我交给了堂哥。我出门的时候，往往就是爷爷出门去外村打麻将的时间。哥哥让我走在他的前面，手里拿着一根刚从树上折下还冒着绿汁的树枝，只要我稍走慢一点，就对我的头敲一下。到了学校门口，他就扔掉那根树枝，规规矩矩地向教室走去。在学校，我和他的表现悬殊很大，我是红旗手，肩膀上有二条杠。他是个体育健将，很擅长长跑，但老师们明显地对他这个长项不太满足，学校的广播里经常通报着他违反小学生行为规范的光荣事迹，我经常看见他被罚站在教室外边，头低着，毫无表情。但每次到了放学的时候，就严肃地告诫我，不许我把他在学校里受罚的事情透露给大人，否则就让我好看。

那段时间，三姑和小姑还没有出嫁，她们两个给家里带来了无限的春光，她们常去号称“小上海”的邻乡，我对那个地方充满了好奇，总觉得那个地方专产胭脂、口红，并且能让人一进去就能换了模样出来。三姑和小姑的那些东西每次都是偷偷地背着爷爷奶奶，藏在一个小木盒子里。我有一次，趁她们不在家，一一地涂抹了一遍，出门时遇到堂哥，堂哥惊讶地看了我半天，问我是哪来的。我很快招了，后果是，他把三姑和小姑的那些宝贝似的东西挪用了一些，送给了村长的女儿。

三姑属蛇，喜欢把刘海处梳得很高，像古代人一样，她的话不多，心眼特别好。小姑比较活跃，喜欢赶潮流，有一次，她和三姑去了“小上海”，回来后，每人都顶着一头的卷发。爷爷打麻将回来，一见她们的脑袋，就让她们去跪在榻板上，并且放出话，谁要是劝，谁就跟着一起跪。最后三姑跪到半夜，忍不住地放了一个屁，奶奶说，你看，小蛇连屁都跪出来了，你就让他们别跪了。爷爷默不作声，躺在床上，挥了一下手。三姑和小姑这才起来，揉揉膝盖，转身又偷偷地去照镜子了。

后来三姑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篾匠，小姑自由恋爱，找了一个修半导体的。半导体的男孩子喜欢逗我和弟弟，每次来到我们家，总是一把我抱到高高的粮垛上，我一哭，他就笑得特别欢，眼睛眯成一条线。在谈到房子的问题时，他的眼睛眯不起来了，小姑强烈地要求他在镇上盖房子，半导体男孩说，我家里有房子呢。小姑不理会，二姑也回到娘家，劝她。她一听更加生气，说二姑胳膊肘儿向外拐，对着门口池塘就直冲过去。

我当时正在场上和弟弟用一个小纸盒子和着稀泥，盒子倒地上一倒，就是一块小小的砖头。我眼看着一个人影直冲向池塘，等我反应过来，就冲着屋子喊：小姑跳到塘里去了！爸爸从屋子里冲出来，一下子跳进水里，把小姑揪上了岸。小姑像一只湿漉漉的小鸡被顺从地拎出水面，然后快速地钻进了我家的厨房。

最后，由于小姑的反抗不彻底，半导体男孩胜利了，把小姑如期地娶到了他那个被小姑称为“龟不生蛋的地方”，不久生下了一个女儿，女儿刚学会走路，小姑就和半导体男孩去真正的上海闯天下了。

堂哥一直都是快乐的，尽管不时有老师来到家里向大伯大妈告状，但他还是一成不改。到了初中时，他喜欢上我们班的一个女生，每个星期都要将家里的鸡蛋偷出去，换一小袋“飘柔”送给那个女生。那个女生，我不喜欢，总觉得她的身材和我们女生不一样，上体育课时跑步胸部上下起伏，男生们吃吃地笑，女生则表现出很恶心的样子。我当时一直想不出来，堂哥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女生。那个女生喜欢堂哥班上的一个男生，堂哥说，当他看到她和那个男生勾着一个手指头在街头的电线杆时，他的心就跟死了一样。第二学期，他说什么也不上学，去了农具厂当了一名学徒工。

不知什么时候，大人之间的争吵少了很多，妈妈和大妈见面时也会说上一两句话，过年的时候，见到爷爷奶奶，也会叫上一声爸爸妈妈，敬上一双亲手纳的布鞋。外婆每次来我们家，照样会在爸爸的面前埋怨爷爷奶奶如何地偏心大伯家，而爸爸每次都笑着恭谦地点点头。

爷爷也很少训人了，但还是早出晚归地打麻将，我见到他时，第一句话还是那句，爷爷，今天赢了多少？若是赢了，爷爷就伸出几个手指头，若是输了，就一声不吭。有一天我中午回家，见爷爷居然拄着一根拐杖站在村东头的坟边，那天是清明节，冥币烧成的灰烬乱蓬蓬地飞向天空，他长久地注视着那肆意飞扬的灰烬。不远处，枯树下一头老牛突然哞了一声，像是从地心发出来的声音。

爷爷说，他的一个牌友死了，然后又叹息了一声说，我也老了。

爷爷在一个天寒地冻的冬天走了，他临走时瘦成树干，不成人形。奶奶扶着棺材哭着说：你这个老烂腿，我服侍了你一辈子，你就这样狠心地丢下我走了。几个姑姑都及时地回到家，大家都说，爷爷福好，儿孙满堂，丧事应该当喜事办。那天是冬至，在农村，这个日子是相当吉利的。中午时分，所有的人家都放起了鞭炮，鞭炮声和唢呐声两种不在同一频率的声音混在一起，乱糟糟的，有人说，像是爷爷麻将桌上的洗牌声。

我哭得一塌糊涂，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但知道肯定是有个理由值得我去哭的。

那一年，我十五岁，童年已经走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