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纪委生涯
1990年8月，我调到我市纪委工作。此前我在我市一所干部学校教书。我到纪委工作的动因，并不是热衷当官，也不是公务员岗位诱人，而是在基层工作，见多了那些干部们的胡作非为，想到纪委狠狠地查他们一下。说得冠冕一点，是为民作主；说得小人一点，就是出出心中的恶气。然而，到了纪委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非常幼稚的，腐败并不是哪个个人，甚至并不是一个纪委，想反就能反得了的。
我到纪委后调查的第一个案件，是一起领导干部玩忽职守案。1990年秋天，连降大雨，河水泛滥，房屋、庄稼被淹。我市农业科学试验站群众署名给省委书记写信，反映该站党委书记，在水情严重之时，带小孩到南京治病，数日不归，致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省委书记的批示是：“一定要严肃处理。”但我调查的结果，证明群众反映与事实不符。该站书记是在发水前去南京的，发水以后能立即赶回，组织抗洪抢险；而且该站地处海边，水情来势凶猛，退时迅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我建议，对该书记免予纪律处分。但是省委书记的批示已经定下调子，不管调查与否，这个处分是免不掉的；调查只是完善一下程序。结果，他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在我们国家，执纪、执法，并不完全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纪律为准绳，而是由某个大人物或某个有权的领导的一句话来决定，没问题的说成有问题，而更多情况则是，有问题而说成没问题。下面我要说的就是这种案例。
某年，根据群众举报，我调查了我市印染厂厂长，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收受回扣的问题。经多方取证，证据确凿，建议对其立案审查。但是在提请市委常委会讨论时，却因市长的反对而未能立案。市长反对的理由是：该厂是市重点企业，该厂长是个能人，离不开他。对其立案审查，会影响该厂的生产经营。几年后，该厂厂长还是进了大狱，那是因为他的保护人――那个市长也进了大狱。
并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保护腐败，领导干部中也的确有一些刚正不阿、坦荡无私的人。但他们个人的努力，也并不能阻碍腐败的横行。我省当年的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委书记、有着“曹青天”之美誉的曹克明同志，每一封人民来信都亲自过目，每晚都要工作到深夜；他所批示的人民来信，都要看调查结果汇报，重大问题，还要亲自听调查汇报。但他不可能去亲自调查案件，他最后作出的处理意见，其根据也只能是别人的调查结论。也正如我市信访局警告上访群众的那样：你就是告到中央，最后也是由我们处理。层层级级的人员，糊弄少数领导是很容易的。现在社会的复杂，已不可能再是古代依靠少数清官为民作主的时代了。
1997年8月，我调到市廉政办。廉政办不负责查处违法违纪问题，负责纠正违反党风政风问题。规范领导干部住房，是当时的一项主要工作。但其实是无法规范的。规定每人只能有一套住房，但许多领导干部都有几套住房，有的夫妻双方都有住房，有的调一个单位占一套住房。特别是1998年，即将房改之时，许多领导干部，有的单位突击为他们建房，有的单独为他们购买商品房。某县一副县长，调任市某局局长，一上任，就用单位公款为其买一套住房，报市廉政办批准。他天天来催，说：“我急死了。”我很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们单位有很多干部、职工，工作几十年还没有房，他们就不急，就你急。”他说：“这不是要房改了吗。要赶在房改之前呀。”还有一个县里调来的干部，占据了该单位在市区的一个门面房，办理房改手续时，房产局、国资委等部门谁也不敢批，让找廉政办。市廉政办的一个副主任，竟用欺骗的手段，帮这个干部办了房改手续。该单位职工，前赴后继，多少年向纪委反映这个问题，但因这是纪委批准的，一直置之不理。房改之前，开展了清房工作，只有3名干部被清退出多占的住房，其余多占住房都折价处理给了本人。清房宣布胜利结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廉政办的另一项工作，是狠刹公款吃喝风。这股风，是顽症，绵延不绝，屡禁不止。有民谣曰：“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得伤肝又伤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书记说：能喝不喝也不对。”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发文件，开会，检查，但无济于事。民谣又曰：“党中央，发文件，一层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上饭店。”在朱镕基任总理时，一次搞了个《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八项规定》，其中就有严禁公款吃喝。一时来势凶猛，电视台的记者，每晚扛着摄像机，跟着我们到酒楼、宾馆曝光。但突然形势逆转，从苏南调来一个市委书记，他说：“刹吃喝风影响经济。”于是，一夜之间，吃喝风又起。我地又流传两句顺口溜：“市里来了个白头翁，重新刮起吃喝风。”那个书记是白头发。
为了刹住吃喝风，我们可谓想尽办法，黔驴技穷。坚守不住，就退守第二道防线，规定“四菜一汤”，但人们用大盘子，每个盘子里盛几个菜。于是又退守第三道防线，规定在执行公务时禁止吃喝。于是晚上和休假日，吃喝就具有了合法性。后来又实行《禁酒令》，但不禁饮料，仍然是变相喝酒。而且就是这样的规定，也是针对基层干部，领导干部根本置若罔闻。直到十八大以后，这股风才被刹住。
廉政办还有一项工作，是禁止公款旅游。这也是纸上谈兵，公费旅游已成为机关干部的一种待遇，小干部在国内旅游，大干部出国出境旅游。我们纪委有一任书记，快退休了，再不玩没机会了，任职5年，玩遍了五大洲。一次到南美4国，出国报批的名义是：考察花炮市场。一年，我市的统计局长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去玩，群众举报后，我去调查，证据确凿，报请领导处理。统计局长去找市长求援，市长讲话了：“这事我知道，是我批准的。”于是不予追究。这个市长原是我们市纪委书记，他难道不知道规定吗？但他一句话，违纪者就免予处理。
还有就是规范、管理领导干部购置、使用小汽车。按照中央规定，省部级正职以上干部，才可以配备专车，也就是说，我们市一级机关，任何人都不可以配备专车。但几乎乡镇以上领导干部，都有专车，曰：相对固定用车。单位没有那么多车怎么办？就占用下属单位的车。我市市委统战部，长期占用一个寺庙和尚的车。领导干部的车，使用有三个三分之一，即：领导使用三分之一，家人使用三分之一，司机使用三分之一。早上起来跑步5000米，但上下班只有500米也要乘车，那是一种派。机关每一、两年就要开展一次整顿机关作风，禁止上下班乘车。但活动一结束，立即恢复乘车。有一次活动期间，某区一名30余岁的副区长，让人来请示，说他身体不好，上下班不能步行。我说：“才30几岁就不能走路，还能当区长吗？”这个副区长记住了我这句话，几年后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我母亲是离休干部，要办红本子医保，但他就是不批。机关的公务用车，到2016年进行了改革，不管你用不用车，按级别发现金，级别最低的干部每月800元，级别高的每月达几千元。成了变相增加工资。
我在纪委工作26年，为反腐败斗争，尽了一点绵薄之力，但效果甚微。就纪委这个反腐败斗争的领导机关而言，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没有一项是被我们禁绝的。有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自行消亡；有的变换了方式依然存在；有的愈演愈烈。我刚到纪委时，万元的案件就是大案，现在几百万、几千万的案件已成寻常，甚至都有上亿的案件。社会对腐败现象已经见怪不怪。这不是纪委的无能，更不是我们这样的纪委干部的失职。陈水扁、朴瑾惠犯罪也一样进牢间，吕秀莲一张买酱菜的发票也被曝光，我们如果能有这样的监督体制，又何愁腐败分子腐而不败呢？